香港“油麻地的兩萬種死法”導賞團:城市中的邊緣人,繁華背後的陰影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9期,原文標題《香港油麻地導賞團:繁華背後的陰影》

攝影/劉有志

香港“油麻地的兩萬種死法”導賞團:城市中的邊緣人,繁華背後的陰影

油麻地警署曾是港劇警匪片的取景標配地點。如今已人去樓空,阿sir們搬到新辦公樓

“油麻地的兩萬種死法”

油麻地坐落在九龍南部,和香港的兩大人氣聚點尖沙咀和旺角毗鄰,三區統稱“油尖旺”。但與其他兩區的光鮮亮麗不同,油麻地是相對黯淡的,像是夾在二者中間的窪地。

油麻地的招牌是廟街,上世紀90年代黑幫港片的取景聖地,時至今日夜裡依然攤販聚集,燈火通明。廟街中段一街之隔,有一處白色多用途的政府大樓,下層有垃圾站和廁所,上面是社區圖書館和多層停車場。停車場入口處,一座天橋從西直穿而入,又從東穿出,像是一把利刃刺穿一個軀體。

“這是因為先有這棟大樓,再有這座天橋。”住在油麻地的33歲律師陳玉峰對一群人說,“眼前這棟樓,可能是油麻地死過人最多的地方。”她以大廈西側一層的一棟公共廁所為例解說,那個24小時開放的洗手間,“男廁基本每個格子都死過人”。

這還不是全部。這座大廈的停車場高8層,每層都有窗戶向四面開放,可從各個方位跳下。過去幾年裡,每年都有人在不同方向、樓層一躍而下。2016年中秋前夕,一名男子從8樓跳下,砸到一名中年女保安,導致後者重傷,男子亦身亡。據當時香港媒體報道,事發後,現場一排大排檔唱歌攤無懼命案,生意照做。有人載歌載舞,高唱:“命裡有時終須有。”

香港“油麻地的兩萬種死法”導賞團:城市中的邊緣人,繁華背後的陰影

在一座天橋上,導賞團向參團者介紹“果欄”車禍與隔街大廈中死亡4年才被發現的女模

香港“油麻地的兩萬種死法”導賞團:城市中的邊緣人,繁華背後的陰影

油麻地多舊樓,與臨近的旺角和尖沙咀相比顯得黯淡許多

“我曾在這塊政府用地住過5個月,但從來不知這裡死過這麼多人。”一個20多歲的參與者說,若不是2月16日夜裡的導賞團,他可能都不會知道這些故事和細節。他所參加的導賞團叫“油麻地的兩萬種死法”,由陳玉峰和陳可樂策劃並帶隊,這座政府多用途大樓是第一站。

導賞團是香港的一種特有公眾服務形式,意思是策劃並帶領一批市民去了解某個特定專題。重口味的“油麻地的兩萬種死法”導賞團於2016年下半年創辦,在秋冬季週末舉行。兩小時內,陳玉峰和陳可樂會帶著參與者走過1.5公里路線,參觀並講解油麻地約10個死亡現場。“兩萬種死法”一名源自美國冷硬偵探小說《八百萬種死法》,“八百萬”特指紐約的800萬市民,每人都有各自的死法。無人可逃,尤其是在紐約這座大城市。

陳可樂今年30歲上下,熱愛哲學,一直從事社會公共工作,對死亡和權力結構有思考。他說,這個導賞團的靈感來自於2016年萬聖節,為呼應萬聖節特定的“死亡”主題,他開始關注兇案,發現自己居住的油麻地就常有命案發生。陳可樂說,他希望通過做這個導賞團喚起人們思考,“為什麼處在同一空間內,他們死了,而我們卻活著?”

原本想只做兩期,但報名者絡繹不絕,於是從2016年10月第一期開始,一直做到現在。3年下來,他們帶團超過50次,逾500人。“每一步發展都超出了預期。”陳可樂說,2019年初經媒體曝光後,檔期報名人數一下猛增至300人,團隊應接不暇。

兩個策展人,陳可樂在油麻地住了8年,陳玉峰住了5年。他們覺得,油麻地幾乎是最具香港氣息的社區。它樓宇舊且不高,房租便宜,因而人口密集,各類人聚集穿梭,有少數族裔、等待難民身份者、露宿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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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窄的小巷中,亦有很多人在此生活與死亡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研究員王惠玲曾在油麻地做過“香港記憶計劃”的社區口述,她說,

油麻地的最大特色是街道,只差一兩條街,生活面貌已大不相同。“一些街道老老實實,晚上烏燈黑火;靠近彌敦道者,則一直燈火通明,充滿藏汙納垢的夜生活。”很多港人也避之不及,每次有朋友來港在附近住,都會勸他們儘量靠近彌敦道,“越往裡越黑,感覺越不安全”。

這與陳玉峰的觀察相符。她平日在中環上班,愛好爬樓,常在油麻地各個高樓的天台穿梭,發現除彌敦道、廟街等地燈火璀璨外,這個社區其實有很多地方是一片幽暗。而身為律師的她知道,那些幽暗角落一向有人生活與死亡,只不過很多人不敢獨自去看。

陳玉峰與陳可樂選擇了10件兇案講述,多數發生在2012到2016年。陳可樂說,一個很重要的選擇標準,就是希望他們代表不同的群體。然而,這些案件也呈現出某些共性:死者幾乎都是在此生活的邊緣人,有打工的女孩、坐檯的公關、南亞的移民等,多為女性。陳可樂感慨:“城市是會吃人的,香港繁華的背後也有很多陰影。”

“死亡是隨便的、隨機的”

2月16日這個夜晚,陳玉峰帶著一行十餘人從天后古廟出發,深入到油麻地的夜色中。

導賞團集合的天后古廟公園地處油麻地中心,周邊汽車聲與人聲嘈雜,一行人只有緊跟帶隊的陳玉峰,才能聽清楚講解內容。她說,油麻地之名與天后廟都與香港開埠後的海上產業有關,天后廟早先在淺灣沙洲,靠近碼頭。據廟內1870年所立碑記,當時該地是“麻地”,是漁民曬船上麻纜之地,後因交通方便,聚起桐油及麻纜商店與從業者,改稱油麻地。

“油麻地和旺角幾乎是香港最早的華人聚落。”陳可樂說,天后古廟有上百年曆史,最初興建是為保佑華人漁民在此安泊定居。依傍這種水上文化,油麻地衍生出了廟街和“果欄”水果批發市場等地標性區域,江湖味濃郁,“黃賭毒”聚集。

從天后廟出來,是油麻地警署舊址。這棟藍灰色的三層小洋樓,是《古惑仔》《無間道》等香港電影的取景地,現已棄用。陳玉峰說,上世紀70年代末,香港警察貪腐問題嚴重,油麻地警署的警察尤甚,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裡臨近“果欄”,收取保護費頗豐。2016年5月,附近一位76歲的果欄苦力推著幾箱橙和芒果,被一輛車撞倒後死亡。這則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引發媒體大量關注。原因之一是水果散落後,許多經過此地的居民撿拾橙子,連清理現場、記者採訪都沒有停止,這些橙子因此被稱作“死人橙”。而肇事司機,則是一位因醉駕被吊銷執照的故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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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律師陳玉峰在講解中,因天氣原因,導賞團只在秋冬季夜裡舉行

“為什麼一位76歲的老人還在幹苦力?”陳玉峰解釋,一般60多歲都已退休,老人完全可以靠津貼度日。死者妻子是一名50多歲的內地人,經媒體曝光後,有人認為老人是被妻子逼的,但妻子在現場傷心跪地,對記者說,自己一直勸他不要工作,果欄實在太辛苦,苦力掙錢也不多。同時,老人有過另一段婚姻,長子是警察,完全可以供養父親。“如果我們多瞭解一下事件背景,可能就會避免誤解。”

陳玉峰說,油麻地至今都存在很多“苦力”,粵語稱為“咕喱”,他們大多在果欄等地負責搬運工作。每天有超過上萬箱的水果經此送至全港。2月的香港夜裡還是涼風颼颼,但果欄苦力們已赤膊上陣,汗流浹背地從卡車上搬出一箱箱水果至欄外馬路邊。夜裡是他們最忙碌之時,每過5分鐘,路面擺放都會有所不同,極易發生交通事故。

“果欄”外汙水橫流,有股臭氣,一位市民牽著寵物犬走過時,特意把寵物抱在懷裡。不間斷的送貨車輛讓這裡噪聲不斷,陳玉峰指著一棟與果欄隔街相望的高層住宅說,這裡房價非常便宜,200多萬港元能買下一處約100多平方英尺(十幾平方米)的房產,“但買在這,你就不用睡覺了”。曾有一名女模特,在大廈房間裡死去4年後才被發現,因為這裡臨近果欄,常有臭味,居民習以為常。大廈人情之疏離,可見一斑。

在車流人流之中,陳玉峰一頭短髮,語速很快,有幹練感,案情說得清晰有條理,這是律師職業賦予她的理性特質。陳可樂則相對感性,喜歡設身處地換位思考。果欄附近是避風塘碼頭,曾有一名“靚女”陳屍海底,她姓鍾,跟丈夫從內地遷居香港後,離家去夜總會做公關,另交了男友。某日在避風塘,她因口角被男友打暈。男友誤認她死了,慌亂中將她扔進海里。最後她溺水而亡,衣服連同手臂都被捲進船隻,被發現時全身赤裸。

“一般人會覺得她是嫌棄夫家窮,被香港的五光十色吸引去了夜總會,但我會質疑這種敘事。”陳可樂看過鍾女士的照片,其面容和身份都讓他想起香港電影《家有喜事》,吳君如在其中也扮演了一位夜總會女公關,有個喜慶美好的結局。陳可樂說,鍾女士本可有類似故事,但結局卻是悲劇。“或許她是沒有選擇,無論如何,我們都應該尊重。”

女士落海處的避風塘曾是全港最大的碼頭。幾十年前,很多漁民在避風塘以水為家,繁衍出獨特的文化氣息,與陸上的廟街遙相呼應。有老居民在“香港記憶計劃”中回憶,避風塘船艇齊整泊岸,形成一條條街道,艇上就有酒家和學校。一到晚上很是熱鬧,賣唱的、放小電影的、妓院、賭博場所鱗次櫛比,多在船上交易,警察很難監管。到了上世紀70年代,香港開始填海造陸,避風塘被分期填平,漁民紛紛上岸上樓,促進了油麻地的人丁興旺,果欄、廟街等地熙攘往來,暴力與犯罪則開始頻發。1975年,《華盛頓郵報》的一篇特稿將廟街稱為“罪惡之街”(Sin Street),稱這是九龍的工人階級夜裡娛樂活動的首選之地。“在廟街所有一切中,與百姓們無障礙打交道的,是各種皮條客、暴徒、癮君子、扒手等狡猾角色。”

這種草根特質,也讓油麻地的死亡打上了很深的社區烙印。“死亡是隨便的、隨機的,死因很多是源自無聊,比如賭博等。”陳玉峰說。有一個賭博欠債的弟弟,拿了一把魚生刀赴宴,打算送給自己的哥哥,卻因為口角,當場順勢用這把刀把哥哥親手殺死。也有人賭博時為躲避警察,站在晾衣架上,摔下樓身亡。事後警員說,賭博被抓最多隻是刑事處罰,二人實不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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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陳可樂說,可以把他拍得憔悴一點

陳可樂說,油麻地的很多兇手並不聰明,屬於“蠢賊”。比如有兇手殺人後用身份證去開房放屍體,後拋屍垃圾站時因為屍體太重,竟叫清潔員幫忙。清潔員覺得此包太重,待其走後打開,發現是一具少女屍身。

相比起來,一個80年代的案件至今讓陳可樂印象深刻:案件發生在相對中產的荃灣地區,一個主婦因懷疑丈夫出軌而痛下殺手,後將他切成多塊後蒸熟去除血水,放在密封袋裡冷凍,然後每月往外扔一塊。“這種方式只有家庭主婦才會弄,非常細心,想得很細。這種兇手在油麻地基本不會有。”陳可樂說,“就連犯罪手法,也帶著一定的階層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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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油麻地紅燈區霓虹燈璀璨

外籍移民之困

我在參團前問陳玉峰,住在油麻地會覺得不安全嗎?她說,安全感取決於身份。“如果你沒有香港身份證或正當職業,是尋求難民庇護者或者性工作者,就可能會有危險,因為你見到警察會掉頭就走。所以危險不在於環境,而在於你是什麼人。”

他們所選取的10個事件中的3起,當事人都是外籍移民——油麻地的另一主角。由於外來移民的存在,很多港人對此地避之不及,“我們叫龍蛇混雜”,陳可樂說。最初,二人以為自己會漸漸厭倦,但很多故事講得次數越多,他們越有新的體會,尤其是外來移民的故事。

一個典型案例是轟動一時的油麻地地鐵棄嬰案。2014年4月,地鐵清潔女工在座位下發現一個環保袋,裡面是一個仍有臍帶的嬰兒屍體,約38周大。警方很快查明,是一名印尼傭人的棄嬰。印傭被拘後交待,她是意外懷孕後怕被僱主解聘,於是30多周時引產將其遺棄。

事件曝光後,陳玉峰的第一反應是震驚:“地鐵是象徵效率和文明的地方,為什麼在這樣一個地方,還會發生這種事?”印傭在地鐵遺棄嬰屍,是因為僱主有兩個房產要打掃,每天她兩地往返。警方最後找到她,也是憑監控知道她每日定時往返,於是守株待兔。那一天,是當年的母親節。

陳可樂最初只覺得印傭可憐,而講解次數越多,他越覺得有問題:印傭懷孕38周,其僱主居然毫無察覺,直到警方上門才知道。“一邊懷孕一邊工作,把孩子打掉第二天繼續工作,那會是種什麼感受?”陳可樂開始想。香港的僱傭合約裡並未規定不能懷孕,但印傭的身體已然不屬於自己,而成了一紙合約。該合約還是違法的——在香港,僱主無權以一張合約讓她清理兩處房產,“為什麼是她坐牢,而不是她的僱主?”

一年後,香港出現了類似案例。一名外傭因懷孕被解僱,她堅持上訴兩年後勝訴。陳可樂看到新聞後想,如果這個案例早點判決,是否之前那名印傭就可以不丟棄自己的孩子。那名印傭,最後被判處監禁5天,緩刑執行。看似很輕,但對外籍勞工來說,事情並非那麼簡單。印傭非本地人,沒聯絡人無法保釋,宣判時已被拘留數月。她以工作簽證來港,被解僱後不能再留港,即遭遣返回國。“這裡有一種制度性的缺陷。”陳可樂說,剛開始講時沒這些敏感度,後來才發現其背後的結構性不公平。

該案只是揭開了香港移民問題的冰山一角。油尖旺地區今日多南亞人活動,被《時代》週刊評為亞洲最具全球化特色的重慶大廈就在附近,它因產權複雜、年久失修而租金低廉,成為很多非裔、印巴裔的聚集地。而在油麻地、旺角等地,相當一部分外來移民的生存之地,則是在天台。

2015年6月,長沙街發現一宗床褥卷屍。女屍如蛋卷般被床褥卷著,放置在街頭半天才被發現。死者是一名印尼裔難民申請者,來港尋求難民身份。兇手是她的男友,同為南亞裔難民申請人,因口角殺人後拋屍街頭。

陳可樂說,這是一件很有油麻地特色的案件,“他們其實還不是難民,而是來尋求成為難民的身份”。目前,香港大約有4000多名這樣的人。一般來講,從來港到確認成為難民,平均需要10年。其間他們不能工作,每月只有200港元的補貼。很多人在等待的過程中就染上吸毒,後暴斃街頭。

這個案子中的死者和兇手在港相識,原本露宿在案發地一旁的天台相依為命。陳玉峰解釋,為防火,香港規定所有天台必須開放。而油尖旺有很多舊樓,上層為居民樓,下層則是通宵經營的色情場所,所以半夜不會鎖門。這些大廈天台因而就成了露宿者和無家可歸人士的暫棲之地。該男友將女子拋屍街頭後,就從人間消失了。

事件曝光後,市民只知道是街頭卷屍案,當獵奇新聞看,但在印尼人社群裡,這事引起了很大反響。陳玉峰事後曾找過受害者的社交媒體賬號,無果,卻找到大量在港印尼人轉發的兇案貼。警方也正是通過他們,抓住了兇手。“原來我們附近的外傭團覺得這是一件大事,只是我們不知道。”陳玉峰說。同一片土地上本土與外來的區隔,不難從中體會。

而更能表現這種區隔的,是碧街7-11殺人案。陳玉峰講完地鐵棄嬰案後,指向了地鐵口的一家7-11便利店。2016年3月,一個人走進這間店,拿起一包薯片打開便吃。店主詫異間上前理論,這個人就拿了把刀捅向店主,店主搶救7天后不治身亡。香港市民自發給店主捐款140餘萬港元,連同7-11便利店退回的加盟費,都捐給了家屬。

陳玉峰拿著iPad,給參團者看一張打了馬賽克的兇手照片。“你們覺得兇手是什麼人?”陳玉峰問。有人答是女人,有的則說是南亞人。命案發生後,有人稱當街殺人的兇手是南亞人,認為該地區較多的南亞人搞亂了治安。一傳十,十傳百,市民在自發悼念中表達憤怒,在店門口掛出“假難民滾出香港”的橫幅,也有團體來門前示威,叫南亞人速速離開。

事實上監控把兇手拍了下來,他膚色較白,更像是白人男性。待警方捉到兇手後證實,他是一個越南裔加拿大籍人士,持來港旅遊簽證。然而,刻板印象已很難糾正,時至今日,有人在談論這宗案件時會稱“碧街南亞人那件事”。一位導賞團參加者聽完後說:“我還是第一次知道,案子的兇手不是南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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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可樂說,若非有人帶領,這些小巷很少有人敢夜裡走進去

正在消逝的城市記憶

隨著故事講得越多、越鮮活,陳可樂對死亡的看法也開始變化。他有張娃娃臉,看著比實際年齡年輕很多。很難想象,這樣一個人在28歲的時候就寫好了自己的遺囑。

“我會天然地跟這些死者有一種貼近感。”他自認也屬於社會邊緣人,寫遺囑也是出於自身近況的體會。做社會工作的他收入微薄,常有經濟壓力。第一次跟他約訪,他說自己身體狀態不好婉拒了,後來才得知,他是陷入了抑鬱。攝影師來拍照,他說自己很憔悴,但沒關係,“為什麼一定要在媒體上展現出很陽光的樣子呢?”

陳可樂有超過10年的抑鬱症病史。中學時他發現自己更喜歡男生,但他在一所基督教中學,性取向與信仰衝突,內心倍感糾結,和父母常有爭吵。多重壓力下,他患上躁鬱症,一種更加複雜的抑鬱症類型,成天琢磨著自殺方式。但教義告訴他,自殺者是不能進入天堂的,他一度覺得人生灰暗。

“那時候對我來說,死亡就意味著解脫。”陳可樂說,油麻地的故事講得越多,死亡就更像是他與自己相處的一種方式。寫好遺囑後,他舉辦了生前追思會。除了沒有棺材外,追思會與葬禮幾乎無大不同。

有朋友一身素衣出席,為他送花致詞,淚如雨下。陳可樂說,那像是在與過去的自己告別。此後,他開始穩定地去看精神科醫生,按時服藥,“還是得把這病搞搞”。別人的死亡故事講得多了,他覺得自己似乎可以死很多次。“如果說他們是社會安全網接不住的人,我也可能是僅僅在邊緣,只有一線之差。”

有人質疑,做導賞團是否對逝者不敬。陳可樂覺得,這也是緬懷的一種方式。正因為有這樣的講述,這些人才不至於僅變成報紙上的一個小豆腐塊,之後就被永久遺忘。還有人覺得,導賞是獵奇,可否改成“導訪團”,陳可樂則說,並沒有想過說教,並非定要人嚴肅對待,“都是往事,可輕亦可重”。

但參團者不這樣想。當週來的多是年輕人,有學生、教師、從商者等。兩個小時很快過去了,他們結束後挨個兒發表感言。一位20多歲的參與者說,她在想:“香港到底是小是大,是包容還是排外,不然為什麼很多人就這樣死去了?”

另一位老師則說,很多案件之前有聽說,但不知如此多的細節,“知道不等於理解,理解後才會有尊重”。

常有意想不到的人來參團。比如急診室的醫生,他們常遇的病人,和命案主角很像。這些醫生一來就是10個人組團,每人2小時,就是200個醫療時——在醫療資源緊缺的香港,這異常珍貴。還有一次,來了專做工業意外援助的社工,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辦公室裡看新聞,哪裡有事故,他們就去現場,看那些悲痛欲絕的親屬是否需要幫助:料理後事、申請保險或救助金等。做過社工的陳可樂才第一次知道,原來香港還有這類社工。

香港“油麻地的兩萬種死法”導賞團:城市中的邊緣人,繁華背後的陰影

圖:燈火通明的廟街是油麻地的招牌,《南華早報》評論說:香港沒有其他地方能像油麻地這樣,在一天所有時間中都充滿能量

在城市的鋼筋水泥裡,很多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彌補人情間的隔閡和縫隙。陳玉峰說,故事講得越多,她就愈發覺得生活有很大的轉角空間。她說自己並非特別熱愛香港,只是想要關注社區。“如果我住在中環或國外,我也會關注鄰里社區,並不介意是不是油麻地。”

而在她看來,死亡之外,油麻地有著自己的人情味,有一些不那麼“香港”的元素——沒有很多遊客和名店,卻有小店和街市,像80年代。居民能坐在街頭,邊吃東西邊與老闆聊天。很多店鋪喂著貓,陳玉峰能叫出每一隻貓的名字。能買到很多日常用品,文具、廚具等等,“在尖沙咀怎麼能買得到?”

有段時間,陳可樂所住樓下就是“馬檻”,一種沒有固定的性工作者、僅提供性交易場所的地方,他與皮條客“馬伕”成為鄰居和朋友,常常聊天。他教“馬伕”在天台種薄荷,後者則夜裡幫忙盯著大門,盜賊不敢來。“馬檻”一搬走,大廈就開始有賊。

油麻地還有一些市民自發的日間導賞團,聚焦這裡的人文歷史和人情味。“兩萬種死法”導賞團出名後,有日間導賞團找到陳可樂,希望向他們借兩個故事一同講解,讓社區印象更加立體完整。“果欄”苦力老人在警署附近的車禍,以及長沙街難民卷屍兩個故事,就這樣出現在越來越多人的記憶中。

“一個社區不只有一個面貌,各個面貌由不同人和社群的各種生活方式呈現出來。”香港大學研究員王惠玲說,當初她在“香港記憶計劃”中做油麻地口述史導賞,追尋的是社區與香港歷史和尋常百姓的關係,不太關注死亡等驚心動魄的一面。但是,若把尋常百姓和驚心動魄放在同一個社區來看,更顯出香港的那種混雜、流動和豐富,以至互相接納、和諧並存。

油麻地故事還會講多久?陳可樂沒有特定打算,相較於城市,他更喜歡農業,下一步打算養蜜蜂。陳玉峰說,油麻地、旺角已被列入城市更新改造計劃,她不知道還能在這住多久。近年來,油麻地的樓價、租金已開始漲價,一些唐樓的窮人因開發商收樓而被逼遷往遠方。

2017年,香港市區重建局啟動“油旺地區研究”,內容包括研究增加區內容積率,把區內未用盡的容積率轉移到其他樓宇,令樓宇建得更高,加速整區重建。早在上世紀90年代,市區重建局前身就想過拆掉某條整街,打通油麻地到尖沙咀,做成一條步行街,但最後都沒做到。更早的60年代,就有過搬遷“果欄”的動議,也未成行。

相比之下,避風塘碼頭消逝的步伐最快。這個與油麻地興衰緊密聯繫的碼頭,在70年代的多次填海工程後搬了新址。新址近年來也因改造和填海,向外擴張了一公里。曾經的夜總會女公關屍卷船底案的現場,變得面目全非。導賞團走過的若干現場中,這處離得最遠。隔著一條馬路和高架橋即開講,初來者甚至望不到遠處的碼頭與大海。

“我們講她的故事時,其實是在說一聲抱歉。”陳可樂說,“碼頭離得太遠,雖然我們很想走近看望,但只能這樣。”

(感謝尉奕陽、陳品妤、黃姝倫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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