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近城根儿我的家故事頭條網

1949年我出生在西内南小街井儿胡同15号。这条胡同位于西直门和阜成门正中间，距两座城门各一里半地。出了胡同西口就是城根儿，不知什么年代城墙被扒开了一个大豁口，打我记事起，豁口的大栅栏门一直大敞四开，就没见它关上过。

路北的1号院足足占据了半条胡同，从尽东头一直向西延伸，如果不是被南北走向的鱼雁胡同拦腰截住，恐怕是要一直通到城根儿了。早年间这里是个官宦人家的府第，据说曾住过一位王爷。红漆大门前有两块上马石，我小时候常和一群玩伴在上面拍洋画。大院的东头开了个旁门，比正门大，能进出汽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解放军的一个炮兵营进驻大院。逢年过节，部队改善伙食包饺子，官兵们就到附近老百姓家里借面板和擀面杖，15号和炮兵营斜对门，抬腿就到，炊事班长大老张是我们家的熟客，除了借东西之外，班里哪个战士的衣服破了，他也拿过来让我奶奶还有我妈给缝补上。在我的记忆里，有个场景时常会显现出来：昏暗的屋灯下，大老张笑眯眯地把一个笸箩递给我妈，我好奇地扒着笸箩往里瞧，里面是一些个馒头和窝头。那时我家人口多，生活拮据得很，大老张不止一次地用这种方式来帮助我们。隔壁16号住着何连长一家，女主人是个很随和的人，讲得一口别人听半天也听不懂什么意思的方言，只能揣摩个大概齐。夫妇俩有个男孩，名叫何道生，梳个小分头，不怎么和胡同里的小孩儿凑在一块玩儿，他比我大上个两三岁，据说是在随军途中出生的。有一件令我非常好奇并留下深刻印象但又不好意思开口询问的事，就是他家洗洗涮涮的全用一个盆（也许还有别的盆，但我没看见），我曾把我的这一重大发现告诉我妈，被我妈好一顿数落。

炮兵营的炊事班买粮买菜买煤倒炉灰，都走鱼雁胡同里的那个小旁门。每到晚上七八点钟，我家的后山墙就会传来咚咚的敲击声，这是出来倒炉灰的炊事兵用暗号通知我们：快点到脏土站捡煤核儿去吧。脏土站就设在椿树胡同把口的电线杆子底下，要等路灯亮了以后才允许使用。那时的垃圾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炉灰，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到了夏天，才能见着点烂菜叶子西瓜皮之类的垃圾。后来改成定时上门收脏土，街坊四邻一听见铃铛声，赶紧端着脏土箱子、脏土筐出来，递给脏土车上的清洁工，劲儿大的就直接给扔上去了。我在脏土站捡煤核时意外地捡到过一本《外国民歌二百首》，不知什么原因被它的主人遗弃了。我如获至宝，一直珍藏着。可惜的是，在文革初期破“四旧”时，它与我历年所获得的各种奖状一起被付之一炬了。

炮兵营开拔后，4501部队文工团进驻大院，东边划出一块地方归了一家部队木材厂使用。原来的汽车库变成了电锯车间，胡同里那块空场也堆上了被剥了树皮的原木，一帮淘小子没事就爱跑到这儿来，爬上窜下没溜儿地活淘。在一次打闹中，小虎的左胳膊被人弄成骨折了，他托着伤臂跟家里大人说，是他自己不留神摔的，愣是没把真正的肇事者（我的亲弟弟）供出来，够局气。文革初期大刮抄家之风，一天清早，扫街的人发现木头堆上单摆浮搁着两个圆鼓鼓的纸卷，打开一看，一水儿的“袁大头”，不知是哪个胆小怕事的人为了避祸，趁着月黑风高把它们扔了，这几十块银元若是留到今天，也值点儿钱了。

何连长一家搬走后，16号院变成了文工团的仓库，街门上挂了一把大锁，死气沉沉的没了人气。文工团员们成天介咿咿呀呀地练嗓子，其间还夹杂着各种乐器声，打破了四周的宁静。挂着帆布篷的军用卡车经常来接他们去演出，使我有机会见识了各种五花八门的乐器。团员们身着笔挺的演出服，脸上画着妆，显得倍儿精神。最初见到他们的肩章上缀着五道杠，还以为都是大官呢，因为我四舅是海军中校，肩章上缀的是两杠两星。后来才搞明白，敢情那是五线谱。记得有一次，文工团跟往常一样外出执行任务，我骑在门前的抱鼓石上和留守的小战士闲聊。我好奇地问他，你站岗怎么不带枪啊？闻听此言，他变戏法似地从裤兜里掏出一把用红绸子裹着的小手枪，神气活现地摆弄起来。在我的一再恳求下，他终于允许我用手轻轻地摸了一下。当时忘了问问他，一个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小兵怎么会揣着一把手枪呢？

我影影绰绰地记得有一天晚上，有个文工团员拿着一件乐器来到我家，说是替他临时保管一下，过段时间再回来取，谁知这一去就再也没见到过他的人影。起初他还来过两封信，而后就断了音讯。许多年后，

我在翻找东西时偶然在大柜顶上摸到一个落满灰尘的布袋，里面就是那件貌似胡琴的不知名的乐器，绷在琴筒上的蛇皮已现出一道道裂痕，但它依旧年复一年默默地躺在角落里静候着主人的归来。

从炮兵营进驻那会儿开始，大院每个月都会放映露天电影，我们跟门卫混得很熟了，到时候连招呼都不用打，径直往里闯。那时演电影还是单机放映，放完一本，停顿下来再换下一本，断断续续的。偶尔去晚了，操场上的好位置都被人占了，就得钻到银幕后面反着看。我最喜欢看“寂静的山林”、“激战前夜”、“扑不灭的火焰”这类反特片和打仗片。许多老电影的故事情节早都忘光了，片名却记住了，比如“我们好像见过面”、“勇士的奇遇”“罗马十一点钟”等外国影片。在那个物质和文化生活都相当贫乏的年代，能看上一场免费电影，简直就跟过年差不多。

胡同西边路南有个可以从东西两边上下的高台阶，街门常年紧闭，从前是一所私立学校，仅有的两名教职员工是待字闺中的亲姐俩儿，胡同里的人都管她们叫老姑娘。姐儿俩深居简出，极少抛头露面，我没少从高台阶上走过来走过去的，好像从没和她们打过照面。听姐姐们说，她们小时候在那儿上学，冬季天儿，每人每天都要自带三根劈柴和五个煤球到校，用于笼火取暖。在高台阶的斜对过，是一所幼儿园，小学同学钟铁链就住在它的界壁儿。路北6号的街门刷的是绿油漆，门上开了一个投递报纸信件的小窗口。街坊们扯起这个院的事，不提门牌号，都说“绿门儿谁谁家”。和我们院隔了一个门的17号是个大杂院，院子很深，门道特宽，靠西边支着一架织布机，小时候路过，常站在门外看里面人织布。机主的个头很高，街坊们都叫他“何大个儿”。他家还在南小街上的秀才胡同东口开了一家绒线铺，一进门，左首那个文具小柜台对我极具吸引力，每次来我都把脸紧贴在玻璃台面上瞅个没完，带橡皮头的铅笔、大块儿的绘图橡皮、彩色转笔刀、铁皮铅笔盒、五颜六色的电光纸……百看不厌，还有那新出的自动铅笔，看在眼里都快拔不出来了。

井儿胡同原来是一条土路，没有下水道，各家各户的脏水都随意往街上泼。大约在我六七岁时才埋设了下水管道，路面也铺上了柏油。那是我平生头一遭看见汽碾子。那些比较窄的小胡同，汽碾子开不进去，修路工就用铁锹把沥青均匀地摊在路面上，然后再用烧热的长把大烙铁在上面反复压实。

小学毕业的那年夏天，接连下了几场暴雨，院子里的沟眼堵住了，积水排不出去，眼看就要漫进屋，院里的大人小孩齐上阵，手忙脚乱地用木板、砖头和炉灰把门槛垫高，又冒雨把院里的水往街上淘。此时的胡同早已变成了一条小河，浊水打着旋儿，夹带着枯枝落叶沿着街筒子向西流进护城河，水面上还飘着茄子、冬瓜、西红柿，准是南小街上的菜站被淹了。我和弟弟还有院里的老铁、小虎等一群孩子，用废纸折叠成各种式样的小船，有大有小，有带篷的有不带篷的，比赛看谁叠的船飘得最远。这些小船行不多远，不管带不带篷，通通都被雨水打湿淖透，挣扎一阵儿就都沉底了。雨点打在水面上，溅起一个个的水泡儿，见到远处有戴草帽的行人路过，淘小子们就借机大呼小叫：下雨了，冒泡了，王八戴上草帽了……人们出门得把裤腿高挽过膝，小心翼翼地趟水走，听下班回来的邻居说，城外水深的地方都快没到到大腿根儿了。赶上阴雨天没法儿出去野，闲得五脊六兽，我们就把街门关上，盘踞在门道里扇洋画、拍三角、猜丁克、破闷儿、歘棍儿……打发无聊而又充裕的时光。

井儿胡同东宽西窄，南北走向的鱼雁胡同和椿树胡同将它拦腰截断，形成一个小十字路口。我的小学同学方士伟、王奇才、王云、李朝福、李朝森、王雅树、王淑玲、郭玉荣的家，就依次坐落在北边的鱼雁胡同里。椿树胡同北口路西的头一个院子里住着我的干爹和干妈，这门亲戚是我刚出生时我妈替我做主认下的，说是为了好养活。大概是耳背的缘故，街坊们背地里都管干爹叫聋子。自从上了小学，怕同学们笑话我有个聋子干爹，见面就不再和他们打招呼了，形同陌路。现在回想起来，很是歉疚。隔壁院子里住着我四姐的一位中学同学，名叫何瑞华，我常跟四姐去她家串门，一来二去的就跟她哥哥混熟了。何大哥收藏着好多黑胶木唱片，经常用那台手摇唱机放好听的音乐给我听。他曾非常自豪地向我展示过孙敬修写给他的信，孙老师故事讲得好，字写得也很漂亮，一笔一划，别具一格，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出了胡同东口就是西内南小街了，把口有个传呼电话，电话号码是6局7751。迎面是豆腐坊，旁边紧挨着一家肉铺。北边路东原来有一家大车店，后来成了大杂院。再走几步是合作社（后来改称副食商店）。合作社门前搭着用粗竹竿儿支起来大席棚，大棚底下支着菜床子，夏天卖菜论堆儿搓，一毛钱能买一簸箕西红柿。再往前走，路西有家裁缝铺，每年一进腊月，我妈准带我去，让那个脖子上挂着皮尺戴着花镜的老裁缝给我量一身新衣裳。合作社的对过是消防队，车库里停放着三辆老式救火车，出火警时，总有一名头戴钢盔的消防员站在脚踏板上，拽着挂在车外的铜铃铛使劲摇晃，警示过往行人车辆赶紧避让。

出胡同口往南一拐弯有块小空场，公用水管子就安在那了。赶上伏天，晚上热的睡不着觉，我就换上游泳裤衩，肩搭毛巾，脚趟趿拉板，钻到水管子下面，把龙头拧到家，自来水从四分粗的铁管子里喷涌而出，先打个激灵适应一下，然后再从头到脚冲个透心凉，下半宿睡个踏实觉。经常有人（有附近的住户，也有打这儿路过的，基本上是那些穿塑料凉鞋的主儿，）跑到这儿来，水龙头一开，脚丫子一伸，把脚上的汗和鞋里的泥一块儿冲干净。后来为了节约用水，就在水龙头上安了个带锁的小铁盒。

从水管子往南，路西一拉溜分布着粮店、理发馆、杂货铺、绒线铺、馒头铺、小酒馆和小饭馆，最难忘的要数小人书铺，一分钱一本的连环画可没少在那儿看。还有那个小茶馆，放学回家路经此地，我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紧贴着窗户根儿，支棱起耳朵，免费听上一骨节评书，虽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倒也能领略那说书人的嘴皮子功夫。附近还有个安康医院，我在那儿种过牛痘打过卡介苗，也没少瞧病。

北边的安成胡同里有一座大庙，里院是和尚们做佛事的场所，外院被街道幼儿班占了（至今也不清楚为什么不叫幼儿园），我在那儿接受过两年学龄前教育。幼儿班规模不大，总共三间东房，两间大一点的打通了充当教室，那间小屋是储藏室，墙角的沙堆里埋着水萝卜，上午做完课间操，老师就给我们切水萝卜吃，一人分个

三四片，吃得有滋有味的。这间小屋还兼做禁闭室，谁淘气，就把谁关进去，记得有个淘小子在禁闭期间，不思改过，反倒偷吃萝卜，把老师气得够呛。三个女老师中我比较喜欢上了年纪的陆老师，其次是关老师，大伙儿最怕李老师，因为她老举着教鞭虚张声势地吓唬人。我上小学后，偶尔会在南小街遇见她们，昔日的老师和蔼地询问我的学习成绩。同班的一帮小孩儿都管我叫大班长，可我并不清楚我这个班长是怎么当上的，也从没把它当回事，经常伙同几个男孩子溜到后院去看和尚们念经。有个老和尚归天（那时候不懂得叫圆寂），来了好多僧人，把整个院子挤得满满登登的，一连念了好几天经。还听说装殓老和尚用的是扣在一起的两口大缸，也不知道是

真是假。进鱼雁胡同往北走不远，有一口老水井，赶上自来水公司长时间停水，我的姐姐们就提着水桶去那儿排队，我就站在边上袖手旁观，看着她们摇着辘轳往上汲水，我不是懒，是她们不许我靠前。

有一段时间家里买水吃，一分钱一水筲（即木制水桶）。送水工将水车停在街门口，把大木塞子一拔，水就哗哗地流到水筲里。我家那口大缸大约能盛三挑多水，如果不洗衣裳，够用上两三天。后来改为我和弟弟去抬水，先是一根扁担一个桶，后来变成了一根扁担俩水桶，再往后就由我独自挑水了。水费每月一结，各家平摊，由负责管护水管子的那家挨着院收。电费是院儿里的住户平摊，几家共用一块电表，就安在门道里。一般都按灯头计费。比如我家有三盏屋灯和一台电子管收音机，再加上一盏门灯，就按五个灯头计费。大伙儿都很自觉，基本都点25瓦的灯泡，40瓦的很少见，只有逢年过节时才把门灯换成100瓦的。

再往北一点，记得是在南大安胡同附近，有一座破败的小庙，里面住着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尼姑。不知道我妈是怎么和她认识的，领着我去过几回，庙里不通电，我妈还给她送去过一盏煤油灯。在福绥境胡同的拐角还有一座天王庙，庙前有两棵参天大树和一根又粗又长的大旗杆。我上小学时，几乎每天都路过那儿，门口挂着街道纸盒厂的木牌子。1958年，在胡同的尽头盖起了福绥境大楼，大楼里设有大食堂，还有电梯。我的小学同学毛士媛、李雁男、黄佩芝、全爱英就住在大楼里面。我经常借着找同学的由头去体验坐电梯的快乐。

从胡同西口出来，穿过豁口，过护城河大木桥，跨过一条铁道，就到了南礼士路。19路汽车在这儿有一站，站名叫豁口；26路到这儿是终点，站牌上写的是新华印刷厂，后来都统一叫车公庄了。这条出行线路是我们的首选。再有就是出东口往南，再往东拐进福绥境胡同，走宫门口西岔，到阜内大街坐12路或13路电车。那时胡同里跑的净是三轮车，相当于现在的出租车。我大姨从甘家口到井儿胡同来瞧我妈，交通工具只选三轮，坐汽车她犯迷糊，不知道该在哪站下车。

我大姐在电影洗印厂上班，厂子里经常提前放映尚未公映的新电影，免费招待职工家属。逢年过节一般都连演两部，等电影散场，22路末班车早就没了，我妈就领着我们腿儿着回家，空旷的马路上只有我们这几个人说笑着赶夜路。从北太平庄出发，沿新街口大街一直往南走，进西直门内大街，往西再走两站多地，过了崇元观，就是南小街北口，拐进来路过半壁街、前公用库、安成胡同，就是井儿胡同了。

小时候我妈常带我站在铁道边数过往的火车挂了多少节车皮，到护城河里逮小鱼、捞蛤蟆骨朵，还在城根底下给驮煤的骆驼喂过草。再长几岁，就敢蹬着城砖爬到城墙上摘酸枣或蹲在新华印刷厂的围墙底下逮蛐蛐。有一回我正蹲在河边逮小鱼，有个哑巴男孩往我跟前扔石子，我忽然想起前几天胡同里比我大一点的孩子刚好传授过一套聋哑人骂人的手势，这会儿正好演习一下以试真假，于是我站起身，对着男孩比划了几下，还真把他惹毛了，冲上来就要跟我撕扒，我自知理亏，赶紧铙丫子。

官园公园离我家很近，里面的活动器械有转椅、秋千、压板、爬绳、转伞、独木桥……我天生胆儿小，又笨得要命，这些器械要么不敢玩，要么玩不好，只好站在一边干瞪眼儿瞧着。因为我就敢坐滑梯，所以印象最深的是那两个螺旋形和波浪形滑版的水泥梯梯，还有一个分成两岔的木头滑梯，可以任选一个往下滑。我也喜欢玩转伞，把一条腿伸进绳套里，一溜歪斜的总也掌握不好平衡，经常被后面的人追尾。我一个人也能玩转椅，先推几圈，等转速起来了再跳上去坐几圈。文革期间，公园改作仓库，里面堆满了抄家物资，印象最深的是一垛垛摞成摞的棺材从围墙里露出头来。

官园体育场也是我常去的地方，尤其是在上中学时，寒暑假里我几乎每天都去，绕着球场跑上几圈，捎带着再练几下单双杠。有一天晚上，我去那遛弯儿，只见昏暗的灯光下围着一圈人，不时发出阵阵叫好声，我好奇地挤了进去，原来是几个穿着粗布褡裢的人在撂跤，其中有个中等身材的精瘦汉子引人注目，从围观人群的议论中，方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宝三。

井儿胡同是这一带进出城的必经之地，常有出殡的和接三的(应该是送三，但大伙儿都称之为接三)打这儿经过。最引人注目的是队伍里的吹鼓手和那些用秫秸杆糊成的纸人纸马。接三仪式一般都是在晚上进行，一听见唢呐声，我就跑到街门口去瞧热闹。常尾随接三的队伍出城，站得远远地观看丧家在河沿上焚烧纸人纸马，一直等到仪式结束才意犹未尽地回家转。偶尔还能跟管事的要几根立香，留着过年时放炮竹用。有一次，我发现在接三的队伍里竟然有一个留平头、穿球鞋的和尚，后来在老师教滥竽充数这个成语时，我一下子联想到这个只谋过一面的业余和尚。

城外豁口以南有一段城墙被掏空了，里面是汽油库，洞口有士兵把守，闲人不准靠近。有一次来了两辆装卸油桶的军用卡车，我趁机凑过去，看见通道里摆满了成排的大汽油桶。在护城河桥南，靠西岸有个半地下的冰窖，里面储藏的冰块就是冬天从护城河里刨出来的。胡同里的一帮孩子常跟在拉冰的排子车后面往下砸冰核儿吃。拉车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看见。我不敢这么干，就从地上拣点冰渣放在手心里攥着玩。

1964年井儿胡同更名为观景胡同，我们院的老门牌也由蓝底白字的15号，改成红底白字的6号。我离开井儿胡同三年后，这条胡同就消失了。老街坊们也都四处分散，各奔东西，有不少住户搬到了象来街，住进简易楼。足不出户的南屋奶奶、蹬三轮的张大叔、在三建公司上班的闫叔和闫婶、在门头沟教书的苏老师，还有小虎、老铁、老民、小瑞儿和他的仨姐姐，他们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2007年我到福绥境派出所去开当年迁户口的证明，当我向一位老民警报出观景胡同这个住址时，他楞说没这个地方，我赶紧改口井儿胡同，他才翻出户口底子给我开了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