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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之罪
八年前的2011年冬，煙臺和威海地區遭遇了罕見的大雪，一時間威海灣內外白雪皚皚，當時剛到威海兩年的本人透過掛著冰花的玻璃窗遙望著銀裝素裹的威海灣，又回想起了一百一十六年前（現在算來已經有一百二十四個年頭）的那個同樣風雪交加的冬季——
1895年，農曆甲午年，這一年2月的威海灣寒冷得出奇。就在這個寒冷得出奇的冬季，大清帝國的北洋海軍——一支龍旗飄揚的艦隊、曾經林立的艨艟檣櫓灰飛煙滅，殘存的龍旗軍艦屈辱地降下了龍旗升起旭日旗，從此將在死敵的操控下了卻殘生。
屈辱、錯愕、不解轉化為了憤怒，忍受這種憤怒的對象理所應當是北洋海軍本身，而其中的一些軍官還承受了一些莫名之罪，這種罪名遠遠超出戰敗者該承受的罪名。
“倭雷蜒復入東口來襲，我來遠並威遠練船寶筏差船皆沉於敵，時來遠管帶邱寶仁、威遠管帶林穎啟登陸逐聲伎未歸也。”
這段話出自姚錫光的《東方兵事紀略》，它給我們後人描繪了一個場景：在日軍魚雷艇第二次夜襲威海灣、“來遠”和“威遠”等軍艦被倭寇魚雷擊沉的時候，它們本該在指揮位置指揮作戰的管帶們卻不在他們該在的位置，在哪裡呢？在岸上的被窩裡，而且還是在妓女窯姐的香豔被窩裡面。
聽起來很讓人生氣，不是麼？這似乎是能夠解釋北洋海軍為什麼最終落得全軍覆沒下場的原因之一。邱寶仁管帶當即就被扣上了“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罪名，進而清末文人李錫亭本著“管中窺豹、可見一斑”的思路，以部分官兵“登陸逐聲伎未歸”為由在其小冊子《清末海軍見聞錄》中推斷出劉公島“煙館林立、光妓院就有七十多家”的結論。目的也是為了指控北洋海軍被聲色犬馬腐蝕掉了軍人勇猛頑強的血性，所以才會輸掉甲午這一場國運之戰。換句話說——戰敗，責任在於軍人，只要軍人不貪生怕死、不留戀女人的溫柔鄉，就沒有失敗的道理。
基於此，擁有斑斑“登陸逐聲伎未歸”之“劣跡”的來遠管帶邱寶仁被樹為了海軍軍官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典型，接受道德輿論的口誅筆伐，這一罵就足足罵了一百二十四個年頭
邱寶仁其人
在本人撥開“登陸逐聲伎未歸”的真相前，覺得很有必要讓大家瞭解一下邱寶仁其人。希望通過勾勒邱寶仁這位中國第一代海軍軍官的人生軌跡來讓諸位讀者自行辯別邱管帶是否真的是一副“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懦夫相？
來遠艦管帶邱寶仁
邱寶仁，福建閩侯人，1867年入福建船政後學堂第一期，學習航海駕駛。1871年，上“建威”練船實習，歷經南洋新加坡、檳榔嶼，以及渤海灣、遼東半島各口岸。1875年，覆上“揚武”艦練習，航行外海，南歷新加坡、小呂宋、檳榔嶼各口岸，北至日本而還。
因為有較為豐富的航海經驗，所以在1876年北洋水師初創時期被李鴻章調往北洋海防，任新購自英國的“虎威”蚊子船管帶，1877年任“策電”蚊子船管帶，1879年，清政府從英國訂購的“鎮”字號蚊子船回國留用北洋，“龍驤”、“虎威”、“策電”、“飛霆”4艘蚊子船改撥南洋，11月，邱寶仁任“鎮東”蚊子船管帶。
1887年，在英、德訂造的“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四艦以及“左一”魚雷艇竣工，李鴻章奏派總查琅威理率邱寶仁、鄧世昌、葉祖珪、林永升 等赴英接艦 ，返航途中邱寶仁身兼兩職，同時擔任“來遠”和“左一”管帶，由“來遠”拖帶“左一”回華，歷盡艱險，1888年，四艦安抵大沽，邱寶仁被正式任命為德制裝甲巡洋艦“來遠”艦的管帶。
1888年北洋海軍正式建軍，1889年，邱寶仁升署右翼左營副將，委帶“來遠”艦。1892年4月，以3年署理期滿，改為實授。
邱管帶的履歷讀到這裡可謂漂漂亮亮，入學、實習、上艦獨當一面，無一不是一步一個腳印地依靠自身努力得來，沒有半點水分和花花腸子，尤其是在赴英倫三島接收新造巡洋艦歸國期間的表現尤為突出。由於“左一”號魚雷艇尺寸小、排水量低，飄洋過海的能力十分有限，很難想象這艘不足百噸的小艇能在人力駕駛下獨自從英國航行到中國，所以必須依靠大艦搭載或者拖曳。而出於節省經費和顯示中國海軍軍人能力的目的起見，中國方面並沒有僱傭歐洲船員駕駛，也沒有按照慣例為軍艦的回程購買意外保險，而是決定由中國海軍人員自行駕駛回國，而這艘小小的魚雷艇也放棄了僱外國商船搭載的穩妥方式，決定採用拖帶這種在當時頗有挑戰性的方式。不過，這項重任並沒有交給豪勇敢為的鄧世昌和林永升、也沒有交給穩重見長的葉祖珪，恰恰交給了邱寶仁。因此才會出現邱寶仁一人身兼裝甲巡洋艦和魚雷艇兩船管帶的少見情況。
雖然“來遠”號在對“左一”號進行拖帶過程中險象環生，甚至發生過拖帶的鋼索發生斷裂這樣的重大險情，邱寶仁均能一一予以化解。他在回程途中得當的處置給他的頂頭上司——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留下了頗為深刻的印象。在這“四大一小”的軍艦順利回國後，李鴻章在給有功人員請獎的奏摺中特別提到了這位表現不俗的邱管帶。
“（邱寶仁）既管駕‘來遠’快船，又拖帶新購魚雷艇，遠涉重洋數萬裡，一人而兼數人之事，並未用洋行保險之費，不特中國水師向未所經，亦為外洋各國所罕有。沿途疊遇風滔，異常險惡，竟能出其死力，得保無虞，實屬膽智過人，較之同往接艦各員事難功倍”(李鴻章：“邱寶仁、林泰曾再請給獎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六十五)。經李鴻章力請，破例給邱寶仁越級獎勵，從守備越過都司直接升任遊擊，並加“勁勇巴圖魯”勇號。很顯然，這是對邱寶仁個人能力的肯定。
本廠長繪製的“來遠”號裝甲巡洋艦
力戰甲午
也許和平時期的成就並不能證明海軍軍官的勇敢，最能體現軍人價值的無疑是戰爭。所以在農曆甲午年，邱寶仁和他的“來遠”號裝甲巡洋艦跟隨北洋海軍捲入一場和日本人之間的國運之戰。
本廠長繪製的經遠級裝甲巡洋艦（來遠的姊妹艦）
1894年9月17日邱寶仁管帶“來遠”艦隨艦隊參加了為運送銘軍的陸軍船隊護航行動，並在大東溝與日本聯合艦隊本隊和第一遊擊隊不期而遇，黃海大東溝海戰就此爆發。遵循北洋海軍訓練多年的小隊亂戰戰術的佈置，在海戰中，身為裝甲巡洋艦“來遠”號與身為穹甲巡洋艦的“靖遠”號編為一個小隊，列於北洋艦隊右翼。邱寶仁與“來遠”全艦官兵拼死作戰，與“靖遠”、“經遠”等艦一起發動了對日本炮艦“赤城”的圍追，其炮火多次命中“赤城”艦，致其後桅折斷、艦體重創，並擊斃其艦長板垣八朗太。但“來遠”艦在追擊日艦過程中不幸被“赤城”的尾炮擊中。由於當時日本聯合艦隊廣泛裝備了裝填烈性的下瀨火藥的炮彈，而來遠艦後部的機關炮位又堆放著大量的待發的37毫米和47毫米炮彈，所以下瀨火藥引發的火焰在瞬間就在全艦甲板蔓延開來。“來遠”艦頓時被渾身的烈火所包裹，幾乎無法收拾。
本廠長繪製的“來遠”艦
“來遠艙內中彈過多，延燒房艙數十間”。這艘誕生於德國伏爾鏗廠的裝甲巡洋艦此時就猶如一條火龍，同時也如同一隻渾身扎滿火矛的猛獸，可是“來遠”號一直不曾停止抵抗。
在熊熊的猛火中，“來遠”艦首的炮位上的雙聯裝210毫米克虜伯主炮依然在以最大的射速不停地發射，全艦官兵齊心奮力救火。當時為防止火焰從甲板燒入機艙，不得不拆除了大部分的通風管，將通往機艙的所有天窗密閉，黑暗中由上甲板向焚火室傳達命令僅靠傳聲管傳話。在大部分通風管道被封堵的情況下，輪機艙內的溫度顯然令人難以承受，然而輪機官兵不顧80度之高溫，始終堅守崗位，恪盡職守。邱寶仁指揮全艦官兵一面忍受著大火的煎熬、一面目睹著身邊朝夕相處的同伴不斷倒在血泊之中、一面操作著業已落後於時代的火炮拼命還擊。雖然大火不斷吞噬著這艘不滿三千噸的小型裝甲巡洋艦的軀體，但是在全艦官兵的奮力撲救下終於將火撲滅。身處在裝甲司令塔內的邱寶仁本身也承受著巨大的生命威脅，由於“經遠”級裝甲巡洋艦的司令塔結構設計存在缺陷，司令塔本體和頂蓋之間除了幾根支柱之外再無防護，一旦彈片侵徹，司令塔內的人員勢必受到嚴重的傷害（“經遠”艦管帶林永升就死在這種有缺陷的裝甲司令塔中），但是邱管帶也不曾露過半點怯色，未步“濟遠”艦後塵，當方伯謙第二。
戰鬥結束後，“來遠”艦隨著北洋海軍殘部返回了旅順，當它拖著傷痕累累的身軀出現在旅順的修船工們的眼前時，在場的所有人都為之驚呆了，大火不但燒焦了裝甲巡洋艦的船殼、幾乎燒光了軍艦的甲板和木質部分，甚至鋼鐵的肋骨都已經被燒得變了形。人們為之驚訝，驚訝於這艘近乎燒成骨架子的“來遠”艦居然也能安全駛回旅順，在驚歎於裝甲巡洋艦強大生命力的同時，也驚歎於邱寶仁管帶下的全體“來遠”艦官兵為搶救軍艦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來遠駛回旅順之際，中西各人見其傷勢沉重，而竟安然返旆，無不大奇之”。
罪名之辯
1895年冬，邱寶仁指揮因旅順修理能力不足同時又迅速淪於敵手而僅僅得到草草修補的“來遠”艦參加了威海衛保衛戰。在南幫炮臺群激戰正酣之時，邱寶仁指揮“來遠”隨“定遠”等軍艦頻頻發炮支援守衛著龍廟嘴、鹿角嘴、趙北嘴、楊鳳嶺等炮臺的守軍。並和友艦一起炮轟了日軍剛剛奪佔的摩天嶺炮臺，擊斃了日本陸軍第11旅團長大寺安純少將（不少研究者傾向於擊斃大寺安純的炮彈發自“來遠”艦），取得了北洋海軍在甲午戰爭中的最大也是最後的戰果。
如果這一切在這裡戛然而止的話，邱寶仁必將同已經在大東溝英勇陣亡的鄧世昌、林永升等一起作為民族英雄而名垂青史。可是，恰恰是因為來遠艦遭了日本魚雷艇的暗算，讓邱寶仁萬劫不復。姚錫光在《東方兵事紀略》指控邱寶仁“登陸逐聲伎未歸”的背景也正是這次針對“來遠”艦的暗算。
可是畢竟姚錫光不是當事人，所謂的“登陸逐聲伎未歸”也只是“聽說”而已，他本人並未親眼見到。更何況，姚錫光也並沒有解釋在他的筆下大東溝海戰時期的邱寶仁和威海衛保衛戰時期的邱寶仁之表現為何判若兩人（當然，他也未必解釋得清楚）？當時的情景到底如何，還需要聽當事人的描述。
根據參加過大東溝海戰和威海衛保衛戰的北洋海軍軍官盧毓英戰後所著《盧氏甲午前後雜記》手稿影印本所記。1895年2月6日晨4時，日本魚雷艇隊進威海衛港偷襲，“來遠”不幸中雷，艦身傾覆，當時正在甲板上指揮的邱寶仁和大副謝葆璋落水後被官兵救出，同時被救的還有數十名水兵。作為當事親歷者的盧毓英的證詞顯然要比非親歷者的姚錫光有更強的說服力。
所以，姚錫光指稱邱寶仁在“來遠”遭到攻擊之時“登陸逐聲伎未歸”因缺乏第一手的證據並不能成立。除非邱寶仁在甲板上當著謝葆璋和數十名水兵的面和妓女廝混纏綿，這是一副多麼荒唐的景象——
來遠艦大副，曾經和邱寶仁一同獲救的謝葆璋，冰心女士的父親
甲午戰爭結束後，被摧殘得身心俱疲、且丟了一隻眼睛的邱寶仁返回故里，從此不再復出。同時，此舉也放棄了為自己名譽申辯的最後機會。正因為當事人的緘默，更何況在當時舉國上下對北洋海軍整體評價普遍趨於負面的大環境下，“登陸逐聲伎未歸”的“罪名”才得以不受絲毫阻撓地坐實。而盧毓英的當事人回憶文字則被清議所不容、被輿情所遺忘。
如今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和治史態度的越發嚴謹，邱寶仁越發被證明非但沒有貪圖紅粉、苟且偷生，還是一位技術能力過硬、且作戰勇敢的近代海軍軍官。作為一個有良知的治史者，本人越發覺得有必要還邱管帶一個清白，蒙了一百二十四年“登陸逐聲伎未歸”的不白之冤理應昭雪。可乎？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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