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办学，对晋城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此，晋城文风大盛，声名鹊起，成为“文献名邦”。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北宋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理学奠基人。他生长在世代官宦之家，自幼深受家学熏陶，勤奋好学，知识渊博，终成一代大儒。程颢25岁时得中进士，历官鄠县主簿、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太子中允、监察御史等职。在程颢的从政生涯中，他秉持儒家仁者爱人、以民为本的政治理想，心怀苍生，把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付诸吏治实践，深得百姓爱戴。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程颢调任泽州晋城县令，时年34岁。当时晋城的经济发达，所纳商税占泽州6县总额的三分之二，居山西前三名。但文化状况却不容乐观，“其俗朴陋，民不知学”(朱熹《伊洛渊源录》)。晋城本是“先王遗教”之地，民风甚好，但经过唐末五代长期动乱，民风骤变。正如陈廷敬所言:“当五季迭乱，金革创残之余，礼乐诗书弦诵之习，久而未兴。”(《体仁书院记》)《风台县志》亦云:“程明道来令晋城，以五代抢攘孑遗瘁苦，安定后，未识礼让。”
“以兴起斯文为己任”的程颢，认为要开启民智，必须以教化为先，重教兴学。他提出了“乡必有校”的口号，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兴办乡学的热潮。晋城原来的财富多用于修建寺庙，但在程颢发展教育的倡导下，好钢用在刀刃上，转向兴修学校上。“泽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明道行状》)，在短短3年内、晋城开设了乡学72所、社学数十处，可知办学力度之大。
在办乡学、社学的同时，在州城之北的附近办了一处书院，这就是后来称为“程颢书院”“明道书院”的古书院。它是晋城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所书院，也是程颢讲学的地方。《二程集》记载:“先生择其秀异，为置学舍粮具，聚而教之。朝タ督学，诱进学者，风靡日甚。”这座书院就读的学生，都是程颢从全县各校中选取的高才生，作为重点培养对象。短短几年，“应书者至数百，登科者十余人”(朱熹《(伊洛渊源录》)。
程颢于政务闲暇时，常来书院讲学，讲授的内容以儒家传统经典为主，亦着重从中发掘新的义理，而非死守旧说。程颢对学生悉心教导，十分爱护和关怀，师生结下深厚的感情。他的讲课不仅生动、精辟，而且注重启发诱导，寓教于乐，学子们恭敬聆听，如沐春风。据《凤风台县志》记载，程颗“行县时亲为儿童正句读。春风蔼仁，所在向化。迄今人犹向往之。“
针对晋城人尚武的习俗，出于保境安民的需要、程颢还在书院中开设了武科，明万历《泽州志》载:“农隙讲武事，一时义勇咸为精兵可用。”朱樟《明道程先生柯堂记》云:“集义勇较艺，可当一军。”
为了教化百姓、启迪民智，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不论在乡间的小路上，还是在父老乡亲的家中，程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有事至县者，(程颢)必告以孝弟(悌)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长上＂(《宋史・程颢列传》)。由于程颢教化有方，使晋城民风为之大变。《明道行状》记:“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则善恶，使有劝有耻。邑几万室，三年之间，无强盗及斗死者。”甚至“行旅出于其途者，疾病皆有所养”(《宋史・程颢列传》)，俨然成为一个礼仪之邦。
在程颢的努力下，晋城人人好学，家家思进，“虽穷乡曲巷，时闻弦诵声”，甚至出现了“驱儿市上买书读，宁使田间禾不薅”的动人景象。程颢办学前，泽州“其民之不喜儒术、境内贡举五六十年无一人登高第者”(李俊民《重修庙学记》)，而在其办学之后，“大儒辈出，经学尤甚，虽为决科文者，六经转注，皆能成诵，耕夫贩妇，亦知愧谣诼，道文理，带经面锄者，四野相望”(郝经《宋两先生祠堂记》)。宋元丰八年（1085)，河东提点刑狱黄廉来晋城视察，见晋城民众研文习武，谈经论道，蔚然成风，曾经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河东人物气劲豪，泽州学者如牛毛。大家子弟弄文墨，其次复挎弓刀。去年校射九百人，五十八人同赐袍。今年两科取进土，落钓连引十三鳌。“（《行县诗》)生动地反映了晋城在程颢办学以后出现的文风鼎盛、人才辈出的景象。
程颢的思想及其兴学重教的功德，不仅为当地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名士大儒，对晋城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而且直接影响了周边地区。明朝官员张琎在《重修程子祠记》中称:“熙宁、元丰间，应召者数百人，登科者数十人，达乎邻邑高平，渐乎晋绛，被乎太原。所谓济济洋洋，有齐鲁之风焉者是已。”《泽州府志》和《高平县志》中也记载。“宋程明道先生虽为晋城令，教化旁及(高平)士风，发生巨变”，“多建以庙堂以祀之”。
北宋治平四年（1067），程颢在晋城任职期满，调往京城开封任职。听到他要走的消息以后，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前来送行。《凤台县志》记载：”程县令去之日，民哭声振野，沿街设香案，摆供品，夹道相送，牵衣顿足者不计其数。”此情此景，让人感动。程颢满怀深情告别了这片热土，回到朝中。后来城中建起明道先生祠，以“观先生之容、诵先生之书，行先生之行”(贾鲁《明道先生祠堂记》）。他用心血载植的教育之树，在日后李俊民、郝天挺、晁会、晁国章、侯大中等一代代教育家的浇灌下，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程颢创办的书院留在晋城大地上。市区书院街以北，有处叫”古书院“的地方，后来逐渐形成村落，便名书院村。清嘉庆年间所刻的明道祠碑文中记载:“明道祠者，宋程明道先生讲学地也。斯地旧无居人，因就教而遂家焉，故是村特以古书院为名。“
从宋元至明清，伴随着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古书院的命运也几经起伏。金贞祐二年(1214)，蒙古骑兵大举伐金。攻破泽州城，导致空前惨烈的浩劫。李俊民《重修庙学记》载:“贞祐甲戌春。天兵上大行。烈焰所焚，荡然一空。”域中建筑大多被摧毁，程颢所创办的古书院很可能在这一时期遭到毁坏。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泽州知州王所用继承程颢遗教、在书院原址重建“文昌书院”，让诗韵书声重传于世。为解决书院经费，王所用还捐了24亩学田。崇祯末年，巡盐御使杨鹗将“文昌书院”更名为”体仁书院”，又捐了33亩学田。清康熙三十ニ年(1693)，泽州知州伦可大捐出自已的家财，并动员有钱人和百姓捐款捐物，大规模扩建体仁书院，范围包括今古书院、前书院、后圪塔三个地方，使程颢书院达到规模上的巅峰。清代名相陈廷敬曾参观书院并撰写了《体仁书院记》。光绪初年(1875)，体仁书院更名为“明道书院”。
除程颢书院之外，晋城历史上的棣华堂、鹤鸣堂、尼山书院、望洛书院、海会别院、文化书院、它山书院、长平书院、正蒙社学、晋城书院、宗程书院、崇正书院、碧峰书院、镜山书院、云月书院、白岩书院、榼山书院等，都是著名的书院。这些书院，为晋城培养了大批人オ，是晋城历史上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
程颢在晋城创建书院，兴学重教，是对晋城文化的积极推动，成为晋城人辉煌的文化记忆，
它将作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世代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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