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明的產生遠早於漢字的產生。漢字最早的形態是甲骨文，這是商朝才有的。而商朝之前，還有一個夏朝，夏朝之前，還有一個更為漫長的三皇五帝時代。中國文明就產生在易經出現的伏羲時代，即“伏羲畫卦”，伏羲也是三皇之首。
而且，即便是有了文字，但是在商朝和西周，文字僅僅在祭祀領域使用，被用來製作敬獻給神的祭品，並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不用來書寫文章，當然也沒有書籍。漢字開始被普遍應用於日常生活領域，開始用來被寫文章，形成書籍，是春秋之後的事。
春秋之前，是中國由一直處於無書籍時代，春秋之後，才開是逐漸進入有書籍時代。但是，書籍系統的真正成型、成熟，則是兩漢的事。西漢經學的最主要貢獻就是將此前口耳相傳的《五經》文字化、書籍化。到了西漢末期，才出現了規模化的書籍積累，其標誌，就是劉向、劉歆父子被委任為專門整理、校訂書籍的官員（領校秘書）。
現代人會想當然地將書籍看成是文化、思想的主要傳承載體，也將學習、做學問與讀書等同。但是，就中國文明史整體而言，書籍的出現是非常晚非常晚的事情。那麼在書籍出現之前，中國文化的傳承工具是什麼？難道完全依賴口耳相傳嗎？
答案是，書籍之前，中國文化的傳承，所依賴的是一套“文”、“言”結合的符合系統。“文”是抽象符號系統，“言”是與“文”相結合相配套的語言。
“文”是成熟的符號系統，不過在“字”之前，“文”並不與語言結合，並不用來表達語言，而是一套獨立的系統，其目的是表達“意”。這就是《周易 繫辭》所說的“立象以盡意”。“象”就是抽象符號，就是“文”。在《周易》中，“象”又是特指八卦符號。
易經發展到《周易》，已經有64卦。64卦是由六畫（六爻）所組成，每爻有陰陽（奇偶）兩種狀態，後來用陰陽符號表示。64這個數來源於2的6次方。但是，八卦的最初形態是三畫卦，這樣總的卦數就是2的3次方，為8，因此稱其為八卦。8卦與64卦，其基本原理相同，都是“立象以盡意”的符號系統，都是“文系統”。
在64卦中，每一卦在整體上是一個符號，這樣就有64個符號。同時，每一卦中的每一爻也是一個符號，共有384爻（64*6），即384個符號。卦爻符號加在一起為448個符號。8卦系統的符號總數要少一些，為32個。
在八卦符號系統中，每一爻符，每一卦符，都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對這些意義的詳細解釋，是以口耳相傳的語言的方式進行的。這樣就是構成了一個“文”、“言”結合的系統。實際上，“文”和“言”是並列的兩套系統，都是對“意”進行表達的工具。這就是《周易 繫辭》說的：“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
儘管有符號存在，但是符號並不表達語言，而是表達“意”；儘管有語言，但並未空口無憑，而是以“文”為憑據，依附於“文”，具體表現為對“文”的充實和解釋。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有更詳細的論述：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以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以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
甲骨文之前，中國存在兩套獨立的符號系統，除了八卦符號系統外，還有契約符號系統，即結繩符號系統和書契符號系統。結繩和書契是契約的兩種原始形態，結繩最早，書契次之。
《周易 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一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結繩而治”、“書契而治”，都是“契約而治”。但是社會治理是以契約為工具的，而非政府。《老子》：“使民復結繩而用之”，意思就是恢復“結繩而治”、“契約而治”的狀態，廢除政府。
孔子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君”這裡指代政府。意思是，夷狄即便有了政府，還不如華夏之無政府。因為在於，中國在政府出現之前，就存在著一個契約而治的時代，存在著契約秩序。中國文明中的秩序基礎並給政府給與的，即便沒有政府，也依然是有序的，而不會陷入混亂無序的狀態。蠻夷則不然，他們沒有契約秩序的因素，他們的秩序必須靠政府來實現，即便有了政府，也很難出現良好的秩序。
結繩是一對打著繩結的繩子，書契則是一對刻寫契齒文的小木片，分別由契約雙方所持有。繩結和契齒文都是數字符號，指代標的財產的數量。契約到期是，債權方持右契或右繩，前去找債務方要賬，左方則拿出自己所持的左契或左繩，與右契或右繩進行比對，以檢測是否相合或相同，書契是相合，結繩是相同。因為契約也叫“合同”。“契”即書契，“約”是結繩。
但是，結繩和書契本身與八卦符號一樣，都是符號，也都是“文”、“象”。因為，結繩和書契本身的信息記錄能力極為有限，僅僅能夠記錄表達財產的數量，對於更具體的契約條款，只能藉助於口耳相傳的語言。其完整的表達方式，與八卦完全一樣，也是“文”加“言”。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結繩和書契是三維的，立體的，但是它們依然是符號，而且是抽象符號，是結繩符號和書契符號。這個原理與算盤珠子等同。算盤珠子也是立體的，但是它們與“1”、“一”一樣，都是表達數字的抽象符號。
事實上，“符”這個字，本身就是源自結繩、書契，在戰國和西漢，結繩、書契，以及結繩書契的一些衍生物，用於政治和軍事的升級版的契約，如虎符和圭璋等，被稱之為“符節”。
概而言之，中國文明一直存在記錄符號系統，只不過，在“字系統”之前，是“文系統”。“文系統”又包括八卦符號系統和契約符號系統。
“文系統”與“字系統”存在聯繫，但也有本質區別。
“文系統”本身是獨立的符號系統，並不用來表達語言，而是和語言相配套，以“文+言”的方式表達完整的信息。而“字系統”是在“文系統”的基礎上發展而來，是“文”與語言相融合的產物。從此作為“文”之子的“字”，不僅用來表達“意”，而且用來表達語言。
“字”的字形為宀下一個子，意思在家中孕育孩子，其本義與婚嫁孕育相關。用“字”來表示文字之“字”，其含義是很明顯的，認為“字”是被孕育的孩子，是誰的孩子是“文”和“言”共同的孩子。
甲骨文和金文是漢字的最初形態，與之前的“文系統”，關係至為密切，其“文”的特徵，強於“字”的特徵。也就是說，作為“字”，甲骨文和金文並不是成熟的漢字形態。漢字形態的成熟，是春秋之後才發生的，就是“文言文”。此時，文言真正合體了。在甲骨文和金文時期，“字”還更是“文”，此時，文和言依然是分離的。
這意味著，甲骨文和金文在表達方式上與文依然相同，本身並不能表達完整的信息，還需要語言與之相配套，依然是“文+言”。即在甲骨文和金文之外，需要口耳相傳的語言對其進行補充和解釋。這些與“文”配套的語言就是“傳”。甲骨文和金文本身就是“經”。“經”本身無法表達完整的信息，需要“傳”來配套和補充。
《五經》的經文，其文字形態與甲骨文金文一致，其表達方式也是“文+言”，在“經”之外，需要“傳”來配套。直至西漢，這些“傳”才完全文字化。這樣《五經》就完全文字化、書籍化了，但是其內容依然是“經+傳”。這實際上源自“文時代”的“文+言”。
因此，最原始的形態的“經”，並非“字”，並非經文，而是“文時代”的“文”，即八卦符號和契約符號。
所以，要更深刻和準確地研究中國文化，僅僅依靠研究《五經》是遠遠不夠的，僅僅依靠讀書、讀文章，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能夠讀懂字之前的“文”，讀懂八卦符號和契約符號。
八卦符號通過《周易》傳承下來，契約符號隨著結繩和書契的消失而消失了嗎？沒有，而是進入了甲骨文的字形結構中。已經識別出的甲骨文中，60%以上都包含著契約符號，包括結繩符號和書契符號。對於核心字，100%由契約符號所組成。
因此，從根本上來說，甲骨文的字形構造，是對契約符號的直接繼承和借用。每一個字，都獨具匠心，都包含著獨立的意義，承載著中國文化最純粹的義理。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把甲骨文叫做“契約文字”、“義理文字”，而非什麼象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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