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價、油價和通貨膨脹

近期有兩種商品的價格變化備受公眾關注。其一是在中國居民日常食品消費支出中佔據重要比重的豬肉的價格；其二是作為“工業血液”的石油的價格。據報道，2019年9月份豬肉價格同比增長高達69.3%。在豬肉價格的帶動下，牛羊肉價格也出現了一定幅度的上漲，分別比去年同期上漲18.8%和15.9%，導致整個畜肉類商品的價格同比上漲達到46.9%。石油期貨價格近日也出現一定幅度的波動，在9月中旬達到一個小高峰後出現震盪下行。

儘管豬肉和石油兩種商品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但導致這次兩種商品價格上漲的原因基本是類似的，大致都是源於商品供給短缺。受非洲豬瘟等因素的影響，自2018年以來我國豬肉供給能力出現持續下滑，豬肉價格相應也呈現趨勢性的上升。與一般的工業品相比，豬肉價格變化的特殊性在於生豬的生產具有明顯的週期性。生豬生產中間包括繁殖、生產和育肥等等環節，週期一般在17個月左右。在我國，豬肉價格變化具有明顯的週期性。一旦豬肉價格偏離了正常水平，需要較長時間才有可能恢復正常水平。

石油價格的波動則是和近期中東地區的局勢動盪有關。沙特最大的原油生產設施在9月15日遭受襲擊，造成原油減產。而且估計減產可能還將持續一段時間，導致原油期貨價格在9月16日之後出現了劇烈波動。近期中東地區安全形勢的惡化成為影響石油供給的主要因素。

有一種擔心認為豬肉價格和石油價格上升可能推動未來價格水平的進一步走高，造成進一步的通貨膨脹壓力。在細說控制通貨膨脹的政策之前，很有必要先簡單解釋一下什麼是通貨膨脹。通貨膨脹雖然是幾乎人人都知曉的名詞，但是其中充斥著大量似是而非的理解。雖然經濟學家通常採用價格指數變化來度量通貨膨脹，但是價格指數上漲，特別是只有部分商品價格上漲時，並不完全等同於通貨膨脹。

首先，通貨膨脹是一種普遍性的價格上漲現象。少數幾種商品價格上升並不是通貨膨脹。其次，通貨膨脹還是一種持續性的價格上漲現象。消費者價格指數或者生產者價格指數短期的上漲，也不構成通貨膨脹。

就拿當下的情況看，雖然9月份的CPI同比增長率達到3.0%，進入了所謂的3.0時代，但是除了豬肉等肉類價格上漲較快之外，其他商品的價格基本保持穩定。因此，當前的CPI上升主要是由於少數食品價格上漲造成的。更何況，表示工業品出廠價格變化的生產者價格指數同比下降2.0%。因此在特殊時期不能將CPI的較快上漲混同於通貨膨脹。

面對商品價格變化，人們習慣通過具體商品供需平衡的價格規律來理解通貨膨脹，但兩者是存在差異的。導致通貨膨脹變化的供求方面的因素一定是總需求和總供給的變化。經濟學中將通貨膨脹的原因歸結為三種因素，分別是需求因素、供給因素和預期因素。雖然導致通貨膨脹的最初原因各不相同，但是總需求，特別是貨幣供給在通貨膨脹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主要作用。所有總需求管理政策一直是控制通貨膨脹的主要政策手段。

迄今為止，曾經在供給方面引發通貨膨脹的商品大概有兩種，一是石油，二是勞動力。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導致全球價格上漲。石油價格上漲進而推動下游工業產品價格上漲。西方發達國家由此陷入了經濟滯漲的危機。也是在20世紀70年代的北歐國家，由於工會壟斷勞動供給導致工資和物價呈現螺旋式上升，形成結構性通貨膨脹。自從有了這兩個案例之後，成本上漲可以導致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的觀念深入人心。

針對通貨膨脹，諾獎得主弗裡德曼有一句廣為流傳的名言，即“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貨幣現象”。貨幣供給代表總需求增加，這句話的意思簡單說就是，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貨幣供給過多造成的。上文剛說完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難道諾獎得主的名言說錯了？

從歷史上看，但凡一個國家或地區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這個國家的貨幣供給必然供給過度了。否則即便是嚴重的供給短缺，缺少了貨幣供給的配合也無法形成持續的通貨膨脹。美國經濟學家麥金農在《失寵的美元本位制》這本書裡指出，無論是1973年還是1979年的石油價格上漲，都是發生在全球貨幣供給放量增加之後。到1991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之時，在一個緊縮的貨幣環境下，石油供給減少並未引發全球油價持續上漲和通貨膨脹。

從中可以總結出的基本規律是，並不存在絕對意義上的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離開了寬鬆的貨幣政策環境，即使經濟遭受某種產品供給的短缺以及相對價格的上漲，也不大隻能發生持續性的通貨膨脹。不僅如此，當經濟發生供給衝擊時，貨幣政策當局也傾向於採取緊縮的貨幣政策，從而避免公眾產生通貨膨脹預期。當然，成本衝擊和緊縮貨幣政策可能導致經濟衰退。這是為了避免通貨膨脹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早在“豬肉價格週期”引人關注之前，更加引人注目的糧食價格和通貨膨脹的關係。在改革開放之後相當長時間內，我國的糧食價格上漲和通貨膨脹之間保持著密切的同步關係。而且每當通貨膨脹發生劇烈變化的時候，糧食價格的變化幅度都高於通貨膨脹的變化幅度。

於是人們直覺的認為糧食價格上漲是導致當時通貨膨脹上漲的主要原因，特別是在糧食出現減產的時期。這種直覺非常符合人們樸素的認識。作為最主要的食品來源和工業原料，糧食價格上漲不僅會推動下游工業品價格上升，還會造成勞動力成本增加。糧食價格上升極有可能造成通貨膨脹率的上升。

然而，有經濟學家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因為每當通貨膨脹率上升的時候，糧價的上升幅度總會超過通貨膨脹的上升幅度。換句話說，如果有一家企業能夠在通貨膨脹期間囤積糧食，那麼他的收益率一定是遠遠跑贏通貨膨脹的。因此糧食價格和通貨膨脹之間還可能有另外一重關係，那就是通貨膨脹及其預期導致糧食價格上漲。

我國的經濟學家盧峰和彭凱翔在一項很有影響力的研究中對糧食價格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發現，是通貨膨脹率上升導致了糧食價格上升。而不是人們直觀想象的糧食價格上升推動通貨膨脹率上升。這意味著，當通貨膨脹上升時，人們把囤積糧食作為一種投資行為，導致糧食需求和糧食價格以更快的速度上升。糧食價格的上升進一步強化了人們關於通貨膨脹的預期。於是通貨膨脹和糧食價格進入下一輪惡性循環的上漲過程。直到政府採取緊縮的經濟政策制止通貨膨脹。

在發生通貨膨脹的時候，有不同的投資方式。一種是把錢存在銀行裡收取固定的利息，另一種是把錢投資到實物資產上，比如糧食。在利率市場化之前，中央銀行調整利率的調整速度往往趕不上通貨膨脹的水平。因此投資銀行存款往往收益是負利率。而糧食等農產品由於可以貯存，通貨膨脹加劇了這些農產品的投機性需求，導致糧價上漲速度超過通貨膨脹水平，獲得正的收益率。因此高通脹時，農產品的投機需求和價格漲幅往往較大。除了糧食之外，大家所熟悉的還有“豆你玩”、“蒜你狠”等等。

近年來糧食的投機需求和糧價的暴漲暴跌已經越來越少了。導致這一變化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隨著利率市場化的改革，利率隨通貨膨脹的變化越來越靈活，負利率出現的頻率越來越低。投機性存糧的收益率越來越低導致糧食投機性需求下降。另一個方面是我國建立起越來越完善的糧食價格平準機制。雙管齊下，使得糧食價格的穩定性越來越高。

時至今日，經濟學家形成的基本共識是貨幣政策應該為一個國家的通貨膨脹水平最終負責。這一共識並非憑空形成的，而是源於西方國家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的反通貨膨脹實踐。而在此前的相當長時間內，貨幣政策在控制通貨膨脹的政策菜單中僅僅處於從屬地位。西方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發生滯漲不斷加劇狀況。同時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也在學術領域對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理論提出批評。於是通貨膨脹和貨幣政策的相關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初發生了重大變化，並形成所謂的“新共識”貨幣政策理論框架。

自此之後，價格穩定取代經濟增長成為西方發達國家貨幣政策最重要的目標。相機抉擇式的政策制定方式也逐步被政策規則取代。政策規則的中間目標也經歷了從貨幣數量、名義匯率等向通貨膨脹預測值的變化。政策工具由傳統的“三大法寶”變換貨幣市場基準利率。由於貨幣需求往往具有不穩定性，導致各國中央銀行逐漸放棄貨幣數量目標。短期內，由供給造成的個別商品或者物價水平的上漲壓力並不會影響貨幣政策的基本取向。

雖然2008年的金融危機證明這套“新共識”貨幣政策理論框架並非宏觀經濟政策菜單的全部內容。即使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也不能排除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但是這並不妨礙穩定價格水平是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正成為越來越多理論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基本共識。從這個角度出發，就可以理解儘管豬肉價格出現了較快上升，也帶動整個消費者價格指數上漲，但這不是影響我國近期貨幣政策調整的主要因素。

範志勇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專聘研究員、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