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全世界所有华人都自称为“炎黄子孙”，这是因为我们尊上古部落联盟首领炎帝和黄帝为中华始祖，“炎黄”即由此而来。

而对于邻国韩国来说，他们则自称为“三韩子孙”。

这“三韩”指的是古代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辰韩、弁韩三个部落。但提到“三韩”，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让“三韩”略显尴尬的存在—“箕子朝鲜”。

据《史记》记载，武王克商后，纣王的亲戚箕子因不愿侍周，带着族人迁徙朝鲜，“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这就是箕子朝鲜的由来。

但实际上，根据甲骨文和出土的“㠱（通箕）器”证实，箕侯国与孤竹国一样，至少在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250年前后）就已经是殷商的诸侯方国，商朝灭亡后（约公元前1046年）箕子只不过回到了箕族的封地，而并非披荆斩棘的建立新国。

周武王因暂时无力掌控东北亚诸多方国，所以也就默许了箕侯国的存在，封其为“朝鲜侯”，许其不臣。但实际上，箕子是把自己视作殷商在东北的延续，并非周朝封国。直到西周后期，箕侯国因为受到貊人的威胁，才主动接受了周天子“朝鲜”这一国号（即箕子朝鲜），以换取周朝的庇护。

所以，“三韩”只包括半岛南部，而无法将早于其存在并且文明程度远高于三韩部落的箕子朝鲜涵盖在内。因此，朝、韩在描述历史时，就不得不面临怎么处理箕子朝鲜这个尴尬存在。

朝学者金锡亨的处理方式是不认可箕子朝鲜的存在，而只追溯神话传说中的檀君朝鲜，理由是《史记·朝鲜列传》没有箕子的记载；韩学者李万烈的处理方式是将箕子朝鲜算作是自身内部产生的势力，而并非外来，理由是“箕子”是韩语发音。

但是，即便是土生土长的马韩、辰韩、弁韩三韩，也有一个困扰朝韩的千年谜团亟待解开。

高丽在1145年修撰的《三国史记》一书中曾明确记载道：“罗人自谓少昊金天氏之后，故姓金。庾信碑亦云：‘轩辕之裔，少昊之胤’。”

罗人指的是新罗，新罗由辰韩发展而来，而少昊则是我国上古东夷部落的首领（已被考古证实为大汶口文化），这也就意味着就连三韩都不一定是半岛土生土长的，而可能也是外来势力组成的。

不过，《三国史记》的修撰时间距三韩时代过去了上千年之久，这种说法可信吗？

韩国考古学家在忠清南道和全罗南道考古发掘时，多次出土了短内式铜戈，这是商朝无胡直内戈的后期形制，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出土的铜戈属于殷商兵器。当然，这其中不乏一种可能性：如果箕子朝鲜与三韩一北一南，那么作为殷商在东北的延续，双方在交流中有商朝兵器传入半岛南部，并没什么稀奇。

但问题在于，以方形短内为特征的殷商铜戈在西周晚期已在中原绝迹，而辽西一带此时已转变为銮内戈形制，辽东目前则无西周时期的箕器青铜文物出土，这表明，西周时期，箕子朝鲜势力还未跨过辽西，半岛南部发现的商朝短内式铜戈并非是从箕子朝鲜传入的。

这与箕子侯国受到辽西貊人的袭击而向周天子求援的记载相佐证。同时也解释了追求疆域最大化的秦始皇为什么从未考虑征伐朝鲜半岛。

据《魏略》记载：“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筑长城，到辽东。时朝鲜王否立，畏秦袭之，略服属秦”。战国时燕国的军事进攻，迫使箕子朝鲜进入半岛。

秦统一时，箕子朝鲜向秦王朝称臣，成为秦朝与三韩之间的天然阻隔，秦始皇采取了与闽中郡一样的处理方式，对箕子朝鲜不设郡县，令其君长治之，至于更偏远的三韩之地，秦始皇恐怕并不知晓其存在。

那么半岛南部的殷商兵器是怎么来的呢？不要忘了，除了箕子朝鲜外，在西周时生活在东夷的殷商方国依然有较强的实力，《竹书记年》记载：周穆王时，徐夷还曾“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东夷对周王朝的威胁直到春秋时期齐国的崛起才告终结。

孔子就曾说过：九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些少昊后裔（殷商同样是少昊后裔）最终渡海离开了故居，而最近的避居地，则是朝鲜半岛南部。三韩以鸟为图腾、崇拜太阳的习俗，正是这一体现。如此，《山海经》提到额“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也就不难理解了。

可见，三韩也并非全是土生土长的，而是受到了来自殷商系外来群体的推动，才步入文明进程，有了国家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