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誰一起住？你們家怎麼吃飯？哪些人算你的家人？你們家誰做主？
2006年，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沈奕斐開始做她的博士論文，研究上海城市白領家庭的形態與變化。之後的幾年，不管走到哪兒，她都問人們這些問題。
然而問得越多，調查越深入，她腦海裡關於「家庭」的概念反而更模糊——家庭裡充滿著流動和不確定，甚至同一個家庭裡的人，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都不同。後來她把這次田野調查寫成了一本書，名叫《誰在你家：中國「個體家庭」的選擇》。什麼是「個體家庭」？
過去，家庭是一種人生的必然選擇，家庭有其自身的一套規範和原則，個體進入婚姻就必須適應這種規範和原則；
今天，家庭是個人獲得幸福的途徑之一，是一種可能的選擇，家庭內部的原則也會根據家庭成員的特點而不同，家庭會隨著個體的選擇而呈現不同的面貌。
一個最形象的畫面，就是我們常常在婚禮現場看到的——大廳的門打開，新娘挽著父母走在前面，新郎挽著自己的父母走在後面。
上了舞臺，兩束大光，一束照向新娘及父母，一束照向新郎及父母，兩束圓形的光在中間重合，成為一個心形。
這就是當下中國家庭的模型，和過去的父系家庭很不同。
至於那個最關鍵的問題：在中國家庭裡，女性是否獲得了真正的平等？
沈奕斐認為，年輕女性在家庭裡確實獲得了權利和地位，但這並非來自男性，而是來自上一代老人的讓渡。
我們正處在「後父權」制時代，受壓迫和剝削的，更多的是老年人，尤其是在經濟上處於弱勢地位的老年人，特別是老年女性。
文｜羅婷
圖｜視覺中國
《人物》：2006年，你當時為什麼會想到要研究這個話題？
沈奕斐：這是我的博士論文主題。當時的想法非常簡單——希望能解釋我看到的和理論不一樣的現實。因為當時有一種主流觀點認為，中國家庭正趨於小型化和核心化，但是為什麼我身邊卻有很多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家庭呢？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父母離開自己的家。所以從2006年開始，無論我走到哪裡，都會問別人，有沒有這樣的例子？
後來我發現這是一個很常見的現象，就開始有意識地收集我身邊有學齡前兒童的家庭情況。一旦開始研究，我發現情況比我原先想象的更為複雜，家庭類型之多，超乎想象。每一個家庭似乎都有自己獨特的一種方式。
《人物》：你挑選調查對象的標準是什麼？
沈奕斐：因為我研究的是城市家庭，所以主要有四個條件：當時夫婦雙方都在40歲以下、至少一方有大專以上學歷、在上海定居、父母離開家和年輕夫婦住在一起。為了研究的客觀性，還訪談了一些參照組家庭，最後一共正式訪談了46戶上海家庭。
《人物》：剛開始做調查的時候，有沒有發現一些有意思的細節？
沈奕斐：有，比如說填基本信息的時候，收入那一欄，丈夫往往會填得比較高，老婆會說：「你哪有這麼多啊？」如果是老婆填，丈夫會在邊上說：「還要再高一點吧？」老婆就會說：「你就這麼點！」似乎男性更容易誇大自己的經濟收入和家庭的和諧。所以我選擇家庭信息提供者的時候，既希望能訪談女主人，因為女性更願意說，也更坦白，而且比較好約時間，也希望訪談男主人，因為能聽到不同的故事。
《人物》：每個家庭裡都有隱私，可能有人不會非常願意聊這些，怎麼才能讓他們打開心扉？
沈奕斐：我常用的方式是自我揭露法。比如問家庭財政，你家誰管錢？得到的答案往往很簡單。一般我會說，我們家怎麼管錢，菜錢怎麼給，水電煤怎麼付，我老公怎麼給我錢，逢年過節怎麼給雙方父母錢……參與者就會有回應，他們家是這樣，或者不是這樣，具體是怎樣的。再比如關於家庭衝突，有時候對方會避免提到家庭衝突、婆媳矛盾，我開始談論我們家發生的一系列矛盾，對方有時候會對我的情況感同身受，話題就慢慢打開了。一旦打開了，敏感的話題就不敏感了。
《人物》：你會問每個人同一個問題「誰是你的家裡人」，那他們都是怎麼回答的？
沈奕斐 ：我發現即使是夫妻之間，對「誰是家人」的回答都是不同的。貝納德曾經說過，當夫妻在談論他們的婚姻時，他們其實談的是兩個婚姻：妻子的婚姻和丈夫的婚姻。
我的一個突出印象是，當我問出這個問題，大部分年輕女性都會問我：小家庭還是大家庭？她們對小家庭的界定一般有兩種，一種是隻有丈夫和孩子，另一種是再加上自己的父母。那公婆呢？如果關係好，可能會被算進去，如果關係不好就完全不會被囊括。有時候甚至父母都可以分開計算。而男性呢，他們第一個念頭跑出來的就是大家庭。他們關於大家庭和小家庭的界定，一般都比妻子要大。
《人物》：這麼一來，夫妻是否會在某一些問題上存在衝突？
沈奕斐：確實有。比如妻子解釋為什麼選擇和公婆一起住的時候，常常表達出無可奈何的含義，表示自己並不是非常願意一起住，只是形勢所迫。而丈夫表達的這種被迫性會少很多。他們覺得如果岳父母來可以減少大家的矛盾，也挺好。
再比如有個家庭，丈夫是農村出身，責任感強，姨媽、舅媽的事情他都要管，兄弟姐妹的事情也要管，認為自己有「反哺」義務。但是妻子是獨生女，她的概念裡家庭就是父母，連兄弟姐妹都不涉及。所以妻子就認為，不可以把小家貢獻給大家族，所以她大著肚子，也要去監督丈夫，不讓他在醫院裡為親戚出錢。這種不同的家庭認同，常常是家庭衝突背後的本質原因。
《人物》：現在中國家庭裡夫妻的權力關係是不是也在發生變化？
沈奕斐：女性那一方的家庭，如果在經濟實力、地域和男方處於同等層次上的話，那麼完全可以和男性這一方平起平坐，處於勢均力敵的地位，而不再像過去父系家庭為主的時候被隱在身後，而這也正是心形個體家庭模式的特點之一。女性對家族的認同，相對缺乏傳統家族和宗族的概念，更強調直系的關係，這也影響到現在男性的家庭認同。我們原來說，父權制社會里「從夫居」，現在已經不存在了，年輕一代根據自己的需求和實際情況，來做出最利於家庭和個體的安排。
《人物》：你書裡有一節說，雙職工家庭需要第二個「妻子」，這個第二個妻子該怎麼理解？
沈奕斐：在現代社會里，女性會有雙重壓力——作為妻子的義務，和作為職員的工作。以往家務勞動的承擔者一直是婦女，現在雖然她們花在家務上的時間不及全職主婦，但丈夫們也不會因此就承擔那些家務活。
西方的解決方式是，鼓勵夫妻一方在特定的生命週期放棄職業，或者僱傭他人，或者依託社會機構和福利制度。而在中國，缺乏相關的社會支持體系，更為嚴峻的是，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各種相關功能重新回到家庭的時代，夫妻一方工作，又不足以養活全家人。
所以結果就是，年輕夫婦對父母的需求成為一種剛性需求。父母的幫忙不僅僅是錦上添花，簡直是雪中送炭了。而且任勞任怨的父母來充當「妻子」，他們會做掉絕大部分的家務，放棄絕大部分的權利，堪稱最完美的「妻子」。
《人物》：那第二個妻子，是指父母，還是主要是母親？父親的身份會不會更復雜一些？
沈奕斐：會。在我統計的所有家庭裡，沒有一個小家庭，是單獨和父親住在一起的。從性別角度來看，由於女性承擔家務被看作是自然的，因此，老年婦女往往相比較老年男性更搶手。但是幹不了家務活，又不能給孩子提供經濟支持的老人，往往成了負擔，因為年輕夫婦家庭需要的是「妻子」，而不是不掙錢的「丈夫」。
所以，很多家庭都是母親單獨跟小家庭住在一起，即使是父母和子女一起住，那也是有先來後到。母親先來，父親後來，而父親一起來常常是沒有辦法，因為留他一個人在老家，他沒辦法照顧自己。離開老家到上海的外地男性命運更加「悲慘」，因為他們發現如果不幹家務就沒有立身之地，而幹家務對他們來說又是一件陌生的事情。所以，關注老年男性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話題。
《人物》：當時你也問到了關於老人分居兩地之後性的問題？他們怎麼回答的？
沈奕斐：我一直在主觀上認為，性對家庭而言是個非常重要的話題，但怎麼把這個問題問出來，一直讓我很困惑。我問他們關於夫妻分居有什麼想法，他們都不知道我想問什麼。比如我有個好朋友，她媽媽一直在上海，她們也希望她爸爸能趕快過來。但我問原因的時候，她們自然而然避開了性，說主要是不放心他一個人。
我覺得他們都沒有往那方面去想，但我也得到了想得到的答案——當一個老人的生活完全是以子女為中心的時候，他們把自己的所有都奉獻給了子女，性方面的犧牲在全方位的犧牲中就變得微不足道了，或者說，在他們的理性中，完全可以說得通。
《人物》：你提到過，當三代人一起生活時，如果大家對「誰是這個家的主人」這個問題有分歧，矛盾就很可能會發生？
沈奕斐：對，一個家庭裡只能有一個男主人、一個女主人，只能是一對夫婦的家。如果對這個問題搞不清楚，矛盾就會發生。比如有一個案例，婆婆剛剛到小夫妻家裡的時候，婆媳經常因為類似毛巾放在哪裡、洗衣服放多少洗衣粉這種小事吵架。兩人互不相讓，媳婦認為這是我家，這些事我做主。後來她們一致認定，媳婦是女主人，矛盾就平息了。那後來媳婦到婆婆家裡去，婆婆這些習慣，她又不反感了，不提意見了，那是因為她覺得那是婆婆的家，她的家她做主。確定家庭角色是家庭和諧的第一步。
《人物》：那有沒有老人做主的特殊案例呢？
沈奕斐：也有的。有的家庭裡，父母比較強勢，經濟收入和地位都更高，家庭的主人就是老一代。有一個案例，媳婦是圍棋老師，她丈夫剛剛失業，而公婆都是軍隊的，房子也是軍隊分的。我去她家做訪談，全程就在她的小房間裡。他們家裝修很有意思，整體是沉重的深棕色，明顯是中老年人的風格，而她的房間是粉紅色的，是他們結婚之後媳婦用自己的錢裝修的。在她看來，只有自己的房間才是她的「家」。
但是與傳統家庭不同的是，婆婆不再覺得自己可以支配媳婦，也不會要求媳婦做家務，最多可能會暗示和引導。這與年輕人當家做主也不同——如果老人住在子女家裡，只有義務，權利很少。如果子女住在父母家裡，可能權利不多，但也不承擔義務。
《人物》：你在書裡提到，人們現在關於「孝順」的定義跟原來不同了。
沈奕斐：在傳統的儒教文化裡，孝順除了是經濟上的贍養之外，更強調尊重與順從。但是個體化進程中，強調的是個體之間的平等。我在訪談時發現，年老一代自覺把孝順的要求降低到了經濟支持和照顧。而年輕一代則認為孝順就是經濟方面的支持，是否要照顧老人取決於感情和老人對小家庭的貢獻。而且現在年輕夫婦不再是孝順的一個整體，現在很多年輕人實行「各自管各自父母」。
《人物》：那這個改變是怎麼發生的?
沈奕斐：在過去30年中，父母的權威下降得非常迅速。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打破了子女必須服從父母的邏輯，子女甚至被鼓勵揭發父母。計劃經濟時代，單位領導部分地代替了家庭行使某些權力。市場經濟時代，年輕一代在見識和對社會的適應性上都可能比老一代要強，父母那些過來人的經驗可能對子女來說意義是不大的。老年人過去擁有的權威不再有了，這一點深刻改變了孝順作為一種社會結構的意義。
《人物》：如果我們全面來看，這些家庭內部權力關係的真實狀況，會是什麼樣子？
沈奕斐：在中國城市家庭中，比起以前，父親的權力衰弱了。我們發現今天僅僅想要以父親的身份獲得家庭支配權，已經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一個父親要有權力，一定要有其他因素的支持，比如有錢或有權。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原來的父權制已經瓦解了。
但是性別之間的關係卻沒有發生質的變化——整體女性的權力沒有質的改變。年輕女性獲得的權力來自於老年女性的權力讓渡。所以我們看到的「性別平等」，是因為看到了年輕女性的權力上升，而實際上，一旦進入老年，就意味著權力的減弱。正因為年老一代承擔了大部分的責任，並讓出了很多的常規決策權，才使得年輕一代，既能擺脫繁重的家務，又能獲得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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