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民以食為天。

自從人類文明誕生以來，無論世界如何變化，推動文明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就是簡簡單單兩個字：

吃飽。

人們能吃飽，才有力氣生存，生命才能得以延續，在此基礎上所誕生出的文化，藝術，經濟，科學，也才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與傳播。

而能夠使人吃飽，首先需要的就是糧食，眾所周知，優秀的糧食作物，可以大力促進人口的增長，同時也深刻影響著人的體質強弱。

如小麥這類劃時代的農作物，以人人皆宜的口感與穩定優秀的產量，成為農民種植的首選，當小麥在古代中國開始大面積種植後，尤其是在經濟發展與社會秩序雙雙穩定的環境中，人口曾幾度呈現出爆發式增長。

但在小麥還未被人們當做主食以前，古代先民每天吃的主要糧食，相對小麥來說產量並不高，比如上古時期的主要農作物——“粟”（sù），最遠可以追溯到萬年前的原始社會，現在來說就是穀子，俗稱小米，從口感上來對比，粟照比小麥會有明顯的粗糲感，且產量雖然穩定但上限不高，然而粟的存活性十分強悍，在灌溉技術並不發達的古代，粟以耐旱與耐貧瘠，且生長週期較短，喜高溫的多項特點，成為了北方旱地上的明星作物。

再比如“黍”（shǔ），也叫黃米，這是屬於先秦時期的主要農作物，不僅能夠用來製作窩窩頭等日常蒸食，還能用來製作年糕，甚至還能釀酒，其與粟最大的相同點，就是同樣耐旱耐貧瘠，但用途相比小米來說，會稍加廣泛。

其中還包括“

菽”（shū），也就是豆類，而這三種糧食作物，即“粟黍菽”，自從被發現可以食用，再到大規模種植，幾乎作為當時最主要的農作物，而一直延續到小麥登場。

然而這三種作物都因多種因素，而有著自身的侷限性：

一是相對小麥而言，產量上限較低，這是由於自然環境下的多種因素所導致，反過來說，也正是因為小麥產量大的原因，最終取代了粟黍菽，成為人們種植首選的主要糧食作物。

二是口感上不如小麥飽滿順滑，說白了就是小麥更適口，尤其是在磨成細粉之後，小麥的用途更加廣泛，比如我們常吃的麵條，甚至是糕點等美食，幾乎都是由小麥作為原料烹製而成。

但不得不說，粟黍菽在農業生產技術的初級階段，為人們的生存發展，做出了無可估量的巨大貢獻，但是當人口日復一日的增加，面對一張張嗷嗷待哺的嘴，這三種主流作物也由於自身侷限性而逐漸顯得力不從心。

直到戰國時期，經過先民的不斷努力，發現小麥的實際產量竟能高達粟的兩倍以上，甚至在自然條件完善與水肥得力的情況下，產量會更高。

於是，小麥的巨大效應與優勢，開始逐漸凸顯。

然而選擇種植新的農作物，是有一定風險的，因為在小麥並未傳入中國以前，人們對這種新生作物並不熟悉，這種不熟悉包括對種植技術的不熟悉，成活條件的不熟悉等方面。

但人們最終還是甘願放棄原本穩定生產的糧食作物，如已經在歷史上存在上千年的粟黍菽，從而將主要種植的作物改換成小麥，我們現在看上去好像很簡單，不過就是兩句話的描述，但試想千百年前賴以粟黍菽

生存的古人，突然某一天要把家裡種植的小米黃米等作物，換成一種全新的作物，這種勇敢的嘗試，甚至可以說是歷史性的變革，且對後世產生的影響難以估量。

這使我不禁深入思考個中原因，究竟是何種因素導致古代農民們，做出這種根本性的改變呢？

我個人認為，其實歸根結底，還是由於人口增長

所導致。

首先，伴隨人口的不斷增長，雖然會湧現出許多複雜的社會問題，但排位最前的，永遠都會是糧食問題。

如果人口日復一日的增加，而糧食產量仍舊維持原先的水平，乃至停滯不前，糧食產量與糧食需求之間的平衡就會被打破，勢必就會導致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出現：

糧食短缺。

即使不會出現糧食短缺，但糧食產量的停滯不前或是增長緩慢，面對日益增長的人口，其實是一種倒退，而那些在產量上有所侷限的作物，顯然已經無法滿足每天都在增加的人口需求，等到下一代人成長起來，對於糧食的需求就會進一步增大，每個人平均可支配的糧食總量，也會相應減少，於是就會出現“吃不飽”的情況發生。

這時，要想回到以前人人都能吃飽的狀態，人們就必須開墾更多的荒地，種植產量更大的作物，從多方面儘可能的提高糧食產量，以應對由於人口增長所帶來的糧食需求，同時消除可能會出現的糧食短缺隱患。

據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發布的《近2000年來黃河中游重大，特大幹旱》研究報告顯示，在近2000年來，我國曆史上曾多次發生因乾旱糧食短缺的負面現象。

比如1627年，即明朝天啟七年，豫，冀、魯、晉，陝，內蒙，皖，蘇等多達十餘個省份發生大旱，其中以陝，甘、晉、豫最為嚴重，從1638年到1641年整整三年的時間裡，終年無雨，顆粒無收。

這種類似的現象，同樣出現在崇禎六年。

《明史·五行志三》：（崇禎）六年，陝西、山西大飢。七年，京師飢，御史龔廷獻繪《饑民圖》以進。

相同的歷史不止出現在明朝，翻開史書不乏震顫人心的記載，如《後漢書》中所言：

興平元年（公元194年），關中，秋七月, 三輔大旱，是歲，谷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

此處所說的“一斛（hú）五十萬”，按照著名古代經濟史學家林甘泉教授所寫《中國經濟通史_秦漢經濟史(上)》

一書中的研究結論來計算：

漢代1石=2市鬥，1市鬥=13.5斤，1石=27市斤粟。

漢代1石為20000毫升，1鬥為2000毫升，即秦漢時期1鬥禾重2.7斤，這也是以實物測量所得數據。

既然我們能通過林甘泉教授的研究，得知1鬥禾重2.7斤，那麼根據10鬥等於1斛來換算，可知：

1斛禾約等於27斤重。

（注：此處“禾”應為穀類作物的總稱）

根據這個結果，我們再來看上文中引用的史料記載：

是歲，谷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

一斛谷，居然賣到五十萬錢（漢·五銖錢）的天文價格！

這相當於什麼呢？

如果把五銖錢的購買力進行換算，約等於人民幣0.4元，27斤重的米，居然能夠賣到50萬錢，單純換算購買力，相當於人民幣20萬！

由此可見，在發生糧食短缺的災情時，不僅要捱餓，甚至會造成經濟崩潰，物價瘋漲到駭人聽聞的地步，我想不論窮或富，在面對這種糧食極度缺乏的困境時，都會感到深深的絕望。

再加上種種秩序遭到破壞，人們在生存面前，往往會經過短暫的掙扎，從而最終選擇不惜一切代價的活下去。

回溯歷史，我們不難發現潛藏其中的歷史規律，近2000年的時間內，幾乎每隔三百年左右，就會發生一次重大幹旱災情，而在1328年以後，甚至達到每隔8年——20年就會發生類似天災。

我很難想象在那種艱難的生活中，人們是如何生存下去的。

所以大家能夠理解我國之強大富庶的來之不易麼？

為何要大力發展農業，大力發展基建，大力發展經濟，甚至不惜一切代價，在歐美等國還在嚷嚷“中國威脅論”的時候，我國要先讓老百姓都吃飽，再回頭搞教育，搞科研，搞火箭上天，衛星上天。

因為當年實在太苦了。

在這一點上來說，今天授予袁隆平教授最高榮譽，發明出雜交水稻的袁老當之無愧獲得這份殊榮。

從五千年前開始，從我們中國的古代先民們種植各類穀物，種植小麥開始，整整五千年，我們不僅見證了優質農作物帶來的人口爆發式增長，同樣也是因為糧食問題，經歷了一次又一次沉重的歷史。

而正是有以袁隆平為代表的科學家們，在親身經歷過歷史悲劇與慘痛教訓之後，才會甘願奉獻自己的一生，悉心鑽研糧食增產，讓每一箇中國人，讓每一個後代子孫，都能在溫飽的環境中度過快樂的童年，從此快樂的成長，生活，學習，工作，娶妻生子，而不用去考慮有朝一日可能會出現的吃不飽，不會餓著肚子說一句我是中國人。

我相信偌大的中國，泱泱華夏，不止一個袁隆平，還有數不勝數的科研工作者，也在為了能讓全中國人從此沒有各種後顧之憂，而廢寢忘食的在努力。

他們值得我們每一個人的尊重，並致以最為真摯的崇高敬意。

因為就一點，他們，讓我們吃飽了。

這一個簡簡單單的理由，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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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明史·五行志三》：（崇禎）六年，陝西、山西大飢。七年，京師飢，御史龔廷獻繪《饑民圖》以進。

《後漢書》：興平元年（公元194年），關中，秋七月, 三輔大旱，是歲，谷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

古代經濟史學家林甘泉教授·《中國經濟通史_秦漢經濟史(上)》：漢代1石=2市鬥，1市鬥=13.5斤，1石=27市斤粟。

漢代1石為20000毫升，1鬥為2000毫升，即秦漢時期1鬥禾重2.7斤，這也是以實物測量所得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