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本文節選自《文學經典的形成與閱讀》，原文刊登於《名作欣賞》2017年第7期
現在很多青年覺得經典作品難讀，不好讀。要解決這一問題，不僅要避免自己被快餐文化敗壞的口味，可能還要注意一些方法。
1.現場還原。經典大多是前人的作品，總是呈現不同的社會環境和生活方式，與當下的讀者有經驗隔膜。要克服這種隔膜，需要我們發揮一點想象力，設身處地，知人論世，在閱讀時儘可能還原當時的現場，減少進入作品的障礙。眼下活在都市的人，習慣於使用煤氣和電磁爐，從沒燒過秸稈和柴禾，對“人煙”這個詞可能不會有多少感覺。他們從未經歷過鄉村生活和農業文明，一看到冒“煙”，那還不打119報警？當代人習慣於手機視頻通話，大概也不容易對長相思、長相憶、長相戀這一類苦情有感覺，不容易對渡口、遠帆、歸雁、家書這一類意象怦然心動。還有文學手法的差異也是這樣。我曾說過，漢賦作家們為何那樣喜歡白描鋪陳？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為什麼那樣喜歡寫靜物，寫個街道或修道院，一寫就好幾頁？他們這樣寫是不是太囉嗦？要知道，那時候他們沒有電視，漢代人更沒有照相機，作家是讓人們瞭解異域世界的主要責任人。他們不那樣“囉嗦”，不那樣詳細報告，讀者可能還不答應，還不滿足。他們那樣寫的合理性，只有放到當時的現場裡，才能被我們同情地理解。
2.心智對接。作為現代人，我們不必牛皮哄哄，以為自己有了飛機和電腦，就在一切方面都遠超前人。其實，財富、科技是可以積累的，是直線進步的，是不妨可以厚今薄古的，而在道德、智慧等方面卻未必能行。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聚焦於女性地位：一個不願成為男人“玩偶”的新女性，如何打破自己的婚姻困境。魯迅後來寫過一篇《娜拉走後怎樣》，繼續討論這一話題。現在時間過去了一二百年，那個時代早已翻篇，但易卜生、魯迅所說的問題解決了嗎？看看時下的電視劇，有多少個新款“娜拉”還在那裡哭哭泣泣、叫叫喊喊，一言不合就出走，不是去西藏就是去海南。據幾天前報上公佈的數據，全國一年之內有五百多萬例離婚案，涉及一千多萬人，如果以十年計，就是一億多人。這裡面自覺悲憤、深感茫然的“娜拉”何止千萬！不難看出，不論生活在什麼時代，不論財富和科技積累到什麼程度，人的生老病死、恩怨情仇、窮達沉浮，都面臨一些長久甚至永恆的難題。前人和我們差不多是同一張試卷面前的考生。那麼，如果讀經典是有意義的話，無非是這些作品提供了前人的經驗和智慧，能給我們提供幫助。如果我們面對人生考題不得其解，能向前輩同學切磋一番，或向他們打一個“求助電話”，何樂而不為？在這個意義上，讀經典就是讀自己，讀自己的難事和大事，這樣才可能讀出一種飢渴感和興奮感。
3.多元互補。經典並非絕對真理，並非萬能的和終極的，而是各有侷限與缺失的。好藥沒有用好的話，就是毒藥。所以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好而知其短”，不要相信一個藥方可以包治百病，可以包打天下。一個小學生，沒有戀愛經歷，讀《紅樓夢》肯定是不合適的。一個初入職場的青年，最需要立志，打拼奮鬥是第一要務，你給他講《六祖壇經》，說有就是無，得就是失，打拼就是不打拼，賺錢就是不賺錢，肯定是坑人。一個讀書人如果沒把亞里士多德、休謨、康德、馬克思的底子打好，缺乏堅實的理性和邏輯訓練，一上來就“後現代”，天天給你玩“解構”，玩“能指”，肯定會把自己給玩廢了。我這樣說，並不是說《紅樓夢》不好，或《六祖壇經》不好，或“後現代主義”不好。事實上，經典作為一種文化資源，是多元互補的百味良藥，但切切不可亂用——使用時必須因時、因地、因人、因條件、因任務目標而組成不同的閱讀配方，產生最好的組合效應，否則就無異於東施效顰，甚至是謀財害命。我經常被一些公共媒體要求提供推薦書目，總是感到很為難。因為我從不相信“萬能藥方”“通用藥方”，不相信一紙書目可以適用需求各異的讀者，因此只能請小編們諒解。
4.以行求知，以創求知。讀經典不是複製知識。飽讀詩書如果只是讀成個書呆子，讀成一部留聲機，就不如不讀。在這個意義上，任何知識都需要用實踐來激活、來檢驗、來消化、來發展創新。陸游說：“紙上讀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王陽明說：“知為行之始，行為知之成。”根據這種知行觀，讀書、上課、拿文憑充其量只是一種“半教育”，同學們戴上方帽子時不必高興得太早。只有讀懂了人生與社會這本“大書”，在生活中嘗過酸甜苦辣，才會使你的教育過程相對的完整，才能使知識進入我們的血肉，成為真正可靠、可用的知識。各種知識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更新升級。有些外國批評家讚揚中國當代文學，常用“中國的卡夫卡”“中國的馬爾克斯”這一類概念，倒是讓當事的一些作家不高興。為什麼？因為當一個複製品說不上有多光榮，有多大出息。古人早就說過：學我者生，似我者死。只有超越老師，做好自己，有所發明和創造，才是對經典最好的致敬和學習。我相信，任何一個夠格的作家都不會不明白這個道理。
備註：本文是作者2017年4月2日於北京師範大學國際寫作中心的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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