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諾貝爾獎曲終人散，最為普通大眾所關注、同時也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第100屆和平獎，授予了埃塞俄比亞總理阿比·艾哈邁德·阿里（Abiy Ahmed Ali），而非此前呼聲甚高的
瑞典“環保少女”桑伯格（Greta Thunberg，也稱“氣候少女”，2003年生人，因為對全球變暖和氣候變化問題的關注和一系列抗議行動而世界知名，並被提名為2019年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這一結果無疑會讓後者的擁躉失望，但在另一重意義上，或許也避免催生了一個早熟的神話。
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上，記者拍到了氣候少女怒視特朗普的畫面
“作秀”的氣候少女？
對於大多數中國讀者來說，桑伯格這個名字進入視野，最密集的信息來自於她在今年9月聯大會議上的發言，她“怒目而視特朗普”的畫面被媒體津津樂道，而這段發言也被反覆引用——“這一切都是錯誤。我不應該在這裡，我本應該在大洋彼岸上學。而你們都來向我尋求希望？你們怎敢！你們用空談偷走了我的夢想和童年。而我還算幸運的，有人正在受苦、死去，整個生態系統正在崩解！我們正在一場大規模滅絕的開端。你們卻只會談錢，談論經濟永遠增長的神話。你們怎敢！”#How dare you#
在中文互聯網上，這段發言引發了為數不多的呼應和讚歎，以及鋪天蓋地的冷嘲熱諷。從現場視頻來看，桑伯格言辭激烈，表情豐富而誇張，尤其不時低頭看稿，幾乎看一句念一句的表現，讓很多看客質疑是“作秀”，加上此前中國社交媒體上已經頗成氣候的言論氛圍，桑伯格的出現，似乎再次提供了一個“白左聖母”的例證（儘管她只有16歲），以及此前已有的“父母製造偶像”或“利益集團利用”的說法，甚至有人給她加上了“生態主義納粹”的罵名。
俄羅斯領導人的看法代表很多人觀點
面對這種言論氛圍，一些嚴肅作者也在努力為桑伯格辯誣。例如學者方可成的《對16歲氣候活動家的抹黑與誤解》 ，將中文互聯網上的這種攻擊，歸結於歐美極右翼網站製造的假新聞和陰謀論被翻譯引入中國，並迎合了人們既有的知識盲區、情緒和偏見。
從某種意義上說，桑伯格的確是一個符號、一個偶像，由此而言她的言行必然有“秀”的成分，這樣說並不是出於陰謀論的暗示，畢竟，對偶像的需求植根於人性本身，如果運用得當，它可以煥發出巨大的建設性力量。
但是，一個16歲的女孩子承擔起這個角色，既是時勢使然，也在提醒著人們，將巨大的熱情寄託在這樣一個偶像身上，註定是不牢靠的。
不必嘲笑，也不必諱疾忌醫
這位“環保少女”身上有一個極為獨特的標籤，就是阿斯伯格綜合徵（Asperger syndrome），這是她本人所承認的。
阿斯伯格綜合徵是一種社交與溝通障礙，被認為是廣義上自閉症的一種，但症狀沒有通常的自閉症那樣嚴重，致病機理也不明確，患者並沒有智力低下特徵，甚至某些情況下智力還顯著高於常人（桑伯格在學校的成績可以稱之為優秀），以至於有些醫學標準認為其介於“自閉症”和“正常人”之間。
同時據媒體報道，她還有強迫症和選擇性緘默症。（選擇性緘默症同樣是一種社交焦慮，對中國讀者來說，或許最熟悉的例子，就是《生活大爆炸》中那個在不喝醉的情況下無法和親屬之外的女性說話的印度裔怪咖Raj。)
《生活大爆炸》中的Raj，正常狀態下遇到女性時會失語
桑伯格的這種生理特質，可以在相當程度上解釋她在公共場合發言的表現，同時很容易被她的批評者利用。例如今年聯大會議之後，美國FOX電視臺的嘉賓Michael Knowles攻擊桑伯格是“精神有病（mentally ill）的瑞典小孩”，這種滿懷惡意的措辭引發輿論譁然。Knowles本人事後也被迫為此道歉，但他只不過換了一個詞彙——他仍然聲稱桑伯格有“精神障礙”（mental disorder）。
而對於桑伯格的支持者來說，“阿斯伯格綜合徵”是一個尷尬的存在，因此有些聲援文章索性對此持視而不見的態度，或者將此類質疑籠統斥之為人身攻擊。而桑伯格本人，卻對這種標籤抱一種“大無畏”的立場。
精神上的disorder，對她而言成為一種武器。
她在社交媒體上聲稱：“我有阿斯伯格綜合徵，這意味著我有時不那麼循規蹈矩，而且考慮到眼下情況，與眾不同是一種超能力。”而且和一些媒體說法不同，她並沒有明確表示這種症狀已經治癒，只是說“我的症狀此前限制了我……我沒有活力，沒有朋友，也不和任何人說話......而這些現在都不復存在了，因為在這個許多人眼中毫無意義的世界上，我找到了某種意義。”
英國《衛報》文章也提到，“她（桑伯格）的家庭將她的阿斯伯格綜合徵視為一種祝福，她是那種可以拋棄社交干擾、用一種黑白分明（black-and-white clarity）的方式關注議題的人”。桑伯格本人也承認，“如果我像別人一樣、如果我擅長交往，我可能會試著發起一個組織，但是我做不到這個，我不是很擅長和人打交道，所以我自己做事情。”
這種情景，讓人想起當年那句紅極一時的“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桑伯格當然不是偏執狂，但相對於芸芸眾生，她作為阿斯伯格綜合徵患者，對於氣候危機的關注，無疑會比常人加入更多類似“偏執”的心態。
她的精神狀態絕不該遭到嘲笑，但同時，我們也需要意識到，作為“氣候旗手”的她，很大可能確實被一種特殊的精神狀態所驅動。她的憤怒、她的倔強、她的黑白分明，都註定不是批評者和讚美者所能輕易理解的。
而對一個批判者的無條件讚美，或許是對他/她的最大嘲諷了。這種諷刺，甚至要超過特朗普推文滿懷惡意地“稱讚”桑伯格是個“非常快樂的年輕女孩”。
說她“快樂”的特朗普，不能不讓人覺得滿懷惡意
警惕過於澎湃的道德激情
即便和“白左聖母”的汙名化劃清界限，我們仍然有必要看到，桑伯格是一個“非典型”的行動者，她的訴求中有強烈的、有時過於簡化的道德控訴色彩。這種道德控訴或許可以作為運動的助推劑，但恐怕無力支撐起整個運動的邏輯，甚至可能為將來的發展埋藏陷阱。
“整個生態系統正在崩解”、“大規模滅絕的開端”雖然看上去危言聳聽，但不妨交給科學家去評判。或許氣候危機後果之嚴重已經超乎多數人想象，甚至“將升溫控制在2攝氏度”已無濟於事，亦未可知。
然而真正讓人不安的，是在這段標誌性的發言中，桑伯格把當下氣候危機歸結於“你們怎敢”（How dare you），從而把一個極為複雜的社會增長模式與國際博弈問題，輕易地簡化為道德問題，似乎氣候危機的根源，是成年人“利慾薰心”“膽大包天”的產物。
事實上，這也不是她在聯大一時激情控訴的結論，從以往的街頭演講和媒體採訪中，這種思路是一以貫之的。
這種澎湃的道德激情，當然會不乏喝彩之聲。但通常而言，社會運動中的訴求越是具體、所針對的對象越是細分，越缺乏戲劇性效果，但問題越容易解決；相反，訴求越是宏觀、對象越是宏大，越容易產生轟動效應，但問題反而不容易解決。 而在桑伯格的“黑白分明”的思路中，分殊是高度二元化的——“你們這些有罪的成年人”vs“我們這些無辜的青少年”。
這種思路也得到了成年人世界的理解和呼應，例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我們這一代沒能恰當地回應氣候變化的重大挑戰，年輕人深刻地感受到這一點，難怪他們會憤怒。”而在各國政要和國際組織領導人中，這種表態不絕於耳，至於說其中有多少是真心誠意，有多少是場面話，恐怕沒人能說得清。畢竟，在桑伯格所控訴的這個既成晦暗現實中，這些“懺悔者”也同樣曾經為之添磚加瓦。
但除此之外，這種道德化立場會導致潛在的負面後果。
一方面，它可能導致行動者在堅信自己絕對正確的前提下，放手採取激進手段。一個間接例子是，隨著全球危機加劇，氣候保護和動物保護在溫室氣體排放問題上找到了契合點，棄絕肉食成為同時能夠滿足二者訴求的選項（據報道桑伯格的家人在她的勸說下成為素食主義者），而西方近年來聲勢漸漲的“反物種歧視”（Antispéciste）運動，也因此自我賦予了更多的正當性理據（成為字面意義上不折不扣的“食肉者鄙，未能遠謀”），開始頻頻採取衝擊肉鋪和屠宰場的方式，來踐行自己的理念。
與此相關的另一方面，強烈的道德化立場可能會阻礙最優策略的選擇。仍以今年聯大為例，在面對特朗普時，桑伯格只能象徵性地“怒目相向”（當然她此前也一直激烈批評美國的能源和氣候政策），而與此同時，卻準備在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採取切實法律行動，指控法國、德國、土耳其、巴西和阿根廷五國未能完成巴黎氣候協定規定的減排義務。
這讓法國總統馬克龍非常不滿，用外交場合罕見的重話批評桑伯格。
事實上，這位法國總統此前對桑伯格態度相當友好，今年二月還曾經在愛麗捨宮接見後者，但這次看到桑伯格似乎毫無章法的行動，也不得不為本國辯護：“眼下必須集中到那些走得最遠的人、那些試圖阻礙（拯救氣候）進程的人身上，而我不認為法國或者德國政府在阻礙這一進程。”
馬克龍的矛頭指向誰，顯然不言自明。而桑伯格把原本可以引為援手、事實上在氣候問題持積極立場的國家，就這樣推到了對立面。或許在她的世界觀中，41歲的馬克龍和73歲的特朗普沒有本質區別，都是“成年人”，也都是“偷走夢想和童年”的“你們”。
作為政治宣示，這種劃分有簡潔明瞭、直擊人心的力量，但很難經得起深入推敲。在一個既定的生產-消費模式中，除了個別孤絕於社會之外的隱士，很難說誰完全是無辜的。成年人固然要為氣候危機承擔最多責任，但作為群體的年輕人也絕非清白無瑕（何況二者界限如何確定，是個無法說清的問題）。
每年全世界天文數字級別的快速消費品，目標主力人群更多指向年輕人：消耗大量資源的電子產品以比摩爾定律更快的速度更新、性能過剩卻鼓勵升級換代（最典型者如iphone），又如眾多“快時尚”服裝品牌，不僅目標群體主力就是青少年，季末甚至會將大量滯銷衣服銷燬來清理庫存，雖然決策是成年人做出的，但那個桑伯格眼中清白的“我們”，早就被編制在這張網中。
很多面向青年人的快時尚品牌被指大量銷燬衣服以去庫存
從桑伯格到阿比·艾哈邁德：去激情化的政治
如果不是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阿比·艾哈邁德的名字可能永遠不會被外界大多數人所知道，諾貝爾獎委員會在頒獎聲明中稱，這位埃塞俄比亞總理之所以獲此殊榮，是表彰其在促成“和平與國際合作”方面、尤其是結束曠日持久的埃塞俄比亞-厄立特里亞邊界衝突所做的貢獻。
消弭邊境衝突固然是和平獎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它並不是一個孤立存在的成就，而必須放在更加宏觀的背景下來看。在致力於結束邊境衝突的同時，阿比·艾哈邁德在內政上採取了一系列鬆綁措施。即便在最為外界矚目的邊境爭端問題上，解開死局的關鍵步驟，是阿比·艾哈邁德承認2002年國際常設仲裁法院的裁決，放棄埃塞俄比亞政府此前堅持佔有的巴德梅（Badme）地區。
而在一系列決斷的背後，是阿比·艾哈邁德的政治履歷：他曾在軍隊服役，參與過聯合國維和行動，出任過國會議員和部長，承擔過幕僚角色，也領導過政府機器，調解過複雜的族群關係，甚至斡旋過鄰國蘇丹的事務，而這一切，都不是通過質問對方“How dare you”能夠做到的。或者，這裡正可以提出那個雷蒙·阿隆的經典問題：如果你是部長，你會怎麼做？
有觀察人士提醒說，非洲大陸並不是第一次出現看上去年輕有為的政治人物，在1980-1990年代，曾經湧現出多位人氣高漲的統治者，但最後除了曼德拉，其他人幾乎都轉向了威權主義。“勇者鬥惡龍”最大的悲劇所在，是勇者自己最後長出了鱗片，變成了惡龍。
儘管比桑伯格年長得多，阿比·艾哈邁德的政治經驗也足以給她上一課，但在漫長的政治生涯中，他和桑伯格一樣，某種意義上說也仍然是一個年輕人，仍然面臨著越發艱險的挑戰，正如諾獎委員會在頒獎辭中承認的，鑑於埃塞俄比亞族群衝突勢頭上升，有人認為阿比·艾哈邁德領獎為時尚早，但委員會仍然認為，他的努力應當被承認，並加以鼓勵。
“鼓勵”從來就隱含著不確定性，即便當年毫無爭議，近30年後，似乎又走到了初心的反面。而“去激情化”的政治，也還遠遠沒有看到終點。
氣候問題在中國，如何知行合一？
近兩年來，氣候問題明顯越來越成為歐洲政治的核心議題之一。無論是法國以“巴黎協定”作為外交主軸之一（並由此凸顯出歐美的不同步性），還是歐洲各國綠黨近年的觸底反彈，都成為這一趨勢的組成部分。氣候危機不再是小眾群體“杞人憂天”的話題，尤其2019年夏天席捲全歐的熱浪，導致北歐國家頻發森林火災，這成為促使桑伯格一開始在瑞典議會門前抗議、繼而走向國際舞臺的重要因素。
然而，對於中國來說，氣候/環境問題又是在一個極為不同的語境下展開的，由於地理上的縱深和生態上的多樣，氣候變化對中國公眾輿論的衝擊，遠不如在歐洲那樣深入。
當然，從抽象意義上說，中國人並不排斥氣候變化消極後果的命題。許多觀察者都援引了2014年的一份調查結果，在世界主要國家中，中國人對“氣候變化主要是由人類活動導致的”這一命題的認同程度最高，不僅遠超美國，而且顯著超過意、西、法等排名靠前的歐洲國家（甚至超過桑伯格所在的瑞典），這一命題的反對者微乎其微。
即便如此，以切身感受誠實地說，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氣候變化考量很難說是否取得了重要地位。
舉個未必貼切的例子，當桑伯格等人倡導低碳出行、甚至帶動起一股以坐飛機為恥的潮流（這個號召的價值和效果當然有爭議）時，中國商業界更感興趣的，是發現這個國家在經過四十年高速發展後，還有十億人沒坐過飛機，而其中蘊含著巨大的商機。
桑伯格拒乘飛機而乘船15天抵美的行動，也被質疑為比坐飛機更加不經濟不環保
託尼·朱特在《沉痾遍地》中提到：“年輕人不會退縮，而且更有可能直視問題，並且要求解決這個問題。”但與此並行不悖的現象是，“他們也比他們的老一輩更容易受到非政治主義的誘惑，亦即政治在我們這個時代這麼墮落、我們應當放棄它的思想......道德衝動是無可指責的。但是……唯有依靠其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才能存在。”
從這個意義上說，桑伯格“黑白分明”的道德激情，對中國人來說其實本質上並不陌生，對其可能產生的消極後果也早有領略。但在當下，如何在不同維度上同時保持“去激情化”的警惕和“再激情化”的賦能，的確是個令人糾結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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