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日本不顧英美反對，強行接管了印度支那南部，控制了西貢機場。日軍戰機可以藉此輕而易舉地掃掠南洋航道和馬六甲，日相近衛文磨高呼，“此乃皇國榮耀之體現。”
然後英美卻對此陷入了恐慌。到了8月1日，美國突然宣佈對日本實行石油禁運，9月，英美宣佈斷絕與日本的任何貿易，這使得日本決策層陷入震恐之中。
日本決策層的震驚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根據他們的過往經驗，西方几乎不可能如此強硬。
1936年，日本先後退出《倫敦海軍協定》和《華盛頓海軍協定》，重啟海軍競賽，西方忍耐了；1937年，攻打南京的日軍轟炸了美國軍艦，美國忍耐了；1939年，日軍攻克了海南島，破壞了西太平洋的海洋現狀，英美忍耐了；1940年，日軍進軍印度支那北部，英美忍耐了。英美忍耐了這麼多回，為何日軍進軍西貢，威脅了南洋航道，英美卻突然暴跳如雷呢？
而且，通過日美貿易，美國獲得了巨大的利益，羅斯福不是要標榜重振經濟嗎？他為何還要與自己最重要的客戶開戰？這是當時日本決策界人士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
戰後，日本右翼報紙《讀賣新聞》編著《戰爭責任檢討》，回溯日本帝國滅亡的教訓，裡面集中強調進軍印度支那南部，威脅南洋航道和馬六甲，導致了與英美的決裂，乃是日本二戰外交犯下之最具決定性的歷史錯誤。
美國國務卿赫爾認為：“日本戰機進入西貢，威脅南洋航道，如同一把尖刀頂在美國的喉嚨”。
日本前外相、前首相幣原喜重郎回憶錄中關於日軍進入印度支那南部和日美關係時說：“當我看到軍部決定進軍西貢時，我就知道，對美外交算是完了，我曾不顧危險設法排除這種可能性，但終歸失敗。一些人總是執著於眼前的利益和個人的得失，卻忽略了長遠的危險和國家福祉，我知道這在外交上意味著什麼，但真不曾想到結果是那麼的殘酷。”
不過，儘管不理解，但在這種情況下，日本還是設法與美國進行談判，試圖與美國取得諒解。這場談判持續了三個月，日本帝國自身在談判中面臨著三個困難。
第一，日本的民意極為強硬，提出不理智訴求。日本民眾長期接受軍國主義教育，視日本帝國為世界頂級強權，認為美國人缺乏戰爭意志，不值一提，當日本民眾得知美國對日決裂後，強烈要求日本對美宣戰，這一點，可以從當時的日本媒體看出來。畢竟，愚昧不堪的日本民眾並不清楚，對美決裂意味著什麼？日美差距不是海軍軍艦數量的對比，也不是國民意志的對抗，而是技術和組織的全面失衡，是一種國與國的降維打擊。
第二，在對美妥協條款的落實中，日本政府各個部門都不願意犧牲自己的部門利益。在對美談判中，美國要求日本控制海軍軍備，並從中國撤出陸軍，結果遭到了日本海陸兩個部門的堅決反對。日本政府深知美國實力的恐懼，屢次試圖妥協，但每次妥協的主張都遭到了這兩個實力部門的抵制而未能成功。最終，談判日益遷延反覆，美國國務卿赫爾終於失去了耐心，他對美國海軍司令表示，“日美問題已經不再需要我，該你們上了。”
第三，關鍵時刻，日本決策者沒有一個人敢於站出來，承擔對美國妥協的責任。談判僵局持續到10月份，日本首相近衛文磨不敢擔責，被迫離任，陸軍出身的東條英機上臺，東條原本試圖妥協，但遭到強硬軍人抵制後，最後唯有訴諸天皇裁決，裕仁天皇深知美國實力強大，以及妥協對日本的重要性，但他不敢做出不受歡迎的決定，只是含糊其辭地寫下御批“四海之內皆兄弟，為何風雨亂人間”，這句話顯然不能扭轉乾坤。在沒有任何人敢於承擔歷史責任的情況下，日本就這樣稀裡糊塗地走向了對美戰爭。
閱覽當年日美談判的進程，查看當事人的回憶錄，事後不得不承認此乃日本國民和日本外交的極端愚昧無知所致：
1、日本決策者事前高估了日美貿易的重要性，低估了南洋航道對美國的意義，最終輕忽了美國的決裂意志；
2、日本談判者忽略了羅斯福美國的對日立場並未有所言之強硬，不過是一種談判策略，談判具有很大的迴旋空間，就像赫爾所言——日本從中國撤軍可以緩行（時間足夠日本解決中國問題），美方核心訴求是日軍需要從印支南部迅速撤軍；
3、日本政府竟然因為恐懼妥協的名聲，使得整個民族因此走向自我毀滅的戰爭，這與明末崇禎一樣愚蠢可笑。
美國國務卿赫爾事後表示：“我們原本只是告訴日本人不要縱火，結果沒想到對方竟然選擇了自焚”。
至於這種愚昧的後果，沒有什麼比日本外相梅津美治郎說得更好了。到了1944年，當美國的新型轟炸機飛臨日本上空後，日本竟沒有任何一種武器真正威脅對方，這是一種何等令人絕望的技術差距啊，面對鋪天蓋地的無差別轟炸，梅津美治郎哀嘆“日本處在地獄之中。”總之，一場失敗的談判，最終永久改變了日本、中國、美國三個民族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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