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也喜歡香港文化。
沒什麼好稀奇的，八九十年代，正是香港文化風靡大陸的時候，電影，港劇，粵語歌，金庸小說，幾乎是我們這代人童年的一部分。香港那時候對外展示的，恰恰是其繁榮、進取、自信的一面，那時候我們為什麼喜歡看香港電影？因為熒幕上的香港人——剛健、樂觀、陽光、揮金如土、義薄雲天，有一種獨有的“意氣風發”。
那時候，我們聽到的粵語歌，有《萬里長城永不倒》，有《男兒當自強》，那時候的香港文化中，甚至有著更多的“民族主義”。那個時候，香港人自己批判的，正是英國的殖民統治。
那時候，香港在很多人心目中，就是現代文明的象徵之一，富有、繁榮、奮發向上，香港電影中還描寫了很多大陸人闖蕩香港獲得成功的故事——很有“美國夢”的意思。據說，那時候一個香港的貨車司機，來到廣東，靠幾雙涼鞋、幾塊電子錶，就能讓姑娘們趨之若鶩。
現在，你要問90後，00後，羨不羨慕香港，喜不喜歡香港文化，他們大約會以奇怪的眼神看著你，然後問你，有什麼東西是我們這裡買不到的嗎？有什麼好吃的是我們這裡吃不到的嗎？你要知道，他們這一代，見得多了，見過了臺灣幾十年不變的破敗城建，見過了紐約垃圾堆一樣的地鐵，見過了巴黎暴力街區一樣的治安，見過了日本落後一個時代的互聯網......香港，也不再像當年一樣，有著令人驚豔的吸引力。
一個城市，若不能令人心嚮往之，那就是自己出了問題。
討論香港的今天，一定不能忘了它的昨天。
之前的香港之所以繁榮，難道是因為什麼子虛烏有的“殖民地遺風”嗎？是因為什麼從來沒有的選票嗎？不是，因為它是大陸的一個窗口，一箇中國對外的前沿辦公室，很多事情，都離不開香港。
1997年，香港以13445億元人民幣的GDP排名中國第一，比內地第一名到第九名的9座城市GDP總和還高出16億元，是深圳的10.4倍。那時候，他們是大名鼎鼎的亞洲四小龍、世界金融中心、東方好萊塢。
到了2018年，中國最大的五座城市經濟規模有了新的座次，以人民幣為單位，上海以32679億元排名第一，北京以30320億元排第二，深圳第三，香港從第三掉到第四。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沒有什麼好奇怪的，這是歷史的必然，香港除了地域、歷史問題上的特殊性，並沒任何超過深圳、上海的硬實力，香港幾十年來，除了影視、娛樂、房地產、金融、貿易物流，並沒有孕育出一個真正的科技公司，甚至是互聯網公司。
很長一段時間，世界想要和中國做生意，都必須經過香港，你知道香港的小說、香港的電影，因什麼而繁榮嗎？因為有大陸這個最大的中文市場。但自從中國加入WTO之後，這960萬平方公里上蓄積的生產力、消費力爆發出來，就會瞬間吸引全世界的商機。這裡還有這香港無法比擬的優勢——大陸更加務實，更加高效、理性，更重視自力更生，不會被國外資本和勢力牽著鼻子走，在對外開放的同時，有著自己的道路堅持。為什麼中國大陸會有國家電網、華為、阿里、騰訊？這些本不該是發展中國家擁有的超級科技公司！
香港問題，其實就是資本主義弊端的集中體現。
資本財富積累的速度，遠遠超過了生產力發展的速度，城市財富的積累，卻沒有讓大多數人從中獲益，這就導致了非常誇張的貧富差距，香港最富有的10個人的資產竟佔GDP總額的35%，這是放在全世界都獨一無二的水平。
香港的金融和房地產的畸形發展，也導致了“食利階層”龐大，佔據著大量的社會資源。香港十大財團，郭炳湘兄弟、李嘉誠、李兆基、嘉道理家族、汪穗中、郭鶴年、郭令燦、施懷雅、馮國經兄弟、黃延方。十個裡面，7個主業為地產及酒店，兩個做貿易，只有汪穗中做機電。四大家族，李嘉誠、郭得勝、李兆基、鄭裕彤，無一例外都是地產商。
很多人都知道香港的許家豪宅，大浪灣道10號的許家大宅都是香港十大豪宅之首，近萬平米的建築獨佔一山。而無數底層香港勞動者，卻沒有立錐之地，找個可以站直身體的房子，都是一件很難得事情。香港”籠屋“、”棺材房“，已經成了一道獨特得風景。在這裡，家的概念被完全顛覆，所有的活動都只能蜷縮在一張小床上進行。住客不能站，只能躺，躺下甚至也無法伸直雙腿。而住在條件如此簡陋的棺材房，租戶仍需要支付每月2000港幣的租金。
只有在這裡，你才能見識到什麼叫做”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1997年秋天，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國際金融巨鱷興風作浪，大批外資撤出香港，樓市和金融一夜崩塌。當年的董建華特首，是有遠見和雄心的，他看出了建立在房產和金融上的繁榮，太脆弱。於是提出“八萬五建屋計劃”。每年供應不少於85000個廉價住宅單位，希望10年內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他還提出在商貿、旅遊、工業、教育上增加投入，大興改革，尤其是力推興建科學園，要為香港未來轉型打下基礎。
然而沒有想到，僅僅過了三年，香港人就好了傷疤忘了痛，當董建華的第一批廉價住宅推向市場的時候，香港的“中產階級”居然聯合起來，怒噴“惡政“，反對廉價住宅，反對房價下跌，很多不明真相的年輕香港人，也加入他們的抗議隊伍，就如今天一樣。
董建華提出的“矽港計劃”和“數碼港計劃”，同樣遭到了惡意抵制，這原本是香港在千禧年之交完成產業轉型升級、拉動就業的最好機會。然而前來合作的臺灣半導體商人張汝京被抵制，謠言肆虐，人們要他滾出香港。
後來張汝京來到中國上海，得到了最好的政策支持，後來，就有了”中芯國際“，世界第四的半導體制造商。後來，也不是深圳搶走了香港的機會，而是在那個風雲激盪的關鍵時刻，深圳有了華為，有了騰訊，有了中國意氣風發的科技創新時代，香港自己錯過了這個時代。
錯過的已經錯過，香港人自己不後悔，我們也沒有辦法。
香港需要什麼？這700萬人需要產業、需要經濟增長、需要工作、需要有尊嚴的衣食住行，這些東西，都得靠十幾年、幾十年的奮鬥和探索，找到自己的道路，堅持自己的道路，一步一個腳印去做，去改變。
想要獲得一個光明的未來，需要付出努力，付出代價，不是跟著一兩個心懷叵測的政治掮客大呼小叫就能得到的。
香港最需要的，是教育，需要讓年輕人拎得清——
我們到底需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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