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孫若茜
絕大多數童話故事中的公主和王子都有著頑固的特徵：公主們溫柔、勤勞、彬彬有禮且穿著得體，她們常常落難或是被虐待，命運的軌跡牽動在別人手中，而王子和勇士則幾乎永遠在扮演拯救的角色，通常是他們讓公主“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自稱為“激進的女權主義戰士”的安德麗婭·德沃金（Andrea Dworkin）曾在她的《女人恨》（Woman Hating）一書中論述過經典童話對於構建性別意識的影響力。她說，我們還沒有塑造童話的古老世界——它已經塑造了我們。我們遠在成為男人和女人之前就將它整體吞食，把它的價值觀和意識作為文化烙印刻在了腦海裡。我們咀嚼著童年的童話故事走入成熟，而它們始終躺在我們的肚子裡。在白雪公主和白馬王子這兩種形象之間，我們從沒有更多的選擇餘地，在某個時刻，分裂就產生了：男孩夢想著身騎白馬，從小矮人手裡買下白雪公主，而女孩則渴望變成那每個亡靈癖的慾望對象——無辜的、受害的睡美人，睡得香甜。
以童話作為道德訓誡的手段由來已久，安吉拉·卡特曾這樣說。她很早就意識到，在西方文學和文化架構中的性別歧視傾向非常明顯。她是聽著外婆擅長講述的民間故事長大的，西方古典神話和經典童話主要源自民間的傳說和故事，但它們之間有著很大的不同。民間傳說的原始形態簡單粗鄙但質樸自然，而經過加工成為文學作品的神話與童話則不可避免地沾染著父權社會的色彩，成為了“中產階級的商品”。而她的寫作生涯中最負盛名的正是一項“女性童話改造工程”，她解構並重塑神話和童話，並在其中注入女性主義觀點，使之獲得現代的美感，推動認識的前行。
這也是除了擁有迷人且獨特的文體之外，她能夠被讀者及研究者熱情追捧的一個重要原因。據說，在卡特去世後三天內，她的所有作品曾被搶購一空。1996年，倫敦的一條新街道被命名為“安吉拉·卡特”巷，而後，她成為英國大學校園內擁有最多讀者的作家，80%的新型大學講授她的作品，“卡特研究”成了一個“新飯碗”。
安吉拉· 卡特用《焚舟紀》構建了其“女性童話改造工程”的主體
為卡特的寫作埋下種子的，並不僅僅是外婆講述的那些故事本身。在她的印象中，外婆是一個粗獷、堅強的女人，她討厭無緣無故地哭泣和抱怨，總是會說：“不要軟弱。”她說的每一句話、做的每一個動作都展示出一種自然而然的主導性，一種原始的狂野，傳達著女性性別的優越感。卡特對此充滿感激。也許正是帶著外婆所傳遞的這種品質，卡特的人生才得以充滿探索的意味。
20歲時，她就嫁給了化學教師保羅·卡特——直到去世，她都在沿用卡特這個姓氏，雖然他們的婚姻並非那麼長久。1969年時，她憑藉小說《數種知覺》所獲的毛姆獎獎金逃離了家庭，旅居東京，成為一名激進的女性主義者。60年代的婦女解放運動對她個人具有無比重要的意義。後來，她和一見鍾情的戀人馬克同居，40多歲成為母親，去世前才結婚。
正是在傳統女性角色的扮演和轉變，以及對過往的不斷追索和反省中，卡特發覺並發展著她的女性主義意識。她在一次對自己20多歲的創作進行回顧時發現，不知不覺中，她總是“偏向於”男性，作為一個女孩，她當時的思想上遭受著某種程度的“被殖民”，尤其在她當記者時所寫的一些新聞報道中，她總是會無意識地把男性視角作為一種普遍的視角。在逐漸發現自我的過程中，這個年輕女孩身上存在著一種傾向於“扮演男性”的傾向。
她第一次真正意識到“我曾經是怎樣的”與“我曾經被預設或期待為怎樣”兩者之間的不同——隨著年紀的增長，她發現自己的寫作中越來越多地涉及性別特徵與它在人類實踐中的不斷顯現。這或許正好能部分地解釋她為什麼不斷地重塑童話、神話，塑造諸多顛覆以往的女性形象，在非現實的世界中探討性別、禁忌，以揭示現實世界中諸多觀念和意識的可疑之處。
收錄了42個短篇故事的《焚舟紀》就是安吉拉·卡特“女性童話改造工程”的主體，其中以《染血之室》最具代表性。它主要改寫自法國詩人夏爾·佩羅筆下的經典童話《藍鬍子》。原著中，藍鬍子身份尊貴且富有，娶過幾位妻子但都下落不明。直到他最後一任妻子在好奇心的驅使下發現他的秘密——一個藏著前幾任妻子屍體的小房間。藍鬍子當然不會想要放過她，千鈞一髮之際，妻子的兩個兄弟趕到他們居住的城堡，殺死了藍鬍子。最後，被救的女人繼承了丈夫的遺產，分給了家人，找到了一位真正的紳士，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這個故事彰顯著傳統父權社會的邏輯：男性主導、女性被動——她婚後居住在丈夫的城堡被要求乖乖聽話，違背了不打開秘密房間的承諾則將被丈夫處死，被男性兄弟拯救，在遇到真正的紳士後才有機會過上幸福生活。她的命運只是男性角色行動的後果，唯一一次在自己的意識下行事就惹上了殺身之禍。
Rebecca Whiteman所作《染血之室及其他故事》（非中文版）的封面圖。
《染血之室》對原著所進行的最具女性主義特徵的改變是，最終拯救女人的不再是兄弟，而是她的母親——一個“烈性女士”。我們更應該好好看一看她的樣子：她的發就像一頭白色獅鬃，裙子挽在腰間，穿著黑色萊爾棉線襪的腿直露到大腿，一手抓著韁繩拉住那匹立起來的馬，另一手握著丈夫的左輪手槍。而就在這位輪廓如鷹的母親18歲生日的那天，她曾打死一頭肆虐河內以北山丘村落的吃人老虎——她正是以一種我們頭腦中慣有的男性形象向父權社會發起了挑戰，成為主動的征服者。被救的女人在此時也不再是被動的等待者，她拖延時間，為母親拉開門閂，儘可能地鬥爭、自救。
短篇集《染血之室與其他故事》中的插圖
卡特的觀點是，歷史上每一個被壓迫的階級都是通過自身努力獲得解放的，女性有必要學習這一點。她曾在1978年出版的論文集《薩德式女人》中寫道，童話中所塑造的十全十美的女性的教訓是：在被動狀態中生存，也就是在被動狀態中死亡——即“被殺害”。“在不自由的社會中，一個自由的女人會變成怪獸。”如果進行倒置，主動變成野獸的女性是否會獲得自由？
實際上，《焚舟紀》中的每一篇幾乎都是內涵豐富的女性主義寓言式文本。在卡特筆下，它們大都一反在經典中最常出現的第三人稱敘述，而是以女性角色為第一人稱視角出發，一切都圍繞“我”的遭遇、“我”的感受、“我”的不幸和“我”的選擇。“我”們遵從內心的意志對命運做出選擇，在以小紅帽的故事為原型的《與狼為伴》裡，不再害怕的小紅帽就香甜地睡在外婆的床上，“睡在溫柔的狼爪間”。哪怕是變成一頭野獸，她們也是在消除恐懼之後，直面自己的慾望，主宰自我。在重塑《美女與野獸》的《老虎新娘》中，“美女”就經歷了一番自我覺醒而最終拿到主動權，她選擇在老虎面前脫得一絲不掛，讓老虎舔去她的皮膚而逐漸露出光亮的皮毛，變成了另一頭野獸。
但卡特並非推崇女性通過暴力對抗男性的暴力，她指出，阻礙女性得到完全解放的，並不僅僅是男性的偏見，女性自身的認識也與之相關。無論男女，要求對方單方面服從都是錯誤的，但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對兩性問題的看法往往片面和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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