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人生半在別離中

紹聖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歲的蘇軾乘一葉孤舟到了徼邊荒涼之地海南島儋州。他在這裡辦學堂，介學風，以致許多人不遠千里，追至儋州。蘇軾的詩詞中常常表現對人生的思考。蘇軾雖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夢，但並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脫，始終保持著頑強樂觀的信念和超然自適的人生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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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寧年間的老友記

減字木蘭花·已卯儋耳春詞

春牛春杖，無限春風來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紅似肉紅。

春幡春勝，一陣春風吹酒醒。不似天涯，捲起楊花似雪花。

這是蘇軾於立春日在海南寫下的一首詞。寫得歡歡喜喜。桃花在海風中紅極，楊花漫卷如雪，迎春的儀式開始了，農人們正在播種希望。自己也喝得暈忽忽的，春風總算吹散了醉意，想起來，哇，這裡，真的一點不像人們說的“天涯”啊！

現在的海南是旅遊勝地，房價與物價齊齊高飛，人們仍樂此不疲地奔過去，在沙灘上擠成魚乾狀，只為享受一點碧海藍天。

一千年前的海南，是個讓絕大多數中國人恐懼的地方，寧願坐牢、砍頭都不要去。路途遙遠，氣候炎熱，水土不服，缺醫少藥，野蠻土人，無數毒蟲怪獸……誰會想到，它也有美麗的春天？

因緣際會，蘇軾來了，看到了，並寫下了海南的風，海南春天裡的花朵——他也不是自己情願來的，只是，倒了黴，不得已。

遵宋太祖遺訓，本朝不得殺士大夫，對於犯了龍顏和政治角鬥中失敗了的臣子們，朝廷最常用的懲罰方法是：貶謫。讓你遠離中原的繁華富庶，到窮鄉僻壤反省，罪行越大，去的地方越遠越荒僻。一般的，到湖北、湖南。“湖廣熟，天下足”，那是到明朝的事兒，北宋時的兩湖地區，在人們心中，就是個鄉下。腳步再往南，到了嶺南，就是蠻夷之地了，養尊處優的官員們，聽說被貶到這裡，鐵石心腸，也不得不跟家人痛哭訣別——再不哭就來不及了。最後就是海南，真真實實的天涯海角，大宋朝懸在海外最蠻荒的領土，能被攆到那裡去的人，說實話挺罕見的，得硬生生拔了多少根龍鬚，揭了多少片龍鱗，得罪了多少權貴，才能獲此“殊榮”啊！

海南人民淳樸，並不因為家鄉被中央當成罪臣們的天然獸籠而沮喪，也不知道“勢利眼”這個詞怎麼寫，他們以樸素的是非觀，熱情地接納了遠道而來的“大人”們，關於大人們的平生事蹟，遠在天涯，他們也略知一二了。

海南島上建有五公祠，紀念唐宋以來被貶的五位大臣：李德裕、李綱、李光、趙鼎、胡銓。李德裕是晚唐“黨爭”領袖，後四位則是南宋時期因為主張抗金而被踢過來的。五公祠外，另有單獨一祠，供的就是我們的東坡先生。

東坡在海南留下了比其他“大人”更多的故事與傳說。比起其他“大人”，他的個性更有趣，作風更平民化，文化與生活上跟本地人的互動也更多……一言以蔽之，他跟他處的這個地方很“親”，他是這樣坦蕩蕩，竟然把流放地也能當成家鄉一樣去接受，所以，這個本該充滿生命中的失落、惡意與危機的地方，也溫情地接受了他，庇護了他。

東坡在海南待了三年。而初渡海峽，到達謫居地儋州城時，他已經六十二歲，隨身行李唯書二冊，隨從一個也無，長年同患難的愛姬王朝雲業已病死在惠州，只有最小的兒子蘇過，跟在白髮如霜的老爹後面，憂心忡忡。

蘇東坡是個大肚皮的胖子，那時沒有啤酒，所以大家都說東坡先生這一肚皮裝的都是學問，只有他自己和王朝雲知道，裡面裝的都是“不合時宜”。不合時宜的東坡先生，在黨爭激烈的年代裡，無論新黨舊黨上臺，都顯得那麼礙眼，貶謫這回事，對他來說，早已經算是家常便飯，不過呢，都沒這次來得兇猛，這一次，政敵是抱著置他於死地的決心，一趕再趕，趕盡殺絕。而且，不再有太皇太后那樣的高層人物護著他，不再有友朋暗裡守望相助……最重要的，是他已經老了，真的老了，發蒼蒼而齒搖搖，到了不堪奔波的年齡。

這一回，大家都說，蘇東坡死定了，一把老骨頭，要丟在瘴雨蠻煙，海角天涯的腥風裡了。

東坡先生一生，除了愛開開玩笑佔點嘴頭便宜，為人多麼曠達隨和，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他能有什麼死敵呢？誰會忍心當真為難他？

有，這個人竟然還是他青年時代的好友，意氣風發，遊歷山河，喝花酒爭姑娘的同伴，那是一個性格與蘇軾完全不同的人，他的名字叫章惇。

關於章惇，宋代筆記裡有兩則故事，都是在他年輕時和蘇軾同遊中發生的。一次，兩人在陝西，聽說仙遊潭風光好，便相約戶外運動去。那時候還沒有旅遊開發，山水處於原始狀態。於是，碰到難題了。

“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木架橋。”風景雖好，危險係數高。章惇便唆使蘇軾從橋上走過去，到對面的山壁上題字留念。蘇軾望望然，不敢。章惇抬腳就走過去了，並拿繩子綁在樹上，從容攀爬上下，在山壁上留下一行大字：“章惇、蘇軾到此一遊。”

蘇軾不禁撫著章惇的背嘆道：“你以後一定能殺人。”章惇問為啥，答曰：“能拼自己命的人也就能殺人。”章惇哈哈大笑。

蘇軾不愧冰雪心肝，有知人之明，這一刻，他對朋友半開玩笑的感嘆裡，有驚訝，更多的還是讚賞。蘇軾交朋友，和他對待世事的態度一樣，擅長髮現閃光點，並由衷地讚美之。他是真心誠意地喜歡章惇身上的狂放、勇猛、剛毅，甚至，還帶著一點點好友間的心照不宣和包庇。這時候，他是相信，自己的朋友，即使以後真的會“殺人”，那也一定有他必殺不可的正當理由。

還有一次，在山間小廟裡喝酒。忽然聽人說“有老虎有老虎”，藉著酒意，倆愣頭青就騎馬過去圍觀，離老虎差不多百十米的時候，馬不幹了——當我傻呢，陪混小子玩命？說什麼也不肯走了。蘇軾一看，算啦，這事是挺危險的！掉轉馬頭就往回跑。章惇卻自巋然不動，從懷裡摸了面破鑼出來，往石頭上一撞，動靜之大，真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老虎受這一驚，不明所以，居然跳起來飛奔而逃了。

可見，蘇軾是個屬於絕大多數的正常人，知風險懂進退，不拿性命開玩笑。而章惇呢，則很有點豪俠氣、梟雄氣，做事有狠勁，亦有獨出心裁的巧勁。這樣的人，當他決定做一件事的時候，世上沒有任何東西能夠阻攔他。

章惇不是不夠朋友。猶記元豐二年，“烏臺詩案”，蘇軾被“變法派”的一些人羅織罪名下獄，其勢危在旦夕，落井下石的大有人在。而身為“變法派”中堅力量的章惇，卻挺身為蘇軾辯護，並對宰相王珪當面直斥，極顯當年攀巖嚇虎的勇氣——這其中，自然可能有內部派系爭鬥的因素在，但不可否認，對蘇軾，章惇曾是不顧理念分歧而回護的。事後，蘇軾被貶到湖北黃州，親友中沒多少人敢去搭理他，也只有他的弟弟蘇轍和章惇兩人隔三岔五地寫信去勸慰。

事情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改變的呢？可以肯定，是跟那場“熙寧變法”有關。而關鍵的轉折點，應該從元祐年間說起：變法派的靠山宋神宗與精神領袖王安石都已病逝，守舊派高太后與司馬光執政，對變法一眾進行大清洗，統統趕出朝廷，甚至貶謫至嶺南。而這種懲罰，已經近百年沒有大臣遭遇過了。守舊派中也有人反對，說處置太過嚴厲，恐怕將來會遭報應，然而還是被雷厲風行地執行了。

在司馬光等人看來，這不過是除惡務盡，“君子”對“小人”的一次清剿。然而，政見之別，真能作為劃分忠奸的標準嗎？王安石以下，變法團體中，有趨炎附勢之徒，有投機分子，可是，也有真為理想而鼓動的人啊！

沒有人敢說什麼，獨有不合時宜的蘇軾，在自己好容易春風得意的一刻裡，站出來不知好歹地說：你們這樣做太過分了，簡直就是打擊報復。結果，連他也被趕出京城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當高太后去世後，哲宗皇帝繼位，重新起用變法人士。他不知道，在多年的失望與怨恨中，他們中的大多數，已經變了模樣，冷酷了心腸，磨利了爪牙，誓要報仇雪恨。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圍繞變法的鬥爭，早已經脫離江山社稷的共識，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這是北宋知識分子的一場集體悲劇，時代的精英們，將才華與生命耗費在無休止的內訌上。講究修身、齊家、治國的士大夫們，不知不覺，將家國責任全忘卻。

章惇，當重新回到權力中心，成了為達目標六親不認的人，曾經被蘇軾讚賞的自信與剛毅，變成了自負與刻毒，而年少時的狂放，在歲月裡，竟然化作了無時無地的、對這個世界的嘲笑與不信任。

《宋史》中說章惇“豪俊，博學善文”，文學方面，我們並不曾看到他留下多少印跡，這個人畢生心血與精力，都用在“變法”上了，準確地說，用在政治鬥爭上了。而政治，你當真玩得過它？都當自己是風，其實都不過是風中的草。

在新黨、在章惇的眼裡，蘇軾也算是守舊派中的一員，司馬光早就死了，這股惡氣發洩不完，就拿名頭最大的傢伙下手吧！

不需要列出那些罪名，總之蘇軾以近花甲之年，被一腳踢到了廣東惠州。他在惠州呆了三年，山水看遍了，熱帶水果吃夠了，還作詩：“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為報先生春睡足，道人輕打五更鐘”。詩流傳到京城，章惇一看，好嘛，蘇子瞻你還能這麼快活！臨門一腳，把子瞻老弟踢到了遠得無從再遠的海南。

說起來，蘇軾也真是的，您是在被流放、被處罰狀態中哎，好歹要拿出點職業精神來，做出些苦楚不堪狀，讓上面看著高興一下，不然不是讓人家很沒面子嗎？

何況，客觀上日子還是很苦的。住不好，吃不飽，自己採野菜充飢，心愛的女人又死了，早該抱頭痛哭了，為什麼蘇軾就不肯哭給大家看？不僅不哭，還得意揚揚？

章惇的怒火，就在這樣的琢磨中熊熊燃燒起來。但我覺得，內心裡，對於老友這種隨遇而安、自得其樂，他其實是嫉妒的，因為他做不到，也想不通，為什麼有人能做到。

這麼多年了，蘇軾沒變，還是那個膽子不算大，嘴巴不老實，接物太隨和，處世沒心機的好人，很寬容，很有趣，一個無論如何，你都會覺得他很可愛的人。

他曾認為這不算什麼優點，他仰慕的是導師王安石那樣的人，高瞻遠矚，殺伐決斷，敢為天下先，建萬世之功業。蘇軾高才，名頭響亮，也不過是個保守文人，哪有什麼魄力，實不足與自己為死敵。然而，他還是慢慢地對蘇軾痛恨起來了。

章惇驚異地發現，蘇軾的內心比自己快樂很多。這個萬變的無情的世界，誰能不被它耍得團團轉，想堅持點什麼，就要咬牙切齒和它死磕，多累多痛，還是不知不覺被改變了模樣，變得自己都厭惡起這一個“我”來。

蘇軾偏偏就可以不變，忠誠於自己的心，始終護衛著作為一個儒者、一個士大夫的原則，外界多紛擾，內心就有多豐饒，也常常迷惑、驚懼、不知所措，可這些都讓他變得更從容更曠達，更可愛更有趣了。

而章惇自己呢，明明胸懷大志，抱著獻身於一樁偉大事業的決心，卻怎麼就走到了今天，被憤怒與無力感纏繞著，每一天，睜開眼就要與天鬥、與人鬥，一邊應付明槍暗箭，一邊在人身後下黑手……那些人，無論對手還是同伴，都一樣的頑固、愚昧、狡詐，讓他一刻不能放心，一刻無法安寧……

他倒要看看，到底怎麼樣，才能讓蘇軾真正地垮下來，讓蘇軾的心中和他一樣充滿戾氣與怨恨？

可惜，蘇軾收到了他送來的一切折磨，唯獨沒收到他的恨意，依然一廂情願地相信：子瞻與子厚是好朋友，只是因為政見不同，不得不如此。

我想我若是章惇，也只能對著這顆惡意怎麼也無法侵蝕的赤子之心，悲憤地抓狂吧?

哲宗駕崩，徽宗上場，就是那個喜歡畫畫，球也踢得好的趙佶。章惇曾評價之為“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極力反對他即位。章惇怎麼說也是為趙氏皇朝貢獻了一生才智，慧眼識人的長處更是有的，他說得不錯，正是端王的輕佻，將北宋的河山早早斷送。

因這層恩怨，章惇被趙佶也貶到嶺南去了，世事就是這樣無常。與此同時，蘇軾正在受到赦免，離開海南，從嶺南取道北歸的路上。以章惇的高傲，自然不會和老友說什麼。倒是他的兒子，也是蘇軾的門生章援，寫了封哀婉懇切的信給蘇軾，替父親求情。

蘇軾拿著信，高興得要命，對兒子蘇過說：“這篇文章寫得好，有司馬遷之風啊！”然後，回信道：“我和你父親四十多年為好友，雖然中間有些不合，並無損於交情……過去的事情就不用說了，只論將來……”又絮絮提醒些嶺南生活的注意事項，囑咐多帶些家常用藥，自療之餘，亦可惠及鄰里鄉黨之類。

不知道章惇見到這封信會怎麼想，我能瞭解的是，千年之後，看到這樣家常又寬厚的文字，亦能感到東坡先生身上那至真至善的人性光芒。林語堂感嘆這封信是“偉大的人道主義文獻”，他說得一點也不誇張。

也就是這一年，東坡與世長辭了。北歸途中逝於江蘇常州。他終於沒能回到家。

那一刻，“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吊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諮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慧林佛舍。嗚呼，斯文墜矣！後生安所復仰？”愛東坡的人，生前身後都是那樣多。

章惇亦於四年後逝於嶺南雷州，無聲無息。後世人常罵章惇是小人，背叛了與蘇軾的友情。但看過他們的一生行徑，我想事情未必如此簡單。

東坡，他真是千古唯一的人，讓無數人感到親切並且敬愛。而內心裡，我更能感到共鳴的是章惇。因為在他那裡，我看到的是一顆接近於我們平常人的心：軟弱、自負、嫉妒、掙扎……許許多多的人性弱點，織就一團矛盾，善與惡共存，私慾與公義較量，被冷硬的現實壓得快要爆裂了。

我們都很容易被誘惑，被環境同化，隨波逐流，背離初衷，且不自知。只偶爾老天作弄，才在某個平常的清晨，忽然摔碎鏡子，害怕裡面的那個混蛋、那個怪胎。正是這一點，讓我也有點兒心疼章惇。

不過，章惇跟平常人還是不一樣。他和其導師王安石一樣，身上有種孤絕的氣質。這是歷史上“變法者”們共同的氣質：

他們革命，他們執著無畏，雖千萬人而吾往矣。同時，他們又太堅信手上的真理，不肯包容，不願妥協，反對者愈多，愈發頑強，剛愎起來。到最後，六親不認，眾叛親離。最糟糕的是，他們還不是通俗意義上的小人，小人好利，可以收買，可以講條件。而他們，在意的不是私慾，是信仰。信仰才是人類所有情感中最崇高、也最可怕的東西。

章惇一生，打垮了很多敵人和親友，還親手打垮了自己。他整過東坡，可我也像東坡一樣，恨他不起來。我的理由是：我知道，人性之惡就是這樣難對付的，哪怕你志存高遠，守身欲潔。

這真是悲哀。好在，我們還是知道，這世界上，至少還有一個人，不是這樣的，他像個天才兒童一樣，神奇地跳出了所有濁世的汙染、人性的圈套……這個人就是蘇東坡，古今中外只此一個的東坡先生。

誰能像他那樣冰雪聰明，又沒心沒肺呢？

2

海南的月亮好看嗎

“未曾痛哭過長夜的人，不足以語人生。”日本徘句中說。

所謂曠達，也是這樣，必須體味過人生殘酷，才能見到這一種風度的不凡。少年人不知世事，自以為瀟灑，多半隻是盲目樂觀。

海南島在北宋歸廣南西路，當時分為瓊州、朱崖軍、昌化軍、萬安軍四個區。昌化軍就是儋州，東坡被髮配居住的地方。

東坡到達之後，照例得向朝廷彙報謝恩。《昌化軍謝表》中，他說了一堆臣罪該萬死之後，又道：“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為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

這番話講得真是好可憐。海南向來被稱為“夷島絕域”，唐代謫臣楊炎曾寫詩嘆息：“一去一萬里，千知千不還。崖州何處在？生度鬼門關。”去海南，對於當時中原人的震懾力，大約相當於把現代都市人送去亞馬遜的食人生番部落。

氣候溼熱難耐，生存資源匱乏，而且滿布化外之民：黎人。黎人不服王化，不交賦稅，即使歸化了的所謂“熟黎”，官府盤剝狠了，說不得，立刻暴動，歷代都讓官府十分頭痛。

北宋年間，政府採取懷柔政策，島上氣氛還算平和。許多黎人從山林來到平原進行農耕，生活逐漸漢化。不過，身上紋著奇怪的花紋，說著鳥語的他們，還是讓文明的大陸來客憎怕。

東坡先生也怕。過海的時候，就已經嚇得半死，四川盆地出來的旱鴨子，被海上的風浪吹打得魂飛魄散，好容易上得岸來，左右一看，徘徊無依。

什麼都沒有。“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暑無寒泉……”有時候連飯都吃不上，只好重拾惠州故伎，到荒地裡挖野菜。把那些草葉草莖誇獎成延年益壽的美味。長日無聊，就和兒子在家裡打坐，或上竄下跳抓老鼠逮蝙蝠，燒熟了也算是盤肉食。過得既像苦行僧，又像野人。很快就瘦骨伶仃，還自嘲道：身輕如此，以後可以騎在鳥背上飛回家了。

昌化軍使張中是蘇軾的鐵桿粉絲，借了官舍給父子倆住，沒多久，朝廷派人來巡察，大怒，把父子倆趕出去，蹲在桄榔林裡淋雨，附近百姓可憐他們，幫忙蓋了幾間茅草屋。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春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做棺，次便做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即葬於海外……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

這封信札，是蘇軾剛到海南時寫的，簡直是遺書，悽悽惶惶，還叫兒子們不要奔喪，說是家風，其實就是怕得狠了，不想兒孫也來虎狼之地送死。抄到這兒，我不禁要微笑了，這才是個真實的蘇東坡，七情六慾，他一點也不掩飾啊！

回想在黃州、惠州的謫居生活，我們替東坡的擔心就會消失了，每次貶謫之初，東坡先生都是戰戰兢兢如驚弓之鳥，合乎人之常情，令政敵滿意，可最多三個月吧，這傢伙就快活了，故態復萌了。

黃州，開荒種菜，研究紅燒豬肉的做法，和無賴漢一起偷宰耕牛，半夜翻城牆去喝酒……惠州，潛心於釀酒，把家裡的錢都捐出來修橋修路，在“西湖”上修“蘇堤”——原則上，他已經不被允許參與地方事務了，他就偷偷地幹。

在儋州，他幹了些啥呢？

首先，他開了個書院，就是他自己的家，由張中出資，幾個黎族書生挑磚搬瓦，在城南蓋的幾間小平房，他起名“載酒堂”。許多的士子，甚至跨海前來聽課。還編課本，教附近的孩子們。

海南人不習慣農業，斷糧了，就挖山藥之類塊根來吃，到處都是荒地。東坡就孜孜地跟人推銷農耕的好處，還抄傢伙帶頭挖水井……傳統農業社會，一個盡職的地方官員所能做到的，最多也就這樣了。東坡不是改革家，他一直是個腳踏實地的實幹者，只是這實幹，被“文豪”的名頭給遮住了。

跟一個遠道來的朋友埋頭製造墨錠，把房子燒著了，害得大家半夜起來救火。

帶著條土狗，到處找人聊天，不管是僅有的幾個讀書人，還是村頭閒漢、粗野黎人，他都有話說，還挺纏人：“拜託講個鬼故事吧？一個就行。”別人講不出，他就自己講。

做學問，寫書，唱和完一百二十首陶淵明的詩——東坡是熱情的“陶粉”。在海南，東坡詩寫得多，詞作得少。為什麼呢？因為他開始嚴肅地總結平生了。

文章，在古代儒家知識分子看來是千古事，而詩言志，也很嚴肅。至於詞，只是詩之餘，餘興所寄。東坡不是拘謹的人，對詞的體裁做了革命性創新，無事不可言，無意不可入，但終究，言起志來，詞不如詩來得正式得體。

千秋歲·次韻少遊

島邊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淚濺，丹衷碎。聲搖蒼玉佩，色重黃金帶。一萬里，斜陽正與長安對。

道遠誰雲會。罪大天能蓋。君命重，臣節在。新恩猶可覬，舊學終難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

說是詞，其實說是詞形式的詩更恰當。要是給李清照看了，肯定要撇撇嘴，說：“句讀不葺之詩爾，又不協音律……”

說到詞體，前人總結說：“要渺宜修”；“其文小，其質輕，其徑狹，其境隱”……這些創作條框，在東坡的這首詞裡形同虛設。

上闋寫處境：身為臣子，獲罪於朝廷，被扔到天外孤島。斜陽下，一身所在，與長安相距萬里之遙——真是落日孤臣心。下闋緊緊跟進，訴說心境，“道遠誰雲會，罪大天能蓋”，竟然將悲慘境遇用一種孤絕的豪氣揭過了。“君命重，臣節在”，說君臣之大義，自己身為臣子的節操。“新恩猶可覬，舊學終難改”，即使朝廷有可能施恩，自己的舊主張卻是再難改的了。

東坡一生為了不合時宜的政治主張，付出太大代價，他也曾懷疑過，徘徊過，到了這境遇最艱難時，反倒更堅定了。“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我就這樣了，大不了拾幾根竹子，搭只小船出海——這倒也是，在海南想出海太容易啦！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孔夫子當年說這句話時，還有些賭氣成分，在今天的東坡，則更多顯示的是對畢生信念進行確定後的坦然。句句鏗鏘，和氣的東坡先生，也有風采凜然的一面。

這首詞是寫來與秦少游唱和的，而少遊的《千秋歲》原詞是：

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疏酒盞，離別寬衣帶。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憶昔西池會，鵷鷺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裡朱顏改。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

秦少游此時也在貶謫途中，他的小詞，就很合乎詞體，情境宛轉，悽美不可方物。寫出來後，照例天下流傳，傳到丞相曾布耳裡，失驚道：“秦七必不久於世，豈有愁如海而可存乎？”

果然，不久秦觀就與世長辭了。這就是所謂“詩讖”。衡陽太守孔毅甫的話，更佐證了不祥之兆。少遊寫詞時正與孔太守喝酒，少遊走後，太守悄悄對身邊人道：“秦少游氣色很不好，估計活不久了。”

當迷信也罷，但“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把春愁寫得如此深重詭譎，的確是非人間的淒厲。東坡估計看出來了，可惜，他堅毅雄渾的次韻，也沒能把原詞裡的隱約鬼氣驅散。

秦少游不是蘇東坡，他的人生太文藝，充滿感傷和戲劇性，不夠從容與曠達——而曠達，並不容易。真正的、經得起考驗的曠達，要有看透世事的智慧，有對人性的慈悲，還要以強大的內心做後盾。這個人必須知道，他只是宇宙中渺小的個體，多麼侷限的小人物，有了這份自知，他不會自我膨脹，不會在慾望中失去自我。

同時，他也不會自卑，他仍然擁有“人為萬物之靈”的自豪感，不會放棄對精神世界的追求，不會迴避對靈魂的磨礪，這樣的人，肉身行走在厚重的大地上，而心靈將高舉遠翔，飛越生命的艱山險水，得到自由。

真正曠達之人，俯仰天地間而無愧，於東坡，它來自終生對人性的尊重，對士大夫良知與責任感的堅持。人們熟知的沒心沒肺、促狹胡鬧……種種心靈的輕逸，正是被所有這些常人不敢接受的沉重造就的。

西江月

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

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悽然北望。

這一首詞，是中秋寫來思念弟弟蘇轍的。蘇轍被貶到循州，正好和蘇軾隔海相望。兄弟倆少年時一起離蜀，上京城，中進士，不盡風流風光，然而一入官場歲月催，不勝人生一場醉，聚少離多。

每一年的月亮都是一樣的，人卻在月光下慢慢轉換了容顏。同樣是寄與親兄弟，這一首，與二十年前在山東密州寫下的那首《水調歌頭》對照，人與事，許多都不一樣了。

水調歌頭

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在密州，東坡才四十歲，雖然反對變法被趕出京城，也只是暫時不得志。這一年，變法遇到危機，王安石於內憂外患中罷相，退居金陵。當前局勢，危機重重，卻也大有希望。東坡也在逆境中懷著熱切的政治抱負。

政治骯髒，因為人們總是把政治搞成私慾。但蘇東坡寫他的政治抱負，就有著瓊樓玉宇般的皎潔，他說他想要乘風歸去，不理人間俗務，又終於心有所繫，不勝天上的孤寒。這些話，換了個人來說就有些矯情，但蘇軾來說，理所當然，你願意相信他真的是天上謫仙，來這人間走一回。在人間的蘇軾，歷經艱辛。他的眼與心，隨月光移動，明澈地注視著一切悲歡離合，他嘆：“此事古難全”。他又微笑：“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所有過著中秋的中國人，讀到這裡，都將悠然會心。這是完全中國式的、對於現世無常殷切而又溫暖的答案。而於蘇氏兄弟，其中更飽含為理想而互勉的心意。

在海南過的中秋節呢？宿命式的感嘆，開篇就直擊人心的蒼涼。這是一首屬於老人的詞，把風景看透，又對一切懷著淡淡的眷戀。

眉頭有愁，發上有霜，座中無客，明月不現，真是挺慘淡的事。但他講述得平靜，讓聽的人心裡更不好受。

每逢佳節倍思親，看了中秋的月，才知道，親人有多遠，寂寞有多深。那一道海峽，就是不可逾越的天塹。傳說又是章惇的主意，非要讓兄弟倆隔海相望而不得見。我倒覺得章惇未必無聊至此。況且，以東坡的性子，政策稍一鬆動些了，偷偷渡海去見面，也不是沒有可能，只要上蒼肯給他足夠的時間。問題就在於，時間已經不多了。長夜將盡，大夢初醒，這已是最後的時刻。

“海南的月亮，好看嗎？”東坡先生北望的目光有些淒涼，他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可是，又怎麼樣呢？幸災樂禍的人又能如何？明月就是明月，烏雲遮它不住。那一輪清光，終究屬於東坡，和東坡愛著的人們——哪怕隔著千里，隔著海峽，隔著生與死。

東坡最後還是接到赦令，離開了海南。海南人記住了他。他也儼然把自己當成了海南人。在一首詩裡，他說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

猶記得，十幾年前，東坡還沒有踏上過嶺南土地，他的朋友王定國，已經因為“烏臺詩案”的牽連被貶往嶺南——也算是東坡惹的禍。王定國在那邊呆了三年，死了兩個兒子，自己也差點一命嗚呼，東坡很不好意思見他，怕被當瘟神。王定國倒不小心眼，一回來，就找東坡敘舊。

王家有個歌姬叫柔奴，別名寓娘，女孩是京師人，陪著主人去嶺南共患難。她運氣比王朝雲好，竟然安全回來了。東坡向來憐香惜玉，又好跟女孩子搭訕，就問她：“那邊的風土，應該不怎麼好吧？”柔奴回答說：“此心安處，便是吾鄉。”東坡大喜，立刻提筆作詞相贈：

定風波·南海歸贈王定國侍人寓娘

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盡道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

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東坡為什麼這樣高興？無他，遇知音了。這句話正是東坡安身立命的所在，他是傳統儒家知識分子，同時深受佛老之學影響。而不管是儒家推崇的“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還是佛家的識無常之苦，本來無一物，老子的清淨無為，莊周的似夢非夢，縱身大化……都在一波又一波的磨難中，被東坡融會，形成了他獨特的人生哲學。

現實中的家園是脆弱的。人只要活在社會中，就會有所求，就會面臨得失，就會有憂患之心，然後面臨自我處境與價值實現的困惑，這是無法避免的事情。所以，不管走到哪裡，是在故鄉還是在異鄉，心不能安定下來，結果都是一樣的不快樂。

而當找到內心的安定，那麼，無論走到多糟糕的地方，也可以把它建造成家園，創造出未曾想象過的奇蹟。就像詞中那個會唱歌的女孩兒，她是上天賜予朋友的禮物，當歌聲從她的皓齒間傳出，彷彿有風起、雪飛，炎熱變成清涼。

此心安處是吾鄉，怎樣才能做到？東坡的答案是保持一顆無邪的赤子之心。所謂赤子，並不簡單的是“童稚”之意，它是來源於童真，又超越童年矇昧，達到純粹渾然的一種精神境界。

赤子用最自然的狀態迎接所有，當歌則歌，當哭則哭，當笑則笑，當怒則怒，毫無滯礙；赤子用善意與好奇打量世界，對汙穢有直覺的洞察而不會被傳染；赤子不在意別人怎麼看怎麼說，他只要做自己就很滿意……東坡就是一個真正具備赤子之心的人，所以，他的生命質量才能夠如此厚重，又如此輕盈。

東坡激賞的柔奴姑娘，也同樣有赤子之心。她經歷磨折，從萬里外歸來，容顏反而更嬌美年輕了。她的微笑裡，似乎還帶著嶺外梅花的清香。就是這樣，歲月對那些天真而純粹的人沒有辦法，風霜只能讓他們變得更美好。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東坡在去世前不久，這樣總結一生。世俗眼光中名副其實的滑鐵盧，卻是他回憶時最大的驕傲。

秦少游曾說：“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於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少遊看自己老看不大明白，評價東坡卻有見地。他認為，蘇軾的才識中最高深的是他的人生觀，其次是治國經世的擔當與識見，最後，才是文學。

知道了這一種“蘇氏之道”，也就可以理解，在月光下嘆息著的蘇東坡，鬚髮披霜，滿心憂傷的蘇東坡，同時也就是那個陽光下快活著的東坡啊！

那個有趣、灑脫、自在的老頑童，頂著西瓜，在田野裡邊走邊唱；和孩童們一起吹著木葉在風中跳躍。

穿莊稼人的斗笠蓑衣，在雨地裡蹚水，引得狗吠人笑。

不辭辛苦地走好幾里路，到海邊採水果。據說那裡的水果，如果人們想要帶走的話，就會風浪大作。

為泡腳梳頭這種小事寫詩，並繼續吹噓為養生妙法，還同情大人們不懂這樣的好事。

豐收的時候，和農人一起喝酒慶祝，被黎族少女們的花裙團團圍住，開心地大醉……

海南的月亮好不好看，還用問嗎？

3

怪御使與一枝梅

虞美人·寄公度

芙蓉落盡天涵水。日暮滄波起。背飛雙燕貼雲寒。獨向小樓東畔、倚闌看。

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滿長安道。故人早晚上高臺。贈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什麼是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這就是。這也是一位老兄在謫居中寫的。

是一個秋水長天的時刻，黃昏漸漸蒼茫，深深地把人籠罩，風光早已不再明媚，卻別具花朝月夕所不能有的寥闊。這個人獨自憑欄，手握酒杯，看寒氣中低飛的雙燕，心裡面有一些憂傷，有一些對命運的不甘，但他佇望的身姿，並沒有因此而顯出一點點頹唐。

這樣的時刻，面對湖山暮色，煙波浩渺，有靈魂的人，誰能不生出浮世中的虛妄感？“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滿長安道。”是極盡滄桑的句子。回望長安，他的來路，只看見寒冷潔白的積雪，那是他意象裡的京城，雪有多厚，那裡的冷與殘酷就有多深。但雪，從另一層意義上來說，又是孤高而堅貞的，一如他對自己的期許——一個肝膽如冰雪的孤臣，被放逐的屈子。

然後，他仰望天空的眼眸裡，就有了慢慢堅定下來的笑意。他希望，他相信，這首詞的讀者，那位親切的故人，早晚會去那高臺之上，折下最早開放的一枝梅花，把那江南的春色寄來。

那枝傲雪開放的梅花，是故人的友情，是寒意裡不滅的溫暖，是終將到來的春天的訊息，更是他自己的信心。

一個人在逆境中保持樂觀，要麼，緣於對時局胸有成竹，要麼，是他無愧於心，可以坦然面對所有磨折。“小人常慼慼”，小人是很少有開心時刻的，情況不妙的時候，他們會更加咬牙切齒，哭天怨地。

你會由衷地覺得：這樣一首詞，多麼豪邁清遠，寫下這首詞的人，也該是多麼高潔坦蕩吧？千年之前，那個獨自憑欄的人，傳給後世讀者們的信息，就是這樣的。

那麼，這位胸襟不凡的仁兄是誰呢？他的大名叫舒亶。在群星璀璨的宋代詞壇，他沒什麼名氣。事實上，在歷史中，他也只是個小人物。而能夠得到被後世偶然關注的機會，也完全是因為，在某次著名事件中，他的名字和名人牽連在一起，而且，是以極其不光彩的形象。

他就是在“烏臺詩案”中，害得東坡先生差點一命嗚呼的傢伙。他是這起文字獄的製造者之一，因為整人的手段最惡毒，攻擊的姿態最無恥，而躍然搶鏡，成功當上“當朝小人排行榜”的頭牌。

收集東坡的詩文，夙夜埋首其中，尋找每一處可以深文附會的地方，然後，一頂頂的帽子扣過來：交結朋黨，譏謗朝政，欺君罔上……在寬待文人的北宋，也快夠殺頭滅族了。他來勢如此兇猛，幾頁紙就弄得朝堂之上人人自危，連宰相們都小心地閉上了嘴。

這是他生平最鬥志昂揚的時刻，每一步都走得急切而乾脆，誰都看得出，與其說為維護皇帝的尊嚴，還不如說，這位御史大人，是在為進行中的“變法”運動開道，清除所有攔在路上的人，不管對方來頭有多大，名聲有多顯赫。

他選擇了拿蘇軾開刀。為什麼呢？首先，蘇軾是個大嘴巴，他當時遠離朝廷，在地方上做太守。新法推行中的許多弊端，他親眼看到，不敢明說，背地裡和親朋好友可真發了不少牢騷。他又擅長詩文，提筆一首一首，字裡行間，少不得含沙射影。這一點尤其討厭，因為他是名人，而名人的影響力總是大的。

然後，在朝在野，蘇軾都有極好人脈，新黨中都多有他好友。尤其，他和蟄伏於洛陽的舊黨領袖司馬光交情深，明裡暗裡，為司馬光的被罷免鳴了好多不平。所以，在新黨眼裡，蘇軾這塊攔路石，簡直比司馬光還礙事。

舒亶並不是單獨跳出來的，他的同伴，還有御史臺的一批同仁：李定、何正臣，等等，大都是變法運動中經王安石選拔而崛起的政壇新秀——蘇軾曾在詩文中諷刺地稱他們為“新進”之流。作為大宋第一才子，偶像級人物，蘇軾這種不屑的態度，對“新進”們來說，還真是挺傷人的。好在，現在他們不用忍氣吞聲了。

於公於私，蘇軾都必須被除掉。這是新舊兩黨關鍵一戰。

王安石此時正隱退金陵，接過變法大旗的是呂惠卿，野心勃勃、深沉精明的“福建子”。呂惠卿的風格比其導師可強悍多了。他一上臺，新黨黨眾都幹勁十足了。

舒亶身在御史臺，這是攻擊政敵的天然好位置。御史臺的人，理論上嚴禁參與黨爭，嚴禁與大臣們有私交，但，會被嚴禁的事，就說明永遠不會禁得住。何況，御史也是人，也有思想自由的好嗎，誰能管得住一個小小御史，在私下裡，在內心深處，是個堅定的新法擁戴者呢？

舒亶就此被推上了前臺，於聚光燈下興風作浪。他乾得很好，瞬間扳倒蘇軾，司馬光以下的舊黨主力，幾乎被一網打盡。

用現代語言來形容，舒亶就是一根矯健的“棍子”，這樣的棍子手，在中國的政治鬥爭中從來不缺，他們的伎倆談不上多高明，可以倚仗的只是當權者對下屬的猜忌，是大人們的互相傾軋。但是，他們很懂得人的私慾是怎麼回事，並且擅長利用它，所以出手往往穩準狠。

“烏臺詩案”，在文禍稀少的北宋政壇上，可謂一朵奇葩，誘人之處，連向來八面玲瓏的副相王珪，都忍不住拋下了他的賭注。他受舒亶的啟發，拿著蘇軾的一首詩，跑到皇帝面前告狀。詩是詠檜樹的：“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

王珪說：“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這個話太毒了，陛下您看，蘇軾他根本不認您當皇上，他這是謀逆啊！

不幸，皇帝沒上這個套，宋神宗冷冷地說：“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

本來蘇軾的事已經夠煩了，朝堂亂成一團，後宮內，曹太后抱病求情，遠在金陵的王安石也馳書進諫……焦頭爛額之際，突然跳出個蹩腳的馬屁精，企圖侮辱皇帝的智商，宋神宗氣不打一處來。

王珪身為副相，三朝元老，在北宋政壇上也算很有特色。其為官宗旨就是明哲保身，無過即有功。新舊兩黨打得炮火滿天，他一直作巋然無視狀。此刻竟親自來打小報告，實在有失相公體統，碰一鼻子灰也是活該。由此也可見，能讓這等老奸巨猾出手，“烏臺詩案”於東坡和舊黨的影響多麼惡劣。

“烏臺詩案”最終有了一個兩黨都不太滿意的結局，但於蘇軾已是不幸中之萬幸，他只是被貶到黃州，由地方看管。一干涉案人員，駙馬王詵身為皇親，第一時間給犯人通風報信，被免官。王定國，老愛跟著蘇軾喝酒鬼混，被髮配嶺南賓州。弟弟蘇轍降職外調。其他如司馬光、張方平、範鎮等人，都被重金罰款。

舒亶很不滿意，連上奏章，痛切陳詞，要求將司馬光、蘇軾等人處死——讀史至此，也不禁憤怒了，你有完沒完啊！用得著趕盡殺絕麼？

舒亶後來名列《宋史·奸臣傳》，同時代名臣大儒在紙頁裡光芒四射，越發顯得他這個小角色像蒼蠅一樣可厭了。

不過，若平心靜氣，從事件背後潛下去，把這“小人”的一生攤開來，從頭閱讀，也許會發現，事情還有更多看點。

舒亶來自浙江慈溪的普通農家，求學於“慶曆五先生”之一的樓鬱，於英宗時代考中進士，禮部考試中名列第一，此時年僅二十四歲。那是北宋英才競出的時代，能夠脫穎而出，可見其才華絕非泛泛。據說是：博聞強記，揮筆成文，加上身材高大，眼神堅定，一眼望去，毫無疑問是個前途遠大的年輕人。

年輕人初入仕途，任臨海縣尉，主管地方治安。上任不久，去抓一個喝多了毆打後媽的犯人，醉鬼嘛，看見官兵來了還耍橫，縣尉大人大怒，親身上前，一刀斬之。

往好裡說，這叫嫉惡如仇，往壞裡想，是草菅人命。舒亶自己也情知不像話，寫了請罪表，主動辭職滾回家了。王安石聽說後，很賞識他，變法正需此等猛人，遂調來京城。不久被派出使西夏，談判疆界事宜。西夏跟宋朝剛打完仗呢，他就單槍匹馬去了，被對方拿刀架在脖子上，仍大模大樣，慷慨陳詞，不傷國體，端的是條漢子。

這些日子裡，舒亶成了新黨的堅定擁護者——不管出於投機，還是真誠的理想，總之，為了維護變法，他連幹了幾件得意事，包括經手鄭俠“流民圖”一案，相應的，官職越來越高。

他辦事的特點是嚴苛冷酷，板著臉坐在堂上，一副鐵面無情的樣子，儼然正義女神的僕人。所以後來，他就被派到御史臺去了。

在御史臺，除了臭名昭著的“烏臺詩案”，舒亶還有件被人戳脊梁骨的事。同屬新黨，並曾對舒亶有舉薦之恩的張商英大人，有次寫信來，附寄女婿的文章，說請指點一二。舒亶把信和文章都送到皇帝那去了，彈劾張商英以宰輔之重，干擾諫官工作，這個罪名不小，正好踩到皇帝痛腳上，張商英立刻被免職。

真是忘恩負義的小人啊！人們罵道。不過呢，想象一下，皇帝也不是瞎子和白痴，龍案上現放著張商英的信，如果只是普通的文字交往，至於龍顏大怒嗎？

《宋史》是元朝人編寫的，成書倉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蕪雜亂之稱，於史料常少甄別，隨意採用筆記野史。關於舒亶的記載，多數取自邵伯溫的《邵氏聞見錄》。邵先生那是鐵桿舊黨啊，一本筆記，硬生生寫成“新黨罪行錄”。所以，我很懷疑，關於張商英的事，其中另有隱情。

與邵同時代的魏泰筆下，《東軒筆記》裡，情況則是這樣的：原來，張商英的女婿今年要參加科舉，所以老丈人才來找舒亶，暗示幫一下忙，沒料到，老交情敵不過舒大人的正義感，倒了個大黴。

過往恩情就算了，大家好歹同一個陣營，扳倒張商英，於公於私，一點好處都沒有。幹這種事，他到底怎麼想的？

要解釋清楚，有必要回過頭來，先把“御史臺”的部門職能說一下。

從秦漢時起，“御史”就是專門的監察性官職，號為“治官之官”，首要功能是替皇帝監察百官。西漢時的御史府內有很多柏樹，幾千只烏鴉，每天黃昏，黑壓壓一片群鴉歸，蔚為奇觀，御史府因此又被稱為“烏府”“烏臺”，這也是“烏臺詩案”名字的由來。

棲身“烏臺”的御史們，在其他官員眼裡，也像群烏鴉，衣著土氣，面有菜色，神情陰沉，出現在哪裡，哪裡準沒好事。上下朝時，大臣們扎堆聊個天，唯獨御史身邊方圓十米之內，荒無人煙——御史們自己都懶得互相搭理。更別說人情往來了，誰活膩了，才想到御史家拜個年，給御史家小孩塞個紅包？

宋朝皇帝加強君權與中央集權，御史臺的職能也強化了，集監察、彈劾、審判於一體。御史們對宰相、宦官、軍事機構和皇親貴戚都有監察權，還能參議朝政，薦舉官員。最重要的是，言官無罪的傳統發揚光大，明明御史在瞎彈劾，你還怪不得他，只能自認晦氣。

御史們的原則呢，通常是“有殺錯勿放過”，管你三七二十一，風吹草動就撲上來，小到妻妾吵架，大到預謀叛逆，都要奏你幾本再說，等你好容易洗淨這一身騷，早已在御史臺的大獄裡，脫下好幾層皮了。

討足皇帝歡心自會有前程，比如宋代宰執，就有從御史中丞升上去的。御史們都憋著勁，想辦大案要案，最好能扳倒某顯貴政要、皇親國戚，以為政治資本。舒亶攻擊張商英，有可能就是這個動機。不過以當時形勢看，他這個時機又選得很不好，代價大而收益小，所以，我也有點懷疑，他說不定，就是被身為言官的強烈責任心給刺激得抽風了。

百官都討厭御史，但皇帝喜歡。在皇帝眼裡，這就是一群永遠跟在百官尤其是兩府宰執身後，咆哮警惕著的皇家忠犬——可是，話說回來，這麼好用的走狗，誰不想擁有幾隻呢？排除異己，打擊政敵，對付皇帝的猜忌……御史臺能有自己的人，那可真是必須的。這就是舒亶能夠突然之間異軍突起，興風作浪的原因。

但御史也不是好當的。要頂得住孤獨，接受被人們當“瘟神”的命運；要當好道德標兵，以免被人質疑幹御史的資格；由於不敢撈外財，御史通常都很窮；心理壓力也大，盯著別人的時候，別人也正盯著你，只等你露出破綻……

他們氣焰囂張，其實又勢單力薄，唯一的依靠是皇帝的信任，可這信任，並不是永不動搖的。

通常，會從年輕的底層官員中挑出御史人選。年輕才有銳氣，才敢說話；最好是出身平民，家境普通，貧寒最好，富人家的孩子好逸惡勞，捨不得吃苦；官宦世家也不行，牽枝帶蔓的關係太多，很難公正做事。

最重要的，是對朝廷絕對的忠誠，以及公事上的正直無私。

而偏執、嚴苛、孤僻……這些個性缺點倒無所謂，甚至更有助於做一個合格的御史。

能幹好御史這差使，人格上肯定跟正常人有區別。拿好榜樣來說，“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包拯包青天大人，就是從御史幹過來的。

舒亶六親不認，大膽妄為，簡直天生就是當御史的料！而幾紙奏摺就能打動宋神宗，憑的可不就是那對皇帝的赤膽忠心，對社稷江山的無限熱愛，對奸臣逆黨的痛心疾首嘛！

他的數據又這麼翔實：“至於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漫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

皇帝再愛東坡的才華，也不禁憤怒了；東坡呢，“這回捉將官裡去，差點斷送老頭皮。”舒亶，也就以陷害東坡先生而遺臭萬年了。

且慢，真的完全是陷害嗎？東坡自己也直承不諱：大部分被指摘的詩文，他就是這意思，就是覺得新法有問題。所以，我們也不能責怪舒亶無中生有啊，他最多是上綱上線。

但上綱上線，不正是中國政治鬥爭的傳統？打擊敵手，最有效的辦法是道德上抹黑，儒家體系環衛著的君權下，最不道德的是什麼？是三綱五常的觸逆，是違背君臣大義。只要從這兒下手，不管你多勞苦功高，私德多無瑕，你都再無辯白餘地，從此萬劫不復……

舒亶想消滅東坡及東坡身後的舊黨，他就得這麼幹，為了目的不擇手段，這絕非正人君子所為。

但是，再回頭來，假設另一種可能性：如果他是真的，堅信不疑地認為：為了大宋社稷，蘇軾該死呢？

他是新黨，新黨的共同信念是：唯變法才是強國之道，不變法，則國衰亡無日矣。誰反對新法，誰就是故意誤國誤民，是大宋朝的罪人。

這種想法在今天看來，當然片面偏執。可在當時，卻是天經地義。舊黨也一樣，他們堅決地認定：新法禍國殃民，新黨都是想要升官發財不擇手段的奸險小人，不除新黨，國將不國。

中國人講究中庸之道，可中國的政治鬥爭模式，永遠是東風與西風，成王敗寇，沒有求同存異，異見合作的半點可能。北宋百年間，出了多少豪英，卻沉淪於內鬥，新黨舊黨，都抱著“漢賊不兩立”的態度，一面自我標榜忠君愛民，一面從根本上妖魔化對方的動機，互相打擊報復，加上君主專制之下，總是政隨人息，一朝天子一朝臣，於是，一輪又一輪越演越烈的政治迫害……

並非是要替舒亶翻案，只是，世界上的事情，也並非簡單的善與惡，人性，也不僅是黑與白。如果對於歷史人物僅限於執痛詬與讚美兩端，今天的我們，還會泥足於古人的誤區。

舒亶一直做到御史中丞，主管御史臺，關於他的工作成績，《宋史》中有這樣的評價：“舉劾多私，氣焰燻灼，見者側目。”

《宋史》的修撰思想遵循程朱理學，而這兩位理學先生對王安石變法及新黨是深惡痛絕。修史講究公允，但詞藻上的褒貶偏向卻在所難免。這段評述，拋開感情色彩，至少有一點能夠確信：舒亶，真是已經讓百官們恨透了！他本是皇帝的忠犬，但現在這過於熱衷咬人的勁頭，人們懷疑，他是不是有點瘋了……

終於在一次彈劾官員的過程中，舒亶被抓到了小辮子，以微罪，被皇帝順應民心地免職了。估計神宗也受不了這個偏執狂了。直到十一年後，哲宗繼位，舒亶才重新回到官場，後來以邊功復受重用，六十二歲病死於軍中。

灰溜溜回家時，他四十二歲，給自己的房子起名“懶堂”，以示心灰意懶。《虞美人》一詞，就是這段時間寫的，詞中可看不出他有多沮喪。

“故人早晚上高臺。贈我江南春色、一枝梅。”如果按照舒亶當御史時咬人的邏輯，這幾句完全可以理解為賊心不死，呼朋引類，企圖捲土重來。

當然，這也是不無可能的。但我決定，不作如是想。因為，我不想對不起那樣美好的詞境，那樣清澈的句子。冰天雪地裡的一枝梅，我們知道那潔白下面可能隱藏著垃圾，但又怎麼樣呢？至少，梅花在那裡。

這個世界，才不會像詩詞中寫的那樣好。可是，美好乾淨的詞句，能夠幫助我們抵擋黑暗與骯髒，保有希望與夢想。

舒亶其實文才極好，寫的小詞，筆力清新剛健，思致委婉動人，被評論為“詞亦不減秦、黃”，只是，為名聲所累。

菩薩蠻

畫船捶鼓催君去，高樓把酒留君住。去住若為情，西江潮欲平。

江潮容易得，只是人南北。今日此樽空，知君何日同？

人人都寫離別與相思，有一往情深者，有纏綿悱惻者，有欲說還休者，他卻另闢蹊徑，寫出了這情懷裡的左右為難。世事滄桑，催行與留戀，且不論人，連潮水都似乎有情了。然後是景物與人心，懷念與別離，又一重重的矛盾——誰說他是無情之人？最難得的是，如此深情，下筆卻又明朗，於誠摯中，自有種高遠。

論家也多稱讚此詞，卻少不得帶上對人的鄙夷，有人說：“此等語乃出渠輩之手，豈不可惜。”還有人更乾脆，說這個詞啊，思致細密，所以呢，作者也肯定是個格局小的人——就差直接說是小人之詞了。

翻看舒亶留下的詞集，我發現，他是個頗擅自我寬解的人。對於人生的無常，人情的無奈，他有種坦然接受。

他說：“且盡紅裙歌一曲，莫辭白酒飲千鍾。人生半在別離中。”（《浣溪沙·勸酒》）

他說：“人生閒亦好，雙鬢催人老。莫惜醉中歸，醒來思醉時。”（《菩薩蠻》）

他說：“相見爭如初不見。短鬢潘郎，鬥覺年華換。”（《蝶戀花》）

而最能代表此人一生心性的，應該是這首詞：

浣溪沙·和仲聞對棋

黑白紛紛小戰爭。幾人心手鬥縱橫。誰知勝處本無情。

謝傅老來思別墅，杜郎閒去憶鏖兵。何妨談笑下遼城。

又是一篇洋溢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的小詞，還透著種殺伐氣。戰爭，棋盤上、邊境上、政壇上，他從來直面，沒有文人的畏懼與猶豫，更沒有正義與否的懷疑，他知道戰爭的本質：無情。

勝敗存亡，戰場容不得半絲軟弱、半點婦人之仁。他願意繼續戰鬥，不會像謝安那樣，老來思歸，也不像杜牧那樣，閒來懷想。他要做的是實務，是有朝一日為國出征，談笑下遼城——遼國，被佔據的燕雲十六州，那屬於北宋君臣心底永遠的痛，永遠的夢。

不能將此簡單地看作文人的意淫，長期處理軍中事務的舒亶，說這種話，也算本色當行了。我想，本質上，舒亶根本是個武人，他的目標，像武人一樣簡單直接，他的手段，像武人一樣兵不厭詐。雖然我很愛東坡先生，但這樣的舒亶，也並不因此就討厭，我甚至很樂意，在塵埃落定，恩仇盡泯之日——送給他一枝雪地裡初放的梅花。如果有這麼一天的話。

北宋的精英們都沒有等到這一天。斯人都遠去了，只留下一首首寫於困境中的詞，優美的，頑強的，在歷史塵埃中綻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