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很多人都说当代中国电影无大师。这不意味着中国电影史上也没有。

你知道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获得国际奖励的影片是哪一部吗？

你知道建国以前，国内票房最高的爆款电影又是哪一部？

是的，这两部电影，都是出自一人之手。

他执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曾经造成巨大轰动，电影连映三个多月，观众超过71万人，即当年上海平均每7个人中就有1人看过此片，甚至还有盲人购票入场“听电影”。影片在香港上映时，每当巴士经过电影院，售票员甚至不用报站，直接喊出“一江春水向东流啊”，乘客们就纷纷下车。

他就是电影大师，中国第二代导演中的翘楚——蔡楚生。

01 写下血书，孤身追寻电影梦

蔡楚生出生于1906年，12岁就被父亲送到杂货店当学徒。1926年，一部名叫《白芙蓉》的电影来到汕头拍摄。蔡楚生积极给摄制组跑前跑后地帮忙，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与摄影机朝夕相处。影片的导演陈天很喜欢这个做事认真又不怕吃苦的年轻人，作为回报，摄制组帮助蔡楚生拍摄了一部由他编剧和演出的短片《呆运》。

《呆运》上映后，蔡楚生成了当地的名人。这次经历让他领略了电影的神奇，他不顾父亲反对，咬破手指写下一封血书，孤身一人前往上海追寻他的电影梦。

初到上海，没有太多专业知识的蔡楚生，只能从事剧组一些最基础的体力活，包括宣传、字幕、演员、剧务、美术等，并且月薪只有20元。但是蔡楚生不甘于现状。

1929年的冬天，已经无事可做的蔡楚生凭借一份胆识和自信，敲开了郑正秋家的大门，请求他给自己一个工作机会。郑正秋是当时国内最顶尖的导演和编剧，是中国第一代导演的代表人物，被称为“中国电影之父”。蔡楚生的才华、胆识，以及他对当时电影环境里充斥的武侠神怪风潮的不满，都给郑正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会面，是蔡楚生人生的转折点，是他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郑正秋力排众议，让蔡楚生进入当时最显赫的明星制片公司，直接给自己做副导演。

接下来的两年，蔡楚生为郑正秋的5部作品担任副导演或助理导演。为了回报郑正秋的信任，他非常勤奋努力，常常一天工作20个小时。正是这段经历，给蔡楚生的导演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2 《渔光曲》——第一部获得国际奖励的中国电影

1931年，蔡楚生以独立编导的身份加入联华影业公司，与导演史东山、孙瑜成了同事。在接下来的2年内，他推出了自己独立执导的两部作品《南国之春》和《粉红色的梦》。

这两部影片风格类似，都是讲述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虽然电影风格清新、画面唯美，但上映之际恰逢九一八事变，抗战爆发。国难当头，这两部偏个人表达风格的作品，没有引起太多观众的共鸣，也遭受了影评界、左翼电影界的批判。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聂耳，也发文称希望蔡楚生“不要再做艺术家的迷梦”，希望他能创作出“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影片来。

蔡楚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专门登门求教聂耳，两人后来成为诤友。

此后，蔡楚生通过学习研究惯于表达小人物和底层生活的卓别林，创作了《渔光曲》。《渔光曲》以贫富两个家庭的经历为两条故事线，一条讲述贫苦渔民一家的悲惨命运，一条讲述富家船主的家道中落。电影并不枯燥，用了很多创意生动的细节来表现生活的艰辛。

例如因为无法赚钱赡养失明的母亲，从乡下来上海找工作的兄妹俩小猴和小猫排队应聘。招工名额有限、前来应聘的人又很多，兄妹两个请求插队，但前面的人没有一个答应，说“谁家里不是这样呢？”但当有人恳求小猫让其插队，善良的小猫就答应了——结果轮到自己时，名额却刚好满了。

小猴也因为身体瘦弱，同样没有得到工作。因为小猴长相另类，两人打算去街头卖艺，这一幕和卓别林的电影很像——小猴滑稽的演出分明是一副搞笑的场景，但观众却在笑的同时，眼角又带着感叹他们生活艰辛的辛酸泪花。

《渔光曲》在1934年6月上映，之后连续放映了84天，创造了当时的票房记录。

电影不但收获了票房成功，还打动了193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的评委，拿到了电影节的荣誉奖。这是中国电影首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也让蔡楚生成为第一位国际知名的中国导演。张艺谋导演的《归来》也曾向这部名作致敬，影片里陈道明饰演的陆焉识弹奏的钢琴曲正是《渔光曲》。

03 阮玲玉之死

讲到蔡楚生，就不能不提曾经足以与电影皇后胡蝶分庭抗礼的一代女伶——阮玲玉。

1935年除夕的前一天，由蔡楚生执导、阮玲玉主演的影片《新女性》上映。电影讲述了一位知识女性韦明遭遇婚姻失败，希望依靠自身力量独立支撑自己和女儿生存下去，最后却在感情波折、生活困难和流言蜚语的打击下选择自杀的故事。

《新女性》的故事取材于一个真实事件。1934年2月12日，知名女演员艾霞因私生活长期受到不良报刊骚扰，在绝望中服毒自尽。除了出演多部电影，艾霞还常发表小说、诗歌，有“作家女明星”之称，离世时年仅22岁。蔡楚生对这一事件感到愤慨，他基于此创作剧本，并请来演技出色的阮玲玉主演，希望对社会上的恶势力起到批判作用。

但《新女性》公映后不久，更令人震惊的事件发生了，片中的悲剧竟在现实中上演。

由于影片对部分无良记者进行了批判，现实中的这部分人受到刺激，不但扬言要把蔡楚生“骂出上海”，更对阮玲玉的个人情感纠葛进行添油加醋的杜撰，在报纸上对阮玲玉进行肆意攻击，致使她玉内外交困、万念俱灰。于是在1935年的三八妇女节前夜，年仅25岁的阮玲玉写下“人言可畏”的遗书，服毒自尽。

《新女性》是阮玲玉与蔡楚生的第一次合作，却也成了最后一次。“阮玲玉扮演了艾霞的化身韦明，而片中的韦明却又成了现实中阮玲玉的写照”（蔡楚生语）。

真是人生如戏，而戏，又如人生。

04 轰动全国的《一江春水向东流》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蔡楚生和一些进步文化人士被日本人盯上，只能离开上海去往香港。在香港蔡楚生积极抗日，编导了《孤岛天堂》和《前程万里》两部以抗日为主题的电影。

1947年12月8日太平战争爆发，17天后香港又沦陷。在日本人的搜捕下，蔡楚生跟随难民队伍逃出香港，经过桂林、柳州最后到达重庆。期间蔡楚生染上了肺结核，历经了一路艰辛的颠沛流离。蔡楚生经历的这次逃难，就是二战中震惊中外的“湘桂大撤退”。当时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数十万中国难民主要依靠湘桂铁路逃难，路上人多车少，上车非常困难，难民们的处境十分悲惨。

这段逃难经历，极大地影响了蔡楚生——正是在它的影响下，蔡楚生在日本投降后又回到上海，于1946年开始投拍《一江春水向东流》。

影片以一种史诗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对抗战年代的国人命运、生存状态进行了描摹。蔡楚生吸收了中国古典戏剧以及师傅郑正秋擅长的家庭伦理剧的创作，以抗战爆发到结束为故事背景，讲述了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

这部影片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动人，并不过时。由于塑造的太过成功，使得男主“张忠良”成了“现代陈世美”的代名词。电影中营造突出的场面主要有两个，一是“三位夫人相见”，通过多机位灵活的调度、剪辑，对大场面、多人物的巧妙处理，制造了极为强烈的戏剧冲突。

二是“素芬投江”，影片没有直接白描投江的过程，而是讲述素芬走投无路，但又舍不得年幼的孩子，于是跟孩子说自己一天没有吃饭了，让他去给自己买点吃的；镜头跟随孩子离开江边，等到买完回来，只见人喊有人投江，却想不到是自己母亲，背对众人边找边哭喊“妈妈”。八年离乱熬了过来，天亮之后却要死去。至今只要想到这一幕，就无法不让自己动容。

《一江春水向东流》上映以后，造成了巨大的轰动。电影连映三个多月，观众超过71万人，即当年上海平均每7个人中就有1人看过此片，甚至还有盲人购票入场“听电影”。在香港上映时，每当巴士经过电影院，售票员甚至不用报站，直接喊出“一江春水向东流啊”，乘客们就纷纷下车。这是蔡楚生继《渔光曲》之后，再次创造出当时中国电影票房的最高纪录。

虽然是中国电影史上难得的恢宏巨片，但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肆意进行经济剥削造成的物质短缺、物价飞涨，以及对电影器材的严格管控，使它的摄制过程经历了史上少有的艰难。

当时剧组仅有一部老旧的“独眼龙”单孔摄像机，胶片也是过期好几年的；摄影棚由多部影片共用，并且隔音效果极差，常有马路上汽车的声音混入录音；摄影机由于老旧，噪音很大，所以即使在三伏天拍摄，摄影师也必须蒙上厚厚的棉被以消音；电影管理局时不时来查岗，一些镜头的拍摄不得不躲躲藏藏...最关键的还是资金不足，联华演艺社在拍完上部“八年离乱”之后，已经没有资金再支持拍摄，下部“天亮之后”只能由昆仑公司接管。

蔡楚生当时身患肺结核，几乎是在床榻上“遥控”完成了影片的摄制，现场的拍摄指挥基本都交给了执行导演郑君里。郑君里每天完成现场拍摄，就骑自行车到蔡楚生家里，向蔡楚生交代当天的进度并听取第二天的计划。主演的几位影星，白杨、舒绣文、上官云珠、陶金等都领着极为微薄的薪水，按他们当时的身价去拍时髦影片，薪酬至少是此片的十倍以上。

05 经典不应被遗忘

建国以后，蔡楚生仅在1962年独立执导过电影《南海潮》的上集，这也是他最后一部电影作品。他曾担任国家电影管理局的副局长，从事新中国的电影行政管理的工作。

随着国产电影日新月异的发展，那个年代的影片和影人越来越被时人抛诸脑后，似乎只能停留在电影学院的课堂里。

但经典二字的意义就在于能够经得起斗转星移、时空变换，令人常看常新。虽然时代已经远去，但蔡老的作品和他关注的方向不应该被忽略。

纵观蔡楚生的艺术生涯，让他得到大众赞赏和艺术界认可的，始终是视线集中在中国社会底层人们身上的那些作品。那个年代，还有很多和蔡老一样的影人和作品，关注着中国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和命运。

可是现在呢？我们自己身边的生活，在当下的电视剧里看不到，电影里更看不到。也许更贴近当下、贴近生活的的现实主义影片，才是当下的观众们所真正需要的。

“关注电影的一切”——这里是小夜影评。欢迎关注，一起成长。

如果喜欢本文，可以点赞、评论、转发、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