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9日，五角大樓宣稱在美本土試射了一枚常規陸基巡航導彈，導彈在飛行500多公里後準確擊中目標，這是美軍在退約後首次試射條約限制的陸基中程導彈。美新任國防部長馬克·埃斯珀在首次亞洲出訪時聲稱“要儘快在亞太地區部署陸基中程導彈”。蘭德公司、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等知名智庫也紛紛出臺報告，就陸基中導的作戰運用與成本問題向美軍方建言獻策。此外，美國還鼓動歐洲和亞太盟友，對中國施加軍控外交壓力，要強拉中國加入美俄雙邊軍控談判議程，使之多邊化。這一系列動作基本重現了美國在冷戰時期與蘇聯進行中導談判時慣用的“部署+談判”或“施壓+談判”博弈手段，折射出美在面臨對手時“唯恐軍力失衡”和“謀求軍事優勢”的複雜心態。
2017年8月29日，日本航空自衛隊首次在美軍駐日本橫田基地實施了地對空攔截導彈“愛國者3” (PAC-3)的機動展開訓練。
“後中導條約時代”的美國之憂
特朗普上臺後，將中國和俄羅斯視為“修正主義國家”和“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對軍控條約秉持“實用主義”原則的特朗普和白宮強硬派認為，《中導條約》、伊朗核協議、《新戰略武器削減條約》乃至《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是“限制自己、壯大對手”的“雞肋協定”，美國必須逐個擺脫其約束。為此，特朗普政府不惜與俄羅斯展開相互指責對方違約的“口水戰”，試圖強拉中國加入雙邊軍控條約，以推動條約多邊化達成毀約的事實效果。在美看來，陸基中導是構成中國“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的主要力量，嚴重威脅美軍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行動自由”。美方評估，中國有數千枚陸基中導，其中90%都是被《中導條約》禁止的。如果美國仍堅守此條約，其與中國在亞太地區的軍力對比將出現“嚴重失衡”，美應拋開束縛，加速研發、部署和運用條約所限制的導彈，以彌補“能力差距”。
除擔心與對手國家拉開差距，美對陸基中程導彈還有著戰略、戰役和軍控外交層面的考量。在戰略層面，陸基中導可實現“核常兩用”，有助於美在平時和危機事態下強化戰略威懾，併為歐洲和亞太盟友提供可靠的安全保證。在軍備領域，發展陸基中導有利於美更好地實施“成本強加”戰略。所謂“成本強加”，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防部設計的一套針對蘇聯軍備短板和戰略缺陷的和平競爭戰略，其“代表作”是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戰”計劃，該計劃迫使蘇聯陷入成本巨大的高科技軍備競賽泥潭。在軍控領域，在歐亞地區部署針對中俄的陸基中導可為美國在軍控領域贏得更多討價還價的籌碼。這方面，美國意圖複製冷戰時期其在歐洲部署“潘興-2”和“格里芬”陸基巡航中導的經驗，那一部署致使蘇聯不得不重返《中導條約》談判。
戰役層面，與海空基中導相比，陸基中導享有一系列作戰優勢：可前沿部署，通過抵近作戰目標，抵消對手的機動和重置能力；可高效生存，通過公路和鐵路機動，躲避對手的探測與偵察行動；可突破防禦，通過低空低信號飛行（主要是陸基巡航導彈和高超音速導彈），壓制對手的防空反導系統。自2018年出釋放退約信號以來，美就將精確打擊導彈、陸基巡航導彈、陸基中程彈道導彈列為退約後的優先研發項目。近期陸基中導試驗發射的是對岸基“宙斯盾”系統Mk41通用發射器進行調整後的海基“戰斧”巡航導彈。美軍之所以率先進行海基巡航導彈“上岸”項目，主要是出於技術和成本方面的考慮：一是可充分利用現有技術水平，實現陸基中導快速部署。美已在羅馬尼亞、波蘭和日本部署了陸基“宙斯盾”系統，稍加調整即可實現海基“戰斧”巡航導彈“上岸”目標。二是可以低成本方式，實現陸基中導的大量列裝。美海軍“阿利·伯克”級導彈驅逐艦、“提康加德羅”級導彈巡洋艦均配備Mk41通用發射器，既可發射“標準-3”攔截彈，也可發射海基“戰斧”巡航導彈，可填補美軍陸基中程巡航導彈的能力空白。
“退約連鎖進程”強化兩手舉措
在“後中導條約時代”，美將啟動研發—部署—實戰應用的退約“連鎖反應”。此外，美將繼續通過軍備發展和軍控施壓並用的“雙軌方案”進一步壓縮對手國家的戰略空間。
2018年12月18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出席俄國防部擴大部務會議，在講話中表示，美國有關退出《中導條約》的言論令人極其憂慮，會明顯削弱地區和全球安全，導致常規武器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不擴散監督系統被削弱甚至發生崩潰。
1.階段研發。美軍當前正在研發的陸基中導項目主要包括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和高超音速助推滑翔導彈三大類，具備對陸打擊和反艦兩大職能。此次陸基“戰斧”巡航導彈試射成功後，美軍將在未來18個月內完成部署。在研的“精確打擊導彈”（美方聲稱目前射程達到499千米）將重點增加射程、提升能力、增強抗干擾能力，計劃於2023年替代已部署35年之久的“陸軍戰術導彈系統”。未來五年，美軍將研發射程為2900〜3900千米的全新陸基機動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未來十年，計劃研發測試複雜程度更高、更具突防性的高超音速助推滑翔式導彈。除了常規陸基導彈，其它選項還包括為海基潛射彈道導彈配備低當量戰術核彈頭、研發海基核巡航導彈以及用於探測和攔截陸基巡航導彈的“聯合對地攻擊巡航導彈防禦系統”（JLENS）等。
2.實地部署。在項目研發的基礎上，美將加快陸基中導的實地部署進程。從地緣上看，美可能在未來形成針對中國的“三線包圍圈”，日本、韓國、中國臺灣 、菲律賓將成為美部署陸基中程導彈的第一線；北马里亞納群島、關島、澳大利亞、英屬印度洋領地迪戈加西亞是第二線；阿拉斯加、夏威夷是第三線。但在具體操作中，美可能遭遇不同程度的政治阻力。在美亞太盟友中，日本、韓國的戰略地位最為關鍵，如果能在這兩個國家部署陸基中導，將最大限度發揮該種武器的作戰效能。在美向盟國發出部署訴求後，日本的表現最為積極，不僅引進了陸基“宙斯盾”導彈防禦系統，還允許美國在沖繩試射陸基反艦導彈，為美軍的後續部署行動創造了條件。顧及中國和朝鮮的強烈反制，韓國國防部發言人聲稱沒有相關部署計劃，澳大利亞和菲律賓領導人也明確表示不會在本國領土部署美國導彈。在關島、夏威夷、迪戈加西亞等地部署遭遇的政治壓力較小，但作戰效能也是有限的。由此可見，美若想在亞太地區建成“中導包圍圈”不可能一帆風順。
3.作戰應用。部署完成後，美軍下一步將制定在印太地區發動“戰區導彈戰”的作戰應用方式。美國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2019年5月21日發佈的一份報告
建議美軍應基於陸基戰區導彈的作戰優勢，“量身定製”作戰樣式，嚴格區分作戰階段和作戰對手。總體方案是，戰役初期，利用高超音速助推—滑翔導彈和彈道導彈飛行速度快、難以攔截的優勢，進行首輪小規模密集式攻擊，重在突破對手的“一體化防空反導系統”；戰役中期，利用陸基中程巡航導彈成本低的優勢，進行第二批次大規模密集式攻擊，重點打擊對手的關鍵節點；戰役後期，配合陸基中導形成的作戰優勢，聯合海、空基打擊平臺形成整體戰場優勢。報告甚至對未來一旦發生的臺海戰事進行了假想，即遵循“多點部署、全面壓制、多波次攻擊”原則，在中國臺灣、日本本島和沖繩、美國關島部署中近程反艦和對地導彈，對中國位於東南沿海的“關鍵目標”實施打擊，旨在使解放軍有限的中遠程打擊能力“避實就虛”。4.軍控施壓。美國自發出“退約”信號後，就一直在各種場合拉中國加入美俄雙邊軍控談判進程。2019年4月，特朗普提出與中國進行軍費削減和軍備控制（尤其是核武器）談判，美國務卿彭佩奧在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作證時說，美俄進行《新戰略武器削減條約》續約談判的前提是“中國加入”，而該條約即將於2021年到期。在美“授意”下，德國、日本均向中方施加了軍控談判壓力。下一步，美可能以退出《新戰略武器削減條約》、聲稱《全面禁止核試驗》“簽署無效”為藉口，對中方施加新的外交壓力。出於多重考慮，中國已明確表示不會加入源於冷戰的美俄雙邊軍控談判，但這並不意味著新時期的中國軍控外交工作將“毫無作為”。
中國的戰略選擇
在指責對方違約的“口水仗”中，美俄均強調本國安全正遭受對方的“中導威脅”。與美俄相比，中國面臨的外部安全環境要特殊得多，所堅持的軍事和核戰略也特殊得多。就外部安全環境而言，中國既面臨著傳統軍事大國的潛在威脅，也需要應對個別鄰國在主權問題上的不時挑釁，域外大國還在藉助相關議題不斷鼓吹各種“中國威脅論”。在中國的鄰國中，俄羅斯、朝鮮、韓國、印度、巴基斯坦甚至日本，都在或明或暗地追求核導技術，力圖發展中程乃至遠程導彈。就軍事與核戰略而言，中國始終奉行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堅持最低限度核威懾、“不首先使用”的核應用戰略和“精幹有效”的核發展戰略，還是世界上唯一明確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國家。中國外部環境的複雜性與中國秉持的基於報復性而非對等性的核戰略形成鮮明對比。
鑑於中國在常規武器領域尤其是反艦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方面的能力進步，美國判斷中美之間將在西太平洋第一島鏈形成“軍力平衡”。為應對這一變化，美國開始將西太平洋上導彈攻防體系建設的重心從側重防禦轉向側重進攻。奧巴馬時期，美十分重視亞太地區的導彈防禦系統建設，並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等盟友加快導防合作進程。特朗普上臺後，一度將建設“印太反導體系”視為印太地區安全基石。鑑於近期美對陸基中導的青睞，其很有可能全面啟動對華“成本強加”戰略。體現在導彈攻防領域，該戰略指的是通過在關鍵地區密集部署陸基戰區導彈，誘使對手大規模投入代價高昂、攔截率低下的防空反導系統，從而在軍備競賽中被拖垮。從導彈攻防技術成本的角度看，實踐已證明，現有導彈防禦技術的費效比要遠遠高於進攻性導彈。按照用兩枚“薩德”導彈攔截一枚“東風-16”反艦導彈計算，前者單價為940萬美元，後者單價為600萬美元，費效比高達3∶1。中國軍隊在軍備建設和發展過程中應力避各類軍備競賽陷阱，妥善處理好“質”和“量”的關係。
針對美國及其盟友對中國施加的三邊軍控談判壓力，我們需認清美行為的根本目標和常用手段。對美國來說，軍控談判和軍備建設向來是“一枚硬幣的兩面”。軍控談判既是為了強化國家安全，減少外部威脅，穩定與敵對國家的戰略關係，同樣也是“摸清對手、限制對手、發展自己”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在技術、學術、法理和人才等領域加緊儲備，就國際多邊軍控談判積極提出“中國倡議”和“中國方案”。從戰略穩定的角度來看，國家之間達成軍控條約的前提條件之一是，核國家之間的“相互脆弱性”原則應首先得到承認，對核實力處於弱勢的國家而言尤應如此。如果是出於降低核戰爭風險的目的，核實力強大的國家若想拉核實力較為弱勢的國家進行軍控談判，須充分尊重弱勢一方的最低限度核威懾能力，不尋求發展相對於弱勢國家的戰略優勢，不尋求核武器的“首先使用”原則，對發展戰略攻防武器保持克制，並承認談判各方在核武器領域的“相互脆弱性”。如果上述前提均不能實現，那麼任何形式的核軍控施壓就都是“不平等”和“非對稱”強權意志的體現。
研究所簡介
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IITE）成立於1985年11月，是隸屬於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非營利性研究機構，主要職能是研究我國經濟、科技社會發展中的重大政策性、戰略性、前瞻性問題，跟蹤和分析世界科技、經濟發展態勢，為中央和有關部委提供決策諮詢服務。“全球技術地圖”為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官方微信賬號，致力於向公眾傳遞前沿技術資訊和科技創新洞見。
地址：北京市海淀區小南莊20號樓A座
電話：010-8263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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