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光緒十年，農曆甲申年），中法戰爭進行到緊要關頭，慈禧太后突然改組軍機處和總理衙門，撤換了以恭親王奕訢為首的全班人馬，是為甲申易樞。甲申易樞是清廷政治格局的一次劇變，它對晚近中國歷史的發展以及大清王朝的命運產生了深遠影響，堪稱晚清局勢惡化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

一、甲申易樞背後的權力鬥爭

甲申易樞是清廷最高層的權力鬥爭的結果。

辛酉政變後，清廷形成了兩宮太后垂簾聽政、親王輔政的權力格局。在這一權力格局中，兩宮太后通過控制上諭頒發權，牢牢控制了最高決策權。恭親王奕訢則以議政王、領班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宗人府宗令、內務府總管大臣等要職，執掌清王朝的內政外交大權，成為了事實上的政府首腦。

太后垂簾、親王輔政的格局使清王朝的政局暫時得以穩定。在奕訢、桂良、文祥、寶鋆等人的勵精圖治下，在曾、左、李、胡等“中興名臣”的奠基探索下，清王朝迎來了一段短暫的發展時期。

國內，以太平天國和捻軍為代表的農民運動相繼被鎮壓，受戰亂影響的經濟逐步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一大批出色的漢族官僚被重用，洋務運動蓬勃展開，新式學堂、廠礦、近代軍備紛紛湧現；對外，在奕訢“外敦信睦，隱示羈縻”的外交政策的指導下，中外矛盾逐漸緩和，出現了暫時相安無事的局面。這一派蓬勃上升的氣象，被後世稱為“同光中興”。

彼時，慈禧太后雖然掌握帝國最高決策權，但因久居深宮，缺乏治國理政的才能和經驗，加之奕訢聲望隆著，朝野支持者甚多，所以在很多重大事情的決策上，慈禧只能倚重和聽從奕訢。但是，慈禧又是權力慾極強的人，她對奕訢分享最高權力很是不滿。在遷就和容忍的背後，慈禧一直在等待時機打擊奕訢勢力，實現大權獨攬。

1865年（同治四年），隨著太平天國的覆滅和湘軍的裁撤，威脅清王朝的顯性勢力不復存在，而經過4年的學習和準備，慈禧對處理政務逐漸得心應手，她認為解決奕訢的時機已經成熟。三月，翰林編修蔡壽祺突然上疏彈劾奕訢貪墨、驕盈、攬權、徇私舞弊。“臣愚以為議政王若於此時引為己過，歸政朝廷，退居藩邸，請別擇懿親議政，多任勞成，參贊密勿，方可保全名位，永荷天庥”。（大意是要求奕訢主動引退，保全名節。）

蔡壽祺的彈劾引起了大清高層的巨大震驚和混亂。慈禧趁亂出擊，先是單獨召見重臣哭訴奕訢植黨擅權，之後拿出親自擬寫好的諭旨，將奕訢的職權一擼到底。“恭親王著毋在軍機處議政，革去一切差使，不準干預公事”。此後，滿朝文武逐漸分成了支持奕訢和支持慈禧的兩派，雙方相持不下。

在醇郡王奕譞等皇室宗親的斡旋下，此事以奕訢認罪悔過、慈禧重新任用奕訢而結束。慈禧雖然沒有扳倒奕訢，卻剝奪了奕訢的議政王、宗人府宗令、內務府總管大臣等要職，還讓奕訢在自己面前

“伏地痛哭，無以自容”，“深自引咎，頗知悔愧”，使奕訢的聲望和實權大減。

通過試探和敲打，慈禧將奕訢從“合夥人”變成了“下級”，明確了雙方的尊卑關係。而隨著慈禧的干預和掣肘，以及反恭親王勢力的壯大，奕訢在之後的施政中漸漸瞻前顧後，不再像當初那樣意氣風發、大刀闊斧。所有的這一切直接影響了清王朝的內政外交。

二、中法戰爭失利導致甲申易樞

慈禧打壓恭親王勢力之後，清廷官僚系統逐漸分化成三個派系：頑固派，洋務派，清流派。頑固派敵視西方一切事物，主張用傳統的封建倫理綱常維護清王朝的統治，洋務派則主張引進西方先進設備和技術，“師夷長技以制夷”，實現清王朝“自強”，清流派不同於頑固派的極端保守，主張向西方學習，但它們不贊成洋務派的具體做法。清流派自視清高，以抨議朝政、糾劾權貴、對外強硬而著稱，類似於現在的“噴子”。

三派勢力表面是路線之爭，其實是慈禧對官僚集團分而治之的結果。慈禧支持洋務派主導的洋務運動，認為這能幫助大清強盛，但為了防止洋務派坐大，她又無視頑固派對洋務派的攻擊，使洋務運動發展的舉步維艱。此外，為了整飭吏治，慈禧還放縱清流派，以之為耳目和喉舌，攻擊朝廷重臣和地方實力派，防止權臣崛起。

憑藉高超的權術手腕，慈禧使政見不同的各派人馬相互牽制，形成了權力制衡。她還根據政局的變化，對各派有傾向地支持，完成階段性目標。當恭親王為平衡各派利益如履薄冰之時，慈禧則居高臨下，超然事外，充當著最後的仲裁者。

1881年（光緒七年），慈安太后去世，慈禧失去了唯一的制約力量，而在此之前，奕訢的得力干將桂良、曹毓英、文祥相繼去世，恭親王勢力得到很大削弱。此增彼減，慈禧對奕訢形成了壓倒性優勢，只不過看在奕訢還有點利用價值，搞倒奕訢時機不成熟，沒有立馬發作。

1883年（光緒九年），法軍攻陷越南首都順化，戰火逐漸向中越邊境蔓延。慈禧太后舉棋不定，態度遊移，朝廷主戰派與主和派相持不下。奕訢鑑於中法實力懸殊，主張退讓以保和局，但慈禧不下最終決斷，奕訢也不敢推行和貫徹自己的主張，幾乎無所作為。最高決策者和中樞大臣“和戰無定見”，前線清軍進退兩難，處於被動挨打的不利境地。

法軍在很短的時間內攻陷了山西、北寧、太原，戰火燃及廣西邊境。敗訊傳來，舉國譁然。朝野上下對奕訢主導的軍機處和總理衙門極為不滿，慈禧也對戰事不利的局面表示震怒。1884年4月3日（光緒十年三月初八），左庶子盛昱上了一道《疆事敗壞請將軍機大臣交部嚴議》的摺子，矛頭直指清流派和軍機處：

“越事失機，議者皆謂咎在雲南撫臣唐炯、廣西撫臣徐延旭，······奴才謂唐炯、徐延旭坐誤事機，其罪固無可逭，而樞臣之矇蔽諉卸，罪實浮於唐炯、徐延旭······外間眾口一詞，皆謂侍講學士張佩綸薦之於前，而協辦學士李鴻藻保之於後，······恭親王、寶鋆久直廷樞，更事不少，非無識人之明，與景濂、翁同和之才識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觀成敗”。

（大意：越南戰事失利，都說是雲南巡撫唐炯和廣西巡撫徐延旭的責任······我認為唐炯和徐延旭固然有罪，但中樞大臣矇蔽推諉，罪責比唐炯和徐延旭還重大，現在都說這兩個人是張佩綸和李鴻藻推薦和保舉的······恭親王、寶鋆有識人之明，比景濂和翁同和強得多，怎奈也徘徊不定，坐觀成敗。）

末了，盛昱提議對清流派領袖張佩綸以及一眾軍機大臣進行問責：

“惟有請明降諭旨，將軍機大臣及濫保匪人張佩綸，均交部嚴議處，責令戴罪立功，認真改過，諱飾素習，悉數湔除。”

盛昱的奏摺很快形成了蝴蝶效應。慈禧召見盛昱，流著淚說道：“樞臣如此，教我們如何是好？”“然則非動不可！”，對奕訢等人鬱積多年的怨憤和不滿即將以排山倒海之勢噴薄而出。

五天後，慈禧發佈上諭，以“因循日甚”、“委蛇保榮”的罪名，將奕訢、寶鋆、李鴻藻、景濂、翁同和在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的職務全部免去，同一天，又頒發上諭，任命禮親王世鐸、戶部尚書額勒和布、閻敬銘、刑部尚書張之萬、工部侍郎孫毓汶為軍機大臣。次日，頒佈懿旨，命“軍機處遇有緊急要件，著會同醇親王商辦。”

之後，慈禧又對總理衙門、禮部、吏部、理藩院、都察院的一把手進行了調整，短短十天不到，就將軍機處、總理衙門和重要部院大臣換了一遍，這就是晚清著名的“甲申易樞”。甲申，指農曆甲申年，易樞，指更換中樞。自此，太后垂簾、親王輔政二元決策體制徹底瓦解。

這一次，反對的力量微乎其微。

三、甲申易樞對晚清政局的影響

軍機處是清王朝中後期的中樞權力機關，總理衙門不僅主管外交和通商，也總攬所有洋務事宜，是洋務運動的主導機構，一度被稱為

“洋務內閣”。二者皆是清王朝最重要、最具實力的部門，因此，兩部門領導班子的大幅度變動，必然會導致清王朝內政外交路線的大變動，對晚清政局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時人李慈銘在日記中這樣評價甲申易樞：“易中樞以駑產，代蘆服以柴胡”（蘆服和柴胡都是藥材，比喻用劣質代替優質）。新的軍機和總署成員，都是不諳內政外交、不識時務的頑固腐敗官僚，其才能見識、聲望人品與之前相比遠為遜色。一些有先見之明的官員已經認識到：

“樞垣大為調動，時局為之一變，所用者似非戡亂之人，恐恣意更張，國事隱壞。”（大意就是國事可能要壞在這幫人手裡）

整體而言，甲申易樞對清王朝造成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內政不修，外交不爭

奕訢在時，雖然經常受到慈禧敲打，但在一些原則問題上，他能據理力爭，比如殺大太監安德海、勸阻重修圓明園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對慈禧的恣意妄為有所制約。奕譞是慈禧扶上來，只會對慈禧俯首聽命，投其所好，後來挪用海軍衙門的經費修頤和園，就是奕譞一手搞起來的。新軍機處的其餘成員中，世鐸“一物不知，唯利是圖”，額勒和布“伴食而已”，張之萬“以書畫音樂自娛”，孫毓汶擅權納賄。這使得晚清吏治更加腐敗，內政更加混亂。

奕訢當政時，奕譞屢次攻擊奕訢對外太軟弱，是強硬派的代表人物，但是等到自己當政後，其妥協軟弱比奕訢有過之而無不及。中法戰爭後簽訂的《中法新約》，與其說是李鴻章談判的結果，不如說是奕譞妥協的結果。委曲求全，力保和局，成了清廷的外交主基調。

2、洋務運動勢衰

奕訢是洋務運動的旗手，是洋務運動當之無愧的領袖。甲申易樞後，奕訢及其重要助手全部去職，這對洋務派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打擊，洋務派自此失去了在中央的代言人，在面對頑固派的攻擊阻撓時，愈發孤立。

奕譞主政後，雖然也繼續推行洋務運動，但他的洋務指導思想相比奕訢而言，在維護皇室和旗人利益方面更加露骨，在具體措施方面更具有侷限性。

奕譞提倡“枝弱幹強邦本固”，他推行的洋務運動首重京畿，主要圍繞加強京師及其附近軍事力量而展開，這一時期的北洋水師、海防炮臺、鐵路、電報等等，無一不是這一思想的產物。洋務運動的範圍逐漸從沿海地區收縮到了北洋一地。

此外，相比之前各地興建近代化廠礦，發展軍事工業，奕譞推行的洋務運動偏重於購置船炮，加強海防，這雖然在短時間內能加強國防實力，但不利於民族工業和國防建設的長遠發展。甲申易樞後，除了張之洞在軍事工業上仍有大手筆之外，洋務派再也有沒轟轟烈烈的舉措。整個洋務運動的方向漸漸跑偏，呈衰弱之勢。

四、關於甲申易樞的評價

甲申易樞後，清廷官僚系統急劇腐敗和墮落，洋務運動也因甲午戰敗而破產，三十年富國強兵一場夢，大清王朝國事日非，江河日下。

張謇在辛亥革命後，回首往事時，曾感嘆道：

“自恭王去，醇王執政，孫毓汶擅權，賄賂公行，風氣日壞，朝政益不可問。自此而有甲午朝局之變，由甲午而有戊戌政局之變，由戊戌而有庚子拳匪之變，由庚子而有辛亥革命之變，因果相乘，昭然明白。”

（大意是說甲申易樞引起了甲午戰敗、戊戌政變、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的連鎖反應）

之所以造成這種結果，主要在於清朝統治者將個人恩怨和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以三數人兩立之恩怨，眩千萬人一時之是非，動機甚微，造禍甚大。”從這個角度講，慈禧甲申易樞，“易”的是大清王朝的國運。

---

孔祥吉：《甲申易樞與中法戰爭》，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

高曉穎：《從辛酉政變到甲申易樞——晚清政局研究》，遼寧師範大學碩士畢業論文

楊益茂：《奕譞與洋務》，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89年第2期

崔玉敏：《淺析甲申易樞對張之洞的影響》，蘭臺世界，2012年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