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之人》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在2009年10月20日接受《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全球視點編輯內森·加德爾斯的採訪。本報擇其精要以供參考。
原文 ：《現代化不一定非要先世俗化——弗朗西斯·福山訪談錄》
編譯 |吳萬偉
圖片 |網絡
內森·加德爾斯：
您在1989年寫了文章，後來擴展成一本書，提出了“歷史的終結”的著名主題。您當時說： “我們在見證的或許不僅僅是冷戰的終結或者戰後某個歷史階段的過去，而是歷史的終結。也就是說，人類意識形態演變的終結和西方自由民主作為人類政府最終形式的普遍化。”在20年後，您的觀點中有哪些仍然有效？哪些是錯誤的？哪些發生了變化？
弗朗西斯·福山：
基本觀點——自由民主作為政府的最終形式——仍然是基本正確的。當然，還存在其他的形式，如伊朗伊斯蘭共和制。但是我並不認為這些被許多人相信為最高形式的文明，比歐洲、美國、日本或者其他發達國家存在的為公民提供更大繁榮和更多個人自由的社會更好。
問題不在於自由民主是否是完美的制度或者資本主義是否就沒有任何問題。畢竟，我們因為沒有管理的市場的失敗而陷入當今巨大的全球經濟衰退。真正的問題是過去20年裡是否出現了挑戰它的其他管理形式。答案仍然是沒有。
那篇文章是在1988年或1989年柏林牆倒塌前寫的。我之所以寫這篇文章是因為我覺得對我們的文明採取悲觀主義觀點是錯誤的，可怕的20世紀發生的種族屠殺、古拉格、世界大戰等並不是故事的全部。實際上，世界上還存在很多積極趨勢，如在曾經是獨裁專制的地方實現了民主，薩繆爾·亨廷頓稱之為“第三波”。
它開始於20世紀70年代的南歐，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實現了民主。後來，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都實現了獨裁政權的終結。接著是柏林牆的倒塌和東歐的開放。此外，民主取代了韓國等地區的專制政權。20年後，民主國家從70年代初期的80個發展到現在的1
30個或者140個。當然，從那以後這種趨勢並沒有持續，今天我們看到民主的消退。在有些重要的國家如俄國還出現了反覆，我們還看到委內瑞拉和拉美其他民粹主義政權的出現，以及不講法治的專制政權的復辟。
顯然，朝向民主的洪流在浩浩蕩蕩地前進，雖然在有些地方出現了反彈，但這並不意味著更大的趨勢不是朝向民主。
內森·加德爾斯：
反對“歷史終結”的主要觀點是薩繆爾·亨廷頓提出的。他認為，我們面對的根本不是意識形態的融合，而是“文明的衝突”，其中文化和宗教衝突將成為冷戰後的主流。在很多人看來，“9·11”襲擊和後來的發展證明了伊斯蘭和西方的衝突主題。在多大程度上他的觀點是有道理的？
弗朗西斯·福山：
亨廷頓和我之間的差別有點被過分誇大了。我曾寫過一本書《信任》，其中我認為文化是決定經濟成功和繁榮的關鍵因素之一。所以我並不否認文化的重要作用。但是，從總體上看，問題是文化特徵是否真那麼根深蒂固以至於普世價值根本就沒有機會傳播或者根本不存在價值重合的可能性。這是我不同意的地方。
亨廷頓認為民主、個人主義和人權不是普遍性的，不過反映了紮根於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文化。儘管從歷史上看，這是真實的，但這些價值已經超越了它們的誕生地，已經被眾多不同文化傳統的社會所採用。看看日本、韓國和印度尼西亞就明白了。
其他文化傳統的社會接受這些價值不是因為美國這樣做，而是因為這些價值觀的可靠性。它們提供了問責
政府的體制，一旦出現了問題，為社會提供擺脫糟糕領導人的方法，這是民主社會具有的巨大優勢。如果有了民主制，腐敗和管理混亂的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了。要持久保持繁榮和成功，保障合法變革和問責的制度建設是必不可少的。
內森·加德爾斯：
亨廷頓在更早的一本書《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認為，西方化和現代化不是完全一樣的。他認為，若從民主、自由的世俗化模式來說，在不實行西方化的社會實現現代化——管理有方、都市化、親屬體解體、教育普及、市場經濟、中產階級的壯大——是可能的。
今天，我們看到新加坡、土耳其到馬來西亞，甚至伊朗，當今任何一位觀察家都能看到凱悅酒店和花旗銀行標誌牌下面的儒學的復興。在土耳其，我們看到紮根於伊斯蘭的政黨在統治一個世俗國家，正努力爭取允許公立大學的婦女戴頭巾。
換句話說，“非西方現代化”難道不能像通過全球化而實現西方化那樣嗎？
弗朗西斯·福山：
在我看來，政治現代化有三個關鍵因素。第一，國家的現代化是作為穩定的、有效的、非個人的機制，能夠確保法則在整個社會起作用。這是亨廷頓的論點。但是在我看來，現代化還存在另外兩個因素。第二，法治，即國家本身的行為受到具有至高無上權威的法律體系的約束，換句話說，統治者或者執政黨不能為所欲為。第三，存在對權力的某種問責。
亨廷頓本來可能會說法治和問責是西方價值觀。確實是，但非西方社會也因為親身經歷而逐漸接受它們的價值。沒有這些根本無法實現現代化。實際上，這些是相互補充的。如果你只有國家的政治現代化，你得到的只能是更有效的獨裁。
在專制制度下，在一定時間裡你當然能擁有有效的國家建設和一定程度的繁榮。但我相信，如果沒有法治和問責的話，這樣的繁榮不可能持久。即便不引起全面動盪，腐敗和讓人質疑的合法性也將最終消耗掉繁榮。
內森·加德爾斯：
現代化也意味著社會越來越世俗化以及科學和理性的主導地位。但是在我提到的如當今土耳其這樣的地方，我們看到現代化和宗教性增強是並駕齊驅的。這當然和土耳其國父阿塔圖爾克描述的以西方為中心的途徑完全不同。
弗朗西斯·福山：
我同意。現代化的傳統想象是以歐洲為中心的，反映了歐洲自己的發展模式。它確實包含了試圖用狹隘方式定義現代化的因素。正如你指出的，最重要的是宗教和現代化可以共存。世俗化不是現代化的前提條件。你不必親自到土耳其就能看到這點。在美國，一方面宗教信仰十分濃厚，另一方面科學技術進步和革新十分繁榮。這一點不錯。
宗教將會消失或者被世俗的科學理性主義所替代的舊觀點並不會實現。
與此同時，我並不相信包括宗教在內的文化因素的存在或者盛行就如此強大以至於法治和問責無法在全球實現。
內森·加德爾斯：
雖然如此，問責就必須包含歐洲或者美國那樣的民主和選舉模式嗎？
弗朗西斯·福山：
你能夠通過道德教育獲得非選舉體制下的問責，即君主的道德義務意識。畢竟，傳統儒家學說一直教導君王對自己的臣民負有責任與義務。最成功的專制現代化試驗都發生在受儒家學說影響的東亞社會絕不是偶然的。
但是，歸根結底，道德是遠遠不夠的。你不能通過道德勸說來解決“糟糕皇帝”的問題。沒有程序性的問責，你別指望建立真正的問責制。
內森·加德爾斯：
有些著名的中國知識分子認為，當中國作為後美國世界的超級文明再次崛起後，關於專制和民主的“讓人厭倦的”辯論將轉變為更加實用的善政和惡政的辯論。我覺得你可能不會同意這種說法。
弗朗西斯·福山：
你說得對，我不同意這種說法。如果沒有民主問責，根本不可能有善政。相信奇蹟出現是非常危險的幻想。
文章原載於思想的力量——《社會科學報》十年精粹學術卷，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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