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到激進的環保主義者，這個詞已經流傳下來:孩子不是未來，而是未來的敵人。
為什麼像布萊恩·西姆斯這樣支持墮胎的積極分子會如此憤怒?因為他們憎惡另一種選擇。
西姆斯是賓夕法尼亞州立法機構的一名民主黨議員，他拍攝了自己在費城一家墮胎診所外痛罵一名老婦人和幾個孩子的視頻。當時，這些孩子正在一家墮胎診所外祈禱。西姆斯甚至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了這些孩子的照片，並要求他的追隨者幫助他“dox”他們，意思是為了騷擾而追蹤他們的私人信息。
孩子,他們都曾經是。
這就是它真正的意義所在。
左派對兒童的戰爭絕不侷限於最大限度地在他們出生前進行外科手術肢解他們的機會，最好是在公共開支的情況下。從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到激進的環保主義者，再到學者，再到比爾•奈等主流人物，這個詞已經流傳下來:孩子不是未來，而是未來的敵人。
關於我們的政治話語，一個有趣的事實是，人口炸彈作者保羅•埃利希仍然是其中的一部分，儘管他在其漫長的公共生涯中對每一項重大主張都犯下了驚人的錯誤，但他還是引起了一些關注。在我出生之前，埃利希就一直在宣講人口過剩的問題。1968年出版的《人口爆炸》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銷量也很好!)，因為它聲稱人口過剩使上世紀70年代數以億計的人不可避免地死於飢餓。他對自己非常自信，就像進步主義者經常做的那樣——“科學說!所有這一切——寫道:“養活全人類的戰爭已經結束。”上世紀70年代，儘管現在啟動了任何應急計劃，仍有數億人將餓死。到目前為止，沒有什麼可以阻止世界死亡率的大幅上升。”
當然，事實正好相反。在過去幾十年裡，全球極端貧困人口減少了一半以上;就當今世界存在的饑荒而言，它幾乎完全是一種政治現象，是失敗國家的產物，而不是失敗作物的產物。
但對人口過剩的崇拜並不理會事實。像西姆斯這樣的墮胎倡導者習慣性地用馬爾薩斯的術語來陳述他們的觀點:他要求這位他正在欺凌的老婦人，她自己是否會為那些被人遺棄的孩子提供物質上的需要。這些孩子被人剁成碎片，塞進計劃生育機構的醫療廢物容器裡。就目前而言，考慮收養孩子的美國家庭要遠遠多於墮胎或符合收養條件的兒童——這種不平衡是如此之大，以至於美國人走遍世界各地都在尋找收養孩子的人——考慮一下其中隱含的論點，就其本身的價值而言，那就是:“如果我們認為照顧這些孩子的需求可能會帶來一些不便，那麼最好將他們處死。”
但是，這一論點並沒有以那些被墮胎醫生殺害的被遺棄的兒童而告終。眾議員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爾特斯曾表示，生孩子可能是不道德的，而她的許多進步盟友所做的遠不止於此。利用熟悉的“科學說!”伯曼生物倫理學研究所的特拉維斯·裡德在措辭上提出，人們應該放棄生孩子，因為這些孩子可能會對氣候變化產生影響。“科學證明孩子對地球有害，”NBC在文章的標題中寫道，“道德建議我們不要再養孩子了。”他在《紐約時報》上以“人類滅絕會是一場悲劇嗎?”克萊姆森哲學教授託德·梅得出的結論是，智人的消失“可能只是一件好事”。這種有教養的粗俗的表達方式給道德無知的表現增添了一種特別的恐怖。還有普通的文盲:他寫道，“自然本身很難說是和平與和諧的瓦爾哈拉殿堂，”顯然他不知道瓦爾哈拉殿堂的尚武性格，也不知道那裡的英雄們把時間都花在了為拉格納魯克的大戰做準備上。)教授可能會問:
為了拯救莎士比亞、我們的科學等等，我們願意支持多少非人類生命的痛苦和死亡?除非我們相信人類和非人類動物的地位之間存在著如此深刻的道德鴻溝，否則我們提出的任何合理答案都將被我們對動物造成的傷害和痛苦遠遠超越。
除非……
切爾西·福利特在《人類進步》上撰文，對“反自然主義”的支持者進行了簡要分類。“一些反自然主義者不滿足於提倡自願降低出生率，”她寫道，“他們寧願在政府幹預的同時加快這一進程。”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生物倫理學家特拉維斯•裡德到科普作家、娛樂人士比爾•奈，各種知名環保人士都支持引入特別稅或其他各州因“生太多”孩子而實施的懲罰措施。
在我們的公共生活中，一個根本的不同之處在於，有些人把人看作是債務，把人看作是口糧，把人看作是警察，而有些人把人看作是資產。經濟學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計算了這些數據，並提出了將人類作為資產的理由。他的“西蒙富裕指數”衡量的是資源相對於人口的可用性，並發現人口越多，資源就越多。馬爾薩斯人總是忘記計算所有人力資源中最具活力和生產力的:人類。
可以原諒的是，在代表性的西姆斯決定攻擊一名祈禱唸珠的婦女時，他看到了一些天意，這表明我們對分娩、母性和父權制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解，在這種理解中，人類參與了宇宙的創造性工作。希律的僕人中，似乎沒有一個人想過要約瑟或博士說:“你們要為餵養這孩子付錢嗎?”Huh?這是可以理解的。一個人不必是基督徒，甚至不必是宗教信徒，就能理解書中所闡述的道德哲學——或者被代表人物西姆斯等人所代表的道德哲學的怪誕和邪惡的另類所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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