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曆史學家歐陽泰，試圖從戰爭角度理解中國近代為何落後於西方？

過去 20 年間，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重新關注一個經典歷史問題：近代以來，位於舊大陸邊緣的西歐國家是怎麼在 1500 年之後崛起成為世界主導，而曾經是世界上國力最強的中國又是如何停滯和衰落，從而落後於西歐國家的呢？

這個現在被稱為“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的問題催生了無數解釋與爭論。從最早的孟德斯鳩、馬克斯·韋伯、卡爾·馬克思，到今天的賈雷德·戴蒙德、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尼爾·弗格森、貢德·弗蘭克、彭慕然、王國斌，等等，你可以看到關於這個問題的各種事實和觀點。

為了方便理解和討論，我們可以將其粗略分為傳統解釋和修正主義解釋兩派。傳統解釋認為，相比亞洲，歐洲擁有優越的文明，比如政治組織、經濟結構、科學與技術都比較先進。但是，修正主義歷史學家質疑了上述觀點，認為歐洲在財產權、人均收入、勞動生產力和火炮製造等領域並不具有優勢，歐洲優越論完全不能成立。

“視界廣及全人類的史學家（全球史學家）對此現象的回應則是重新設想全世界的歷史，提出一套修正主義的世界史模型。他們認為發展程度最高的亞洲社會其實與西歐國家的發展進程相似，而且歐洲與亞洲的分歧乃是相當晚近才出現的現象。……這些修正主義史學家指出，不論在經濟或科技方面，西歐與亞洲許多地區原本都大致勢均力敵，直到 18 世紀末期，才在工業化與隨之而來的經濟革命之下產生了變化。這是一種激進的觀點。傳統論述把歐洲描繪成黑暗世界的一盞啟蒙明燈，修正主義史學家卻把西方的崛起視為歐亞發展此一大架構的一部分，而歐亞發展乃是一場創新共享的深遠歷史，亞洲社會更是這項發展的原動力。”歷史學家歐陽泰（Tonio Andrade）在《1661，決戰熱蘭遮》中寫道。

歐陽泰是美國埃默裡大學東亞系主任、教授，博士畢業於耶魯大學，師承著名漢學家史景遷和歐洲史家傑弗裡·帕克（Geoffrey Parker），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史、全球史以及殖民主義比較研究，著有《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1661，決戰熱蘭遮》（Lost Colony）、《從丹藥到槍炮》（The Gunpowder Age）。

臺灣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蔣竹山稱他“繼史景遷、卜正民之後，最會說全球史故事”。他的學生盧正恆則介紹說：“歐陽泰認為歷史可以詮釋所有事物，而歷史研究則讓我們體會當時人事物的感受與感觸，身歷其境體會數百年前的‘時代’與‘人’，以及當時的人與時空背景的關聯。因此，他提出了‘全球微觀史’（micro-global history），合併大框架的理論與個人敘事，透過歷史角色的個人觀點來體現當下的時空。……他認為一名歷史學者應該有兩個層面：身為理論的建構者，同時也成為說故事的人。”

在“大分流”這個問題上，歐陽泰基本屬於修正主義者，但又試圖在歐洲中心論和過度以亞洲為中心的論點之間取得平衡。“我的第一本著作（指《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檢驗了自 1624 年起荷蘭在臺灣的殖民地的誕生與成長。我在那本書中指出，荷蘭之所以能夠殖民臺灣，不是因為科技或經濟組織方面的優越，而是因為中國政府沒有用心經營臺灣，鄰近的日本與朝鮮也無意侵佔臺灣。隨著鄭成功在 17 世紀 50 年代的崛起。這種現象也就改變了……因此，我強烈支持修正主義模型，也認為歐洲的擴張，其背後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科技能力，而是政治意志。”歐陽泰在第二本書《1661，決戰熱蘭遮》中寫道。

不過，在寫第二本書時，他發現荷蘭人原來在部分領域的科技水準確實具有決定的優越性，大有可能打敗鄭成功。這意味著挑戰了他原本信奉的修正主義模型。此外，他的研究也證實了“軍事革命論”這一傳統世界史正統模型的一套變體。根據軍事革命論的觀點，前工業化時代的歐洲國家擁有一項超越世界其他地區的關鍵優勢，那就是頻繁的戰爭。這項論點指出，歐洲國家經常互相爭戰，因此越來越精通與戰事。頻繁的戰爭造就了創新的大熔爐。

但是，和持傳統解釋論的歷史學家又不完全相同，歐陽泰認為軍事革命是一種遍及整個歐亞大陸的現象。“這種現象始於中國，傳播至世界各地，最後抵達動盪不安又征戰不休的歐洲國家。歐洲國家迅速習得這些新科技，然後通過戰爭把這些進一步發展的科技帶回亞洲，為日本、朝鮮與中國所熱切學習。這項奠基於詳細研究的觀點支持了修正主義的立場：亞洲已開發的地區與歐洲，一致沿著類似的路線發展。”

當然，不只是槍炮，商品、觀念等都在全球流動，比如“中國人採用了歐洲的槍炮，荷蘭人卻穿著中國的絲綢，在爪哇咖啡裡添加巴西的糖，將磨碎的印度胡椒灑在美洲的馬鈴薯上，盛在日本的瓷器裡。維梅爾的畫作可以看出受到中國影響的蹤跡，中國的繪畫也因歐洲的藝術潮流傳入而開始出現轉變”。所以，“現代化本身就是一種相互適應的過程”。“現代化的歷史其實不是歐洲的支配史，而是一個文化現象擴散越來越快的過程。歐洲本身的貢獻（特別是在科學以及科學技術上的應用）確實至關重要，也不容忽視，但必須放在全球性的背景脈絡中加以理解。現代化的真正特色，乃是人員、商品與觀念史無前例的移動。”

因此，在他的第三本書《從丹藥到槍炮》中，歐陽泰從全球史的角度發展了軍事革命論的觀點，比較和聯繫了亞洲和歐洲的軍事史，並且希望從中國歷史中找到一種軍事模式，幫助理解中國週期性的興衰。相比之前探討“大分流”的文獻主要著眼於經濟，這本書聚焦於火器戰爭，或者說“軍事大分流”的問題。

在他看來，中國歷史上只有某些時段是不鼓勵軍事革新的， 1760 年到 1839 年的大清的平靖時期是個顯例。“也許是清朝成功過了頭。濮培德和魏斐德認為，清朝前無古人的霸權地位消解了它軍事革新的動力。大清盛世之下， 1760 年至 1839 年，中國軍隊萎靡不振，而此時，歐洲軍隊正在規模、組織、技術複雜度方面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提升。其結果就是軍事大分流的產生，動力是隨戰爭而脈動。”

不過，絕不能將他的觀點簡化理解為“ 19 世紀中國孱弱之謎就是戰爭頻率的問題”，歐陽泰對此澄清道：“戰爭只是眾多變量之一，其他的變量還有民族摩擦、笨重的政治結構、黨爭、非同以往的強大外敵等等。我們同樣不能捨棄的是漢學家們用於解釋中國顯著停滯之謎的其他許多模型：伊懋可的農業停滯模型、鄧剛複雜的結構平衡模型、中國缺少活躍中產階級的經典理論（研究中國科技史的偉大學者李約瑟的觀點）、王國斌和瓊-勞倫特·羅森塔爾非凡的地理政治競爭、資本和勞工模型等等。”

“同樣，我也不能看低傳統學者喜歡的文化解釋，尤其是涉及科學之後。雖然當前許多學者不重視經濟大分流中的實驗科學因素（它們喜歡站在修正主義辯論的兩端），但是證據告訴我，科學在軍事大分流中充當了關鍵因素。……除此之外，地理政治不穩定的水平也可以用來解釋世界史中西方的崛起和中國的衰落。”

關於此，他還舉了甲午戰爭的例子：“日本的巨大成功顯著地體現於 1894—1895 年的甲午戰爭當中。它擊敗了中國，但它的勝利與其說得益於超卓地掌握了蒸汽動力、熟稔了槍炮和戰艦的製造（中國人首先造出了蒸汽輪機， 19 世紀 80 年代造的戰艦都比日本更加精良），倒不如說是歸功於中國的政治癱瘓。晚清的中國古舊老朽，而日本活力高效。”日本通過革命求得了改革，而清政府的改革是失敗的。“推行改革要冒巨大而持續的風險，因為樂於維持現狀的利益集團必然不肯讓位。只有在對決策者和精英同時有所觸動的時候，改革者才有機會獲得改革的動能……要產生這個效果，地緣政治不安全感是關鍵因素。”

甲午戰爭之後，中國陷入“近一個世紀無止無休的消耗戰中”，歐陽泰覺得，這不應被視為現代化失敗的症候，而是改朝換代的震盪。而“從 19 世紀中期到如今的現代，確實很有迴歸中國歷史標準模式的意味，那時戰事更加頻繁，軍事革新更加深入，更加活躍。今天的環境或許不像原版的戰國時代，而更似我命名為‘宋朝戰國時代’的那個時期。在那時，戰爭不如真正的戰國時代那麼頻繁，但宋朝和鄰國以一種緊張關係共處，長期保持著地緣政治敵手的狀態。”

2019 年 3 月，《從丹藥到槍炮》出了中文版，我們藉此機會郵件訪談了歐陽泰。面對如今東亞的地緣政治局勢，歐陽泰仍舊充滿擔憂。“我擔憂的是某些錯誤會讓這些國家走上戰爭之路，比如中國海發生衝突，錯誤的溝通導致戰火蔓延。許多戰爭其實都不是因為有意識地決定發動戰爭導致的，而是由於錯誤，再加上激烈言辭，不管你願不願意，最後都會導致敵對行動。一旦循環報復開始，就很難再回頭了。”他在回覆《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的郵件中寫道。

Q=Qdaily

A=Tonio Andrade

越大的地緣政治緊張導致越大的軍事創新

Q：你在《從丹藥到槍炮》中說：“我絕非要把 19 世紀中國孱弱之謎題簡化為戰爭的頻率問題。戰爭只是眾多變量之一，其他的變量還有民族摩擦、笨重的政治結構、黨爭、非同以往的強大外敵等等。”能不能講講這些變量對中國的影響？它們和戰爭頻率存在什麼關係？比如一種觀點認為，政治形態直接控制了戰爭發生頻率。

A：這個問題非常複雜。我不認為政治形態對戰爭發生頻率有著如此大的影響。在我看來，戰爭像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獨立變量。而且，與其說它是政治問題，不如說是地緣政治問題。比方說，有些人認為民主國家不會互相開戰，但我發現這是一個非常怪異和難以信服的觀點。事實上，東亞似乎是存在戰爭比較多和比較少的週期。學者康燦雄（David Kang）提出，傳統以中國為中心的國家體系比西方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帶來了更持久的和平。我相信某種程度上他是對的，比如明清時期的東亞就實現了長和平。但是，我也認為當東亞發生戰爭時，比如 1550 年— 1700 年或者 1830 年— 1945 年，戰爭往往帶來極其嚴重的動盪和暴力，以及非常高的死亡率。不過，這個領域的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現在有著太多有趣問題留待探索。

Q：你在書中多次批評了傳統主義學者愛把中國停滯歸罪於深層文化和制度上的特性，但你也說不能看低傳統學者喜歡的文化解釋，尤其是涉及科學之後。所以“我們需要在這些問題上做更多的比較工作，東亞史的學者在此方面做出了非常有意思的探索。”因為中國讀者大多對這些工作不太熟悉，可否介紹一些有意思的探索？

A：傑作太多，我沒法一一討論，但我最喜歡的亞洲史著作是維克托·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驚人的兩卷本傑出鉅著《形異神似》（Strange Parallels）。李伯曼的學術生涯是從緬甸專家開始的，他起初注意到了緬甸和西歐國家的歷史有著奇怪的相似之處。在出版第一本著作並獲獎後，他拓寬了調查範圍，發現大約從 800 年— 1800 年的 1000 多年間，歐亞大陸的許多地區似乎都有著驚人的相似發展過程。

政治單位變得越來越少，而那些倖存下來的政治組織則變得更加集中、穩定，人口更加稠密，文化也更加融合。同時，市場擴大了，經濟變得越來越商業化，語言和文化變得更加標準化，原始民族主義出現了（李伯曼更喜歡將這種現象稱為“種族政治化”）。歷史學家長期以來認為這些是構成歐洲經驗的過程，但事實上，在彼此遠離的土地上似乎也發生過，比如從 700 年到 1800 年左右，法國和緬甸經歷了類似的發展過程。這似乎表明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歐亞歷史模式。

李伯曼有個讓人感覺特別奇怪的發現：儘管距離很遠，並且沒有持續的接觸或互動，但這些整合過程似乎遵循相似的時間順序。在政治整合方面，這一點尤其明顯。國家的建立、崛起、崩潰，以及隨後的重新整合似乎是由某種無形力量所協調。即使是過渡時期（中央政府崩潰、整合趨勢被離心趨勢暫時取代、政治單位和次國家集團以犧牲中央政府為代價激增的時期），也遵循類似的時間表。此外，這些過渡期變得更短了。也就是說，隨著幾個世紀的過去，沒有中央集權的時期變得更短了。到了 18 世紀，權力真空時期比 800 年前縮短了一兩個數量級。

《形異神似》考察了歐亞大陸歷史上這些“奇怪的平行”，重點是一些案例研究，包括東南亞大陸的三個核心政治體（緬甸、暹羅和越南）、法國、俄羅斯、南亞、中國和日本。這是一本令人驚歎的書，激勵了全球史領域的許多人。這是一個正在迅速發展的新領域，並帶來了理解人類歷史的新方法。

實線表示中國，虛線表示歐洲。數據來源於中國軍事史編寫組，《中國曆代戰爭史》，卷二；以及杜普伊，《軍事史百科全書》。來自：中信出版集團

時間線是《從丹藥到槍炮》所講的時段劃分。圖中術語在正文中皆有說明，除了一個詞——“中性分流”。歐陽泰稱，他用“中性分流”來表示1380年到1480年的狀態，在此時段中國長於戰場上的火器運用（歐洲不擅長），而西歐及其鄰邦（最出名的是奧斯曼帝國）長於攻城大炮（中國不擅長）。來自：中信出版集團

Q：你提出了一種軍事模式，希望藉此理解中國週期性的興衰。在你看來，現在中國處於“宋朝戰國時代”。在那時，戰爭不如真正的戰國時代那麼頻繁，但宋朝和鄰國以一種緊張關係共處，長期保持著地緣政治敵手的狀態。為什麼這樣說？能否分析一下如今中國的地緣政治狀況？它可能使用武力嗎？

A：我不確定如何衡量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或威脅感知。衡量一段時間內的戰爭數量有些簡單（儘管可能比人們起初想象的要困難得多），但是你如何衡量“威脅”的感知呢？毫無疑問，當今世界存在相當大的緊張局勢，特別是在中國海和西太平洋。一些學者認為美國和中國必然會開戰（所謂“修昔底德陷阱”），我不認為如此，也希望不是這樣。因為東亞的戰爭不僅會對中國和美國，而且會對全世界人們造成毀滅性打擊。無論如何，中國和周邊地區都感到緊張，這導致了軍備增加。令人恐懼的是，當人們感覺受到威脅時，他們會聚集在自己的領導人周圍。如果他們感覺自己認為的敵人在威脅自己，領導人自身也更有可能以軍事報復相威脅。問題在於，人類經常威脅他人，卻沒有真正意圖，但這會導致報復，進而引發進一步的報復，等等。一旦循環報復開始，就很難停止。我希望我們雙方的領導人都能明智地採取行動。

Q：你認為“科學”對軍事大分流的影響是顯見的。近代以來，除了科學，中國人熟悉的另一個詞是“民主”。那你怎麼看待“民主”對軍事大分流的影響？

A：老實說，我不認為民主和軍事大分流有什麼聯繫。在 18 世紀，迅速擴大軍事效能的國家不是民主國家，但軍事創新增長非常迅速。我認為軍事創新與任何特定形式的政府關係不大，而是與地緣政治環境有關。越大的地緣政治緊張導致越大的軍事創新。中國沒有因為缺乏民主而落後，英國也沒有因為擁有民主而超越。民主和經濟增長之間可能有某種聯繫，但這個問題現在仍然沒有定論。儘管如此，我得說我非常支持民主，我認為民主本身很好，人們理應有權利選擇他們的領導人。

現代化是一個跨文化借用和適應的過程

Q：你在《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中提到，“我強烈支持修正主義模型，也認為歐洲的擴張，其背後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科技能力，而是政治意志”。現在 12 年過去了，你還堅持這樣的看法嗎？

A

Q：你在《1661，決戰熱蘭遮》中說：“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我經常覺得自己似乎走在鋼索上，試圖在歐洲中心論與過度以亞洲為中心的論點之間取得平衡。每當我開始覺得自己重心不穩時，我發現，最好的做法就是向史料‘求救’。”那你現在在鋼索上的哪個位置？怎麼取得平衡？

A：我認為現在鋼索越來越寬，越來越多的人在上面行走。過去 10 年，我們學到了很多關於比較歷史的知識，像彭慕然的《大分流》等修正主義作品引發的辯論非常富有成效。現在說有新的共識還為時過早，但有一點似乎很清楚：文化，尤其我相信科學，即使在最早的修正主義者的全球史家那裡，也會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嚴格的物質主義解釋仍然重要，但是觀念論因素也被認為是重要的。

Q：你曾說：“現代化的歷史其實不是歐洲的支配史，而是一個文化擴散現象越來越快的過程。現代化的真正特色，乃是人員、商品與觀念史無前例的移動。”能否再講講你對現代化的理解？現代化等於全球化嗎？

A：我確實認為現代化是一個跨文化借用和適應的過程，而且我認為它比其他許多東西都要長得多。例如，我認為火藥武器的早期出現始於東亞漫長的宋代（我稱之為“宋朝的戰國時代”），是深度現代化的一方面。當時，遼國、金國、西夏國、蒙古國、宋國（北宋和南宋）相互競爭、借鑑和適應。火藥武器作為有效的軍事技術出現在這個時期以及後來的元朝。部分由於蒙古人的征服，他們將火藥武器傳播到世界各地，使其紮根於歐洲，成為歐洲早期現代化的關鍵部分。在競爭激烈的歐洲國家，槍有所改進，後被重新出口到包括中國的其他地方，槍也在明末清初被大量使用。對我來說，晚期現代化時期（ 19 世紀和 20 世紀）是跨文化借用更深層次過程的變種，所以我相信全球化和現代化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Q：與此相關，現在很多人都擔心全球化加劇了全世界的不平等，還帶來了金融危機和移民危機等問題。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你怎麼看現在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

A：這是一個重要觀點。全球化帶來許多好處，但它本身並不好。作為公民，我們必須盡力減輕其最壞的影響。

我覺得我有一隻腳在中國史上，另一隻腳則在歐洲史上

Q：你最開始學的是科學，後來轉向了人類學，最後轉向了歷史。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變化？好像是因為你受到了 Long Sheng Yu 和 Malachi Hacohen 的影響？

A：我的歷史之路奇怪又漫長。當我剛上大學時，我想我會主修科學（生物學或神經生理學），但大一結束後的夏天，我在一個科學實驗室工作。在那裡，我遇到了改變我一生的人，他叫 Long Sheng Yu 。我已經和他失聯了，所以不確定他現在的狀況。但是，他是個很棒的人，善良而且超級聰明。他給我講了文化大革命，並介紹我認識他的家人。實驗室裡的人來自世界各地，但我認為他最聰明、最善良、最激勵。

不管怎樣，我開始對中文感興趣。儘管起初我覺得我只是學習這門語言，以便和科學家同事交流。我曾在臺北學了一個學期，這段經歷改變了我。等我回到美國，我知道我將來不會成為科學家，我想研究文化和社會。我宣稱我的專業是人類學，僅僅因為我不太確定學啥，但是在大學的最後兩年，我修了非常棒的老師馬拉奇·哈克恩（Malachi Hacohen，現在在杜克大學）的兩門歷史課，所以我決定學歷史。因此讀研究生時，我學的是歷史，而不是人類學。

漸漸地，我決定把中國史作為我的研究對象之一，但我並不認為自己是個標準的漢學家，而是全球史這個新領域的一員。全球史試圖超越社會和國家的個別文化，希望研究整體的人類和人類史，注重聯繫和比較。所以，我覺得我有一隻腳在中國史上，另一隻腳則在歐洲史上。這是一個迷人的領域，因為有很多東西留待研究。

Q：中文名歐陽泰怎麼來的？有什麼故事嗎？

A：我的中文名是我的第一位中文老師取的，那時我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上了第一堂中文課。我喜歡有兩個音節的姓，與其他同學的姓氏相比，“歐陽”與眾不同，所以我保留了下來。

Q：從閱讀體驗角度，你的作品非常精彩，很像你的導師史景遷。你有些什麼寫作心得可以分享嗎？

我認為寫作最難的是一個人必須學會做自己。這聽起來容易，但實際上卻極其困難。這意味著你必須知道你是誰，你希望如何與你生活的世界互動，這些都是非常困難的問題，永遠無法完全解決。事實上，從根本上說，寫作相當簡單：你決定你想說什麼，然後說出來，看看它是否有效。如果無效，通常最好的辦法就是刪掉無效的部分。（一個歷史學家，同時也是非常好的作家，曾經告訴我：好的寫作在於刪掉所有不好的東西。）但是，你需要做出一些困難的決定，其中最困難的決定是以什麼樣的順序敘述？你在何時會向讀者透露什麼？哪些信息必須放在開頭，哪些可以留到以後？一個好的寫作者會非常仔細地考慮讀者，以及如何讓讀者的旅程儘可能愉快和清晰。

Q：下一本書會是什麼？都會探討哪些問題？

A：我目前的項目是關注很少被研究的 1795 年（乾隆六十年）荷蘭使團訪華。學者們長期以來把中歐關係視為文化衝突。標準的敘事會說，中國人和歐洲人對國家應該如何互動持有相反觀點，結果導致了 19 世紀和 20 世紀的慘烈戰爭。然而，這種敘述是基於英國經驗，英國失敗的外交也主宰了作品的敘事。我希望通過聚焦於我認為 18 世紀最重要的非英國駐中國的歐洲大使館—— 1794 - 1795 年未被充分研究的荷蘭使團，來幫助挑戰這種說法。它充滿了偉大人物和迷人的相遇。我採用的是微觀史的方法，聚焦人類經驗來闡釋更大主題。它比我的其他作品更像史景遷的風格。

即將到來的危機將影響所有人類，其中最令人擔憂的是氣候變化

Q：這些年來，哪些書對你的思想影響最大？

A：前面提到維克托·李伯曼的書可能是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有就是傑弗裡·帕克（Geoffrey Parker）的傑作《軍事革命》（The Military Revolution）。另外，俄羅斯人的書對我影響也很大。

Q：除了歷史書，你還喜歡讀什麼書？

A：哈哈哈！俄羅斯人的書！我深愛著列夫·托爾斯泰，尤其是《安娜·卡列尼娜》。我也很喜歡比爾·布萊森，他讓我放聲大笑。亨特·S. 湯普森非常個人性和玩世不恭的風格影響了我。現在我有點著迷馬塞爾·普魯斯特。

Q：2016 年 12 月，你寫過一篇文章《危險水域：中國、美國和西太平洋》，說“長期的未來是明確的：中國將對西太平洋加強控制。但是，很難知道這種調整會在多大程度上發生變化？是明智的還是暴力的？不幸的是，如今發生危險失誤的可能性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高，至少在美國方面是如此。”兩年多過去，局勢發生了一些變化。你現在有什麼感受？會有許多擔憂嗎？

A：我仍舊擔憂，但希望對話將佔上風。當然，我擔心的不是美國人或中國人決定開戰，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太聰明瞭。我擔憂的是某些錯誤會讓這些國家走上戰爭之路，比如中國海發生衝突，錯誤的溝通導致戰火蔓延。許多戰爭其實都不是因為有意識地決定發動戰爭導致的，而是由於錯誤，再加上激烈言辭，不管你願不願意，最後都會導致敵對行動。一旦循環報復開始，就很難再回頭了。

Q：你在學校開了一門關於現代中國的課程，我看課程大綱，最後一部分的內容是“中國的下一步是什麼？”。你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想法？

A：中國處於自清朝以來的最強地位，但經濟增長似乎正在放緩，而且有跡象表明，中國經濟可能會發生重大調整。不過，中國現在還是穩定繁榮，比任何其他主要國家都更有能力應對 21 世紀即將到來的災難。即將到來的危機將影響所有人類，其中最令人擔憂的是氣候變化。中國將不得不迅速適應一個快速變化的世界，尤其在本世紀中葉，那時氣候變化的影響將開始加速：乾旱、洪水、大規模風暴、野火、海平面上升。這些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地緣政治不穩定，國家將會崩潰，戰爭將會爆發，大批移民將尋求安全和庇護。有趣的是，在過去兩次重大全球氣候危機中（ 14 世紀和 17 世紀），中國政府崩潰，戰爭和饑荒導致數百萬人喪生。然而，這一次，我猜中國將保持相對穩定，而其他國家則會崩潰。也許會如此，恐怕也包括美國。但這對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將意味著什麼？很難說。

題圖為鴉片戰爭（Destroying Chinese war junks, by E. Duncan，1843），來自：維基百科；長題圖為明朝架火戰車，來自：中信出版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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