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西藏

夹在唐、蕃、汉、藏间的“纸片人”！

之前三篇文章《敦煌的缘起》、《沙州之围》、《吐蕃在河西的统治》，都是从宏观的角度，讲述敦煌以及河西走廊的历史进程。

今天，我们从微观视角，以一个河西唐民的命运转折，来阐述河西走廊陷落吐蕃后，数十万唐民复杂的心路历程。

河西走廊作为沟通中原与西域的咽喉要道，历来为中原强盛王朝所重，汉武大帝钦定的武威、张掖（张国臂掖，以通西域），可算做“中国梦”最早的范例。

公元7世纪中叶，发端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崛起，在豪吞吐谷浑故地后（青海湖以西的牧场），针对河西、陇右的控制权和唐朝发生了多次血战，我们熟知的大非川、良非川、白水涧之战，其实都涉及河西走廊控制权之争。

天宝十四年（755年）12月，安史之乱爆发后，内忧外患的唐帝国再也无力据守河、陇。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吐蕃攻陷凉州（今武威），河西节度使杨志烈西逃甘州（今张掖）坚守，河西走廊彻底截断。

而后，代宗大历元年（766年），甘州沦陷，续任河西节度使杨休明西迁沙州，河西其他郡县全部落入吐蕃囊中。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沙州围城十一年后，矢尽粮绝的沙州军民在吐蕃承诺“毋迁它境”的条件下，开城投降。（详见《沙州之围》）

自此，河陇地区“自瀚海以东，神鸟、敦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兰州）、会宁，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田牧种作，或聚居城落之间，或散处野泽之中”。（沈亚之《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

生活在河陇的几十万唐民，一朝之内身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原来固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取向被彻底逆转。

原来唐朝设立的“州学博士”、“乡贡明经”、州、县官私学，及科举取士均被废止，代之以吐蕃本土的教育模式——寺学。

同时，吐蕃官员强迫汉人改穿吐蕃服饰，每年只准唐民，在正月初一穿汉服祭祖。

保存在敦煌藏经洞的写本曾写道，“（唐民）熊罴爱子，拆襁褓以文身，鸳鸯夫妻，解鬟钿而辫发”。

可见当时，吐蕃在河西地区曾强硬推行“辫发左衽”的民族传统，以对抗传承久远的汉文化基础。

生活在河西的唐民还算境遇尚可，毕竟没有离乡别土，且唐民人数远多于蕃人，家族氛围尚可维护。

唐穆宗长庆三年（882年），入蕃唐使刘元鼎，在陇右所见景象，“逾成纪（今甘肃秦安县西北）、武川（内蒙古武川西南），抵河广武梁，旧时城郭未堕，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柳榆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

最惨的是迁入吐蕃本土的唐臣、唐奴，人生的所有氛围全部改变，生活周遭皆是别有用心，冷漠警惕的目光。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涉及王锡的史料一共只有三份，全部都是敦煌藏经洞内保存的文献。

一份是，王锡为佛教史料《顿悟大乘正理决》所做的序；

另两份，则是他给吐蕃赞普上奏的草稿。

由王锡做序的《顿悟大乘正理决》中，仔细的描写了吐蕃王朝赤松德赞时期，汉传佛教的禅宗思想进入吐蕃本土，并曾大行其道。

源于天竺的佛教势力不堪教众转向，进而导致双方矛盾激化，分别上书赞普驳斥对方的思想。

这场被称为“渐顿之铮”的宗教摩擦，晚于佛教与苯教间的“佛苯之铮”，可以看做是佛教系统全力以赴斗败苯教后，关于未来发展方向的两场内斗之一（另一场是天竺佛教系统中的“显密之争”）。

需要注意的是，储存于敦煌藏经洞内的《顿悟大乘正理决》，写作时间不晚于公元1000年（学者估算藏经洞的封闭时间），远早于目前流行的众多藏文教法史料。

更重要的是，关于“渐顿之争”的结果，《顿悟大乘正理决》的记载和西藏教法史料完全向左。胜者是以奉诏入蕃的河西僧人摩诃衍（大乘和尚）为代表的，汉传佛教禅宗思想。

最后，在赞普赤松德赞的利弊取舍下，将汉传佛教思想“礼送出境”，让其继续在河陇自由传播。

由此重大事件的选择取向可见，当时吐蕃本土的权力阶层，对汉地僧人和汉地思想上的抵触和忌惮。

因此，作为一个身份尴尬的唐人，又在吐蕃朝廷里为官。王锡该是怎样一种，殚精竭虑、小心翼翼的心情。

在沙州陷落后，无可奈何的王锡被裹挟着带到拉萨王庭，凭借过硬的汉文功底和对河西情况的熟悉，成了吐蕃赞普赤松德赞身边的“舍人”，也是就“御前顾问”。

但这种生活在吐蕃本土“鸟中蝙蝠”的尴尬，让王锡内心非常痛苦。

一方面，他念念不忘自己曾是唐臣，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小心翼翼的，游走于吐蕃朝中各政治势力之间。

因此，他才会在给赞普上书时，自称为“破落外臣”。

“破落”道出了，他被吐蕃俘虏的困境，“外臣”更显出了“身在蕃廷心在汉”的复杂心境。

因为，古时“外臣”是臣子在别国君主面前的谦称。

作为再仕蕃廷的王锡，以此自称表明他，并不以吐蕃赞普为自己的君主，而仍认为自己是唐朝皇帝的臣子。

这种做法是很有风险的，吐蕃朝中的大臣，可不是不通文墨的老粗，其中很多人，都是熟稔汉文的长安留学生，要说起吟诗作对，不见得比王锡差多少。好在，似乎没有人在此事上抠字眼，让他心里保存了些许慰藉。

但他身边时时的暗流是躲不开的，以至他不得不屡屡上书赞普，为自己辩解，争取一条苟全性命之路。

在这道上奏中，王锡首先说道：“愚者不可考其智，老者不可备其力，贫者不可责其财，病者不可强其役，轮不可舒而直，辕不可揉而曲”。

以此来向赞普说明，每件事物都有它自己的本分，不能违背自然规律来苛求他们。

现在有人向您要求，让我去唐蕃边境，给吐蕃军队做进军的向导。这不是我的所长，希望赞普不要派我随军出征。

我最擅长的事情是，充当两国间的谈判代表，促成唐、蕃和解，这才是我的本分。

紧接着，他又说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更植赢瘦，仍加冷。自到大蕃，不服水土；既无药饵，疾病尤甚。”

希望以此来博得赞普的同情，逃脱出征为向导的征兆，并他恳求道：“忽恐一朝东征西伐，特乞不将臣随军而行！臣既婴疾病，又的知欲到汉界，则扭手械足，驱驰道路，蒙犯霜雪，臣则死于是也”。

在这里王锡写到了，吐蕃军队中唐朝俘虏的境遇，即“扭手械足”的污辱。

“扭手械足”是吐蕃人押送汉人俘虏的一种方法，具体是汉人俘虏双手被反剪在背后，背负从脖子到脚跟长的一块木板，木板用三道绳子捆在俘虏的身上，另在俘虏的头发上拴一根绳子以牵着他们走路。

到了晚上，俘虏们被拴在木桩上就地露宿，身上盖着毯子，吐蕃看守人也睡在毯子里监视俘虏。

王锡很清楚，如果如果离开拉萨，进入吐蕃军中，仇视汉人的吐蕃将领，一定会向对待俘虏一样对待他，不仅会被“扭手械足”，甚至在天寒地冻之中，可能没多久就会被虐待致死。

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吐蕃朝廷内部有一群极力鼓吹战争，并通过战争缴获敛财的战争贩子。

这些人对从唐民非常仇视，曾当着王锡的面，直言不讳的对赞普进言，“异族囚徒有什么好任用的，请您降旨杀了他吧！”

（“大蕃将相或说谏圣神曰：异俗之囚何用哉？即请降丝纶以诛之！”“丝纶”是指圣谕，见《礼记》。）

因此，王锡必须要向吐蕃赞普证明，自己尚有可用的价值。这种价值的体现显然不在战场，而在两国唇枪舌剑的外交谈判上。（“臣虽愚，若得陪星使鼓唇舌，俾邻国协和，杜绝猜贰，则臣之分也”。）

他当然不敢直接了当的表明心意，便绕了一个圈子，从佛教角度入手，增加君臣间的亲近感。

他先表明，自己早就是佛教的笃信之徒，家族“不血食四百余年矣”。（“不血食”意指中断对土地神和稷神的祭祀）

然后便是从佛教角度的规劝，“真正的贤君，使百姓安乐。佛法真义，在于有利世间苍生。军队征伐之事，只有迫不得已才用。”

（“破落外臣锡言：王者之要，莫过于安万性。佛法之大，莫于利苍生。至如兵者，不得己而用者”。）

而现在，唐蕃两国，不但接壤，又有舅甥的名分大义，应该减少猜忌、征伐，鼓励通商贸易。

紧接着，王锡又开始忽悠赤松德赞说：“您这么聪明睿智的君主，文治武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每次发兵，无不大胜而归来，但天道轮回，祸福相掩，哪有定数？！”

（“伏惟圣神赞普，聪明广运，圣德弘深，武略贯于前王，仁恕光于后嗣。是以每举戎师，多见尅捷。抑亦天时人事，安可定准？”）

臣心里清楚，兴兵征伐并不是您慈善的本意，都是将军们的鼓动，去年我上表请求修好大唐，您就说要与将军们商量一下。

可是，您想想武将都希望多打仗，这样他们就可以从战争中渔利。打了胜仗，功劳都在将军名下。打败了，战败的耻辱却推给了国家。现在他们越来越骄狂，蒙蔽主上，怎么能和他们讨论议和大计呢？

（“夫为将者，取浮俗之虚誉，安肯怜憨苍生，匡救风俗？若战之捷，则功收于己。若战之败，则耻归于国。迭为矫诳，蒙蔽君主。又安可共议夫高古之事也？”）

神圣赞普，您可是位虔诚的佛教徒呀！您为佛教做的功德，参详佛理、修建寺院、雕刻佛像、迎请高僧，这些都不是“大道”，而是“小行”。

真正的大道是“以众生的利益为本”，息兵偃甲，就是对百姓最大的恩惠。

现在您兴兵拓土，希望的是自己的功勋能永垂万代，但这是兴霸业之迹，而非王道之术。

真正的王道应该是不兴兵伐，纳谏中朝，不闭外户，这样才能振兴吐蕃，千古留名！

（“兴兵战伐，开辟土宇，岂不是欲成勋绩垂万代？若此者，是霸业之迹，非王道之术。夫王道者，锁剑戟、放牛马、纳谏中朝、不闭外户。”）

您年年用兵，对江山社稷不利，对天下百姓无益。征战带来了无尽的灾难，百姓永无宁日，骨肉分离，音信不接。吐蕃将士们效命沙场杀生肉搏，这都带来很重的罪业。

您虽努力的修塔建寺，邀僧请尼，写经设斋，运泥造佛，但这些只是人天有漏有为之福，不是真正的福田。如果您想种真福田，那只有体恤苍生，放弃战争与唐修好。

（“赞普虽修塔建寺、邀诸僧尼、写经设斋、运泥造佛，此只人天有漏有为之福，非真福田。行轸慈悲于苍生，……”）

但从这两份表章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落蕃唐人，在吐蕃王廷所作出的努力。

他一直在追求唐蕃的和好，并用佛教、道教，甚至是儒学来劝说赞普。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落蕃唐官和汉僧大德们都作过这样的努力。他们即使身在蕃廷，心系的仍是大唐。

为了能让和平早日到来，他们在险恶的环境下，矢志不移，以汉族人特有的圆滑和谋略，力争把吐蕃的政策，拉入有利于唐朝的轨道。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吐蕃王廷的文臣武将中，存在着一个仇唐派，他们在寻找一切机会铲除唐人。

而对于王锡这种供职于蕃廷的汉人来说，一方面，他们面临吐蕃反对派的进攻；另一方面，他们还要向吐蕃君主表示效忠。

更要命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世界中，永远存在一个故国大唐。这使他们对自己身陷吐蕃，感到深深的痛苦。

他们一边在自觉不自觉的为大唐着想，一边又要表现出绝无二心，一切劝谏都为了吐蕃的长治久安。

白发布衣的藏地读行

安史之乱爆发后，内地军队多年没有作战，军事素质特别差，难以抵挡安史叛军的强大攻势。唐玄宗急令边兵回调，防守长安。一时之间河西、陇右的百战之兵大部分都离开驻地，回防潼关。

但由于在潼关负责指挥的哥舒翰和宰相杨国忠的矛盾激化以及玄宗本人对统兵大将的猜疑，使哥舒翰贸然出击，导致大量的河陇精兵在潼关外被叛军消灭，哥舒翰本人也被俘。

河陇边军千里勤王时，只在驻地留下了少量老弱之兵。可以说唐与吐蕃漫长的国境线上基本处于没有防备的状态。吐蕃趁机连年攻占和抢掠杀伤。到了广德年间，唐朝的兰、河、廓、鄯、临、岷、秦、成、渭等陇右之地都已经尽陷吐蕃之手，使安西、北庭、河西与长安隔断。吐蕃又沿着祁连山北上，两年后攻占凉州、瓜洲、沙洲、甘州、肃州，尽占河陇之地，唐人子孙尽皆为奴。

吐蕃占领河陇后，对当地汉民进行了极其残酷的压榨，强迫唐朝子民穿上吐蕃服饰，改说吐蕃话。平时更不能直视吐蕃人。因为吐蕃也是常年对周边国家发动战争，需要极其庞大的徭役和赋税，大量的汉民因此沦为奴婢，给吐蕃种田放牧，充实军役。病老者动辄杀之，弃之而去。

吐蕃统治者的高压政策，导致河陇地区民族关系的空前紧张，汉民与吐蕃人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期间不断发生起义，沙洲驿户汜国忠、张清领导的起义迫使当地的吐蕃贵族纵火烧屋、伏剑自裁，起义者三天就突破了酒泉到敦煌的重重要塞。虽然起义最终失败，但给河陇汉民作出的榜样，为后来的成功留下了希望。迫使吐蕃统治者转变民族政策，缓和矛盾。拉拢以前唐朝的旧官、世家豪族参与政治管理，封他们做一些小官。

后来吐蕃衰落，已无力再维持在河陇的统治，张义潮领导的归义军收复了河陇地区。

太极殿里的千牛备身

导读：安史之乱爆发，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率领精锐部队去长安平乱，河西空虚。吐蕃乘机攻陷兰、河、廓、鄯、洮、岷、秦、成、渭等陇右诸地，继取凉、瓜、甘、肃等州。数年后，又攻陷沙州。至此河陇诸州尽为吐蕃所有。

沦陷区内的唐朝人待遇：

至此，吐蕃把梦寐以求的河陇诸州纳入版图。吐蕃文明相对落后，以农奴制为主。对于奴隶主来说，奴隶代表财富和生产工具。落入吐蕃之手的唐朝人大部分生活凄惨，没有任何地位。不但被打骂，还要求按照吐蕃的法式和服装执行。是典型的吐蕃版剃发易俗，令人发指。唐朝人只有在春节当天允许穿汉服一次祭拜祖先。繁荣富足的河西走廊弄的跟荒漠一样，甚至有些地方的农田被退耕变成了吐蕃人的牧场。

因为吐蕃粗暴的治理模式，造成沦陷区的唐人起义风起云涌。吐蕃被迫改变了治理模式，类似一国两制但是远没有那么平等。唐人的地位逐步提高，汉族世家豪族参与政治管理。汉族平民实行“计口授田”等措施，力图维护汉族百姓原有的经济地位，以安定民心。农户都能按家庭的人数占有一块土地从事农业生产并按照比例纳税。虽然社会地位有了提高，但是还是不如回到自己的祖国。这个目标直到百余年后张议潮的归义军的出现才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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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吐蕃 历史 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