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朋友圈里又被一条新闻刷屏了。内容是天津市政府发布的一条关于天津市扩大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具体措施在新金融传媒的公众号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发布。还没有看的同学们可以戳这里。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天津市扩大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若干措施的通知 在这里小编大概和大家唠叨一下，这些措施包括金融业开放、航运和港口物流开放以及相关服务业开放等等。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天津的新闻还真不少。作为法定机构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前段时间天津滨海新区功能区面向全球选聘管委会副主任的通知，让很多人跃跃欲试。
今年3月份天津市向滨海新区下放625项市级权力事项，要知道权力的背后是资源，一下子下放数百项行政权力事项，天津改革真的动真格了。
如果时间线拉的更长一些，还可以看到去年天津滨海新区宣布将区位相邻、功能定位相近的原中心商务区并入天津经济开发区、原临港经济区并入天津港保税区。与此同时，将天津经济开发区的社会管理职能剥离出来，合归滨海新区新成立的泰达街管理。
对了，还记得前些日子的抢人大战么？这次“大战”的官方号角是发改委发出的，根据其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对于户籍制度改革内容，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
其实早在发改委“官宣”之前，各地就暗搓搓的开始抢人了。比如在“全域限购”、严控房地产市场的形势下出台人才住房新政的海南，将人才落户学历门槛降到专科的杭州，以及一向走在抢人大战前沿的西安，宣布任何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中国公民都可以在该市落户。
这一幕似曾相识，其实早在2016——2017年，以武汉、成都、西安、杭州等为代表的二线城市就掀起抢人大战，但是要说绝对的主角，还得是天津。2018年5月中旬，因为发布“海河英才”计划后1天30万人申请落户，天津成为当日当之无愧的头条。
海河英才计划的确引发一场发人深思的大讨论：即面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到底什么才是城市竞争力的不二法门？才是经济增速的根本保障？人才。
很多自媒体人将海河英才计划视为变相卖房卖地的应急之措施，如果从这个角度解读，那显然低估了天津在人才战中的雄心。21世界最贵的是什么，人才。这句话是句正确的废话，但为何现在开始具有真正的现实意义？看看各地抢人时候的诚意，简直比爱情还真诚。
从人才大战，到以简政放权为代表的行政体制改革，再到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天津为了打造经济活力，正在进行一场全方位深层次的大变革。
作为一个天津外来移民，小编这些年对于天津的了解也在与日俱增。以这次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例，不由得让小编想起多年前天津在外向型经济中的高光时刻。
时间回到1992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后发表讲话，为市场经济改革派真正吃了一颗定心丸，也开启了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崭新篇章。
从珠三角城市群开始，逐渐蔓延到长三角，在颇具中国特色的试点开放中，一个个从家庭作坊起家的中小企业很快融入了全球化价值链中，虽然是处于低端，但是对于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中国经济来说，这是非常好的干中学机会，谁说学徒就不能有朝一日当老板呢？参照曾经的亚洲首富李嘉诚。
当然，不得不承认，出口导向型经济这一套，我们的确也算是跟别人偷师了一点，比如当时风头日盛的隔壁亚洲四小龙，尤其是日本，当时土豪到连曼哈顿都要买下来了。
这时候，位于渤海湾的天津还不能称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当然，天津制造业在当时的确是当之无愧的网红，无论是海鸥手表、飞鸽自行车、夏利汽车，妥妥的中产人士标配。只是这些企业都是根正苗红的国有企业。不过，国有企业并不是天津特色，当时东北那才是妥妥的国有体制。所以我们先重点说说天津的另外一大支柱——外商投资。
此时，天津已经尝到了开放带来的红利。土豪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终于不懈的奋斗，终于借着当时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浪潮，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晋升一个位次，想象一下，从答应晋升到贵人的甄嬛，贴身佣人身价自然也水涨船高不是？不能再干些砍柴打水的粗活，肯定要雇更多廉价佣人。
虽然听上去很难接受，但是拥有最廉价、最勤劳以及最听话劳动力的中国市场显然就是最佳的佣人人选。而天津，依靠渤海湾畔的天然地理优势，在承接日本、韩国产业转移方面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1993年韩国三星进入天津，2000年日本丰田进入天津，这两大巨头对于天津泰达开发区GDP的贡献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这奠定了天津泰达开发区在电子通讯和汽车制造这两大最火产业的集群优势，以及在日韩企业中口口相传的口碑效应。
其实，早在80年代末日韩企业就已经开始涌入天津，根据官方资料，早在1989年天津泰达开发区就专门成立了国际商会。“国际”一词可不仅仅是听上去高大上那么简单，背后是一大群外资企业聚集在天津。
上世纪90年代初，在天津举办的一次外国银行驻京（津）代表处的座谈会上，当时一位央行领导在座谈会上的讲话披露了天津在外商投资方面的业绩：当年累计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达到1223家，协议投资额20亿美元，涉及到33个国家和地区。日本企业最多，为154家，其次是美国，然后是欧洲。
日韩企业入驻还催生了金融服务需求，一大批外资银行涌入。除了渣打银行、汇丰银行之外，日本包括三和银行、樱花银行等多家银行在天津都设立了代表处，要说天津距离北京如此之近，在北京设立代表处能更接近政府高层，但是选择在天津设立代表处还是凸显这些银行对日本驻天津企业的重视。
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不同，天津在外向型经济中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外商直接投资。跟前者不同，外商直接投资更容易产生技术外溢效应，为产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试想一下，师傅亲自到家门口指导，学徒成绩总是要更好一点的。
曾经一位在开发区从事招商工作的领导在私下场合表示，当时天津泰达开发区曾经是全国外商招商引资的典范。泰达势头丝毫不输长三角的浦东和珠三角的深圳。
要知道从地理位置上看，位于北方的天津其实不占优势，而且相比于开放较早的南方，天津在市场经济观念等方面起步都要晚一点，国有经济渗透在社会体制中的方方面面。但是当时的开发区却能够独树一帜，成为外商投资的集聚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改革。
1986年邓小平到访泰达开发区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当时改革还处在战战兢兢的阶段，这相当于拿到了免死金牌。更重要的是，当时开发区推行的诸如“创造仿真的国际投资环境”“对外商转让土地租赁权”等等史无前例的改革，对促进外商投资都是根本性的制度红利，而这些大胆的尝试后来也成为全国模仿的对象。
看见没，其实创新的基因早就根植于天津。关于天津故步自封的指责，很多时候没有看到事实的全部。但是我们也不否认，天津经济在前几年的确经历了滑坡。
我们再一次回到历史，这次是2008年。在那之前，依靠着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这两大支柱，天津的日子过得还算很滋润。但是金融危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跨国企业自己都自顾不暇，哪还顾得上中国呢？战略收缩成为普遍战略。
天津，和中国其他省市一样，迫切需要新的增长动力来挽回经济下滑的颓势。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是，这时候的天津开始被官方称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伴随来的还有更多的政策红利，比如国家综合改革开放先行先试试验区等等。
要说政策红利到底体现在哪，除去各种试点之外，当然还有真金白银。“四万亿”投资中大部分都是地方政府借的钱，中央政府加杠杆其实有限，要不然财政部和央行也不会掐架了。信贷资源是有限的，但是有了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加持，信贷资源更容易获得。
于是各种以大飞机、大火箭、大乙烯等等为代表的大项目、好项目纷纷上马，这时候天津国有经济占主导、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优势体现出来，因为这能更容易的获得信贷资源，这是国企信用的最好诠释。
在央企眼里，国企是最好的合作伙伴。可以看到在天津滨海新区的落户企业中，不少是中字头的企业落户。毕竟央企和国企，都是自家人。这些大项目、大投资对于拉动GDP增速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天津GDP增速在2008、2009年逆势达到16.5%，2010年更是达到17.4%，如一骑绝尘，将其他地方甩在后面。
但是这种产业结构在逆周期时发挥的作用并不能持久，就像是兴奋剂不能总打是一个道理。我们可以看看渤海钢铁的例子。2010年由天津市政府主导，天津钢铁、天津天铁冶金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天铁冶金)、天津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津钢管)及天津冶金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天津冶金)四家国企共同组建渤海钢铁集团。8家银行随即授予其总计1000亿元授信额度。随后，渤海钢铁也随即不负众望登上2014年和2015年世界500强榜单。
首先，小编得说，这是一个在当时看来正确的决定。为什么呢？因为从当时来看，钢铁行业是大热门。“四万亿”基建投资、房地产大跃进，哪里不需要钢铁呢？而且信贷资源更偏向于大型国企，通过强强联合，获得更好的信贷资源以及更大的市场竞争力，这是没错的。
但是，有时候人得认命。钢铁行业很快变成了过剩产能，还记得武钢去养猪的新闻吗？而且企业合并之后的整合是一场大手术，渤海钢铁在这一点并没有痛下决心。所以曾经源源不断的信贷资源变成了杠杆承受不住之后的负担。
这一点，不得不说，时也，命也。 渤海钢铁的例子也证明传统产业结构已经不适应新经济竞争了。产业结构是历史因素、经济因素和地理因素等多重因素共同造成的，这种依靠港口、石油、钢铁、炼化、制造业为主的传统产业结构有自身的优越性，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产业结构受到经济增长周期的影响非常明显，对于创造就业、提高经济创新能力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不利。
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以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智能智造等高新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需要高层次人才、更友好的营商环境以及更开放的市场体系。所以，我们看到前面这两年天津所做的一系列功课，都在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做准备。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句，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马上要在天津召开了。在天津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中，天津计划到2020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到15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达到1300亿元。积极推动35项人工智能产业重大项目实施，带动产业投资350亿元，新增销售收入1000亿元。
资料显示，天津人工智能产业无论在企业数量、人工智能领域投融资方面，均位居全国前10位，包括天地伟业、恒银金融等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在内，天津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约在60亿元，在国内也处于中上游水平。
天津在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方面，覆盖了智能芯片、人工智能软件及算法、人工智能算力、智能终端产品等全产业链条。以集成电路设计制造为例，芯片制造领域聚集了中芯国际、恩智浦、展讯通信、唯捷创芯等多家集成电路行业领军企业。在基础软件及核心算法研究方面，“银河麒麟”国产操作系统、南大通用GBase系列数据库技术水平均达到国际先进……
谁能想到哏都严肃起来，在高科技方面也毫不逊色呢？
从数字上看，天津产业结构已经悄然发生变化，比如服务业占比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稳步提高；重工业和软产业正在趋于“阴阳平衡”；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在稳步提高；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增速高于平均水平。尤其是民间投资持续高于全市增速，背后是民营企业家信心的增长。
想当年，东亚四小龙的产业结构转型成就了天津经济的辉煌时刻，而如今，天津正在依靠内生的改革动力，推动一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革命。
新金融记者：盛长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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