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社科院發佈了《人口與勞動綠皮書》，裡面提到，中國人口負增長的時代即將到來。根據綠皮書的推算，如果中國總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一個婦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數量）的水平，人口負增長將提前到2027年出現。
作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我們早就對“人多力量大”“啥都缺就是不缺人”等觀念習以為常。因此，中國將出現人口“負增長”的新聞才更加引人注目——
為何會迎來人口負增長？它將對這個國家和社會產生何種影響？
數字
計算每一年的人口增長趨勢很簡單，用全年出生人數減去死亡人數即可。正數就是增長，負數就是負增長。換言之，如果當年度死亡人口超過出生人口，就會出現負增長。
中國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員楊舸說，中國人口出現負增長，其實並不算一個特別新的“新聞”，因為十多年前，不同的機構、學者早就預計了這一結果，只不過預測的負增長時間點不完全相同——晚的推算是在2035年，早的是2027，比較中庸的預測都是在2026-2030年之間出現這一趨勢。
當然，也有旅美學者認為根據自己的參數推算，認為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生育率更準確，並由此推算，中國從2018年就開始出現人口負增長。
社科院的綠皮書對於2027年中國出現人口負增長的預測，是基於總和生育率為1.6的推算。如果總和生育率維持在這個水平不變，在此基礎上，中國2027年將出現人口負增長。
總和生育率（簡稱生育率）是什麼呢？它指的是，假設一個育齡女性在每個年齡生育的概率正好是當年該年齡所有婦女生育的比例，這名女性一生將累積生育的數量。雖然聽起來有點學術，但可以大致理解為每個女性平均生育孩子的數量。
為什麼要不厭其煩地提到生育率呢？因為生育率是決定生育趨勢的關鍵數據。
一個社會，如果要保持上下兩代之間人口基本平穩，也就是說達到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總和生育率要在2.1-2.2左右，即每位育齡女性一生生育超過2個孩子。如果生育率是1.4，那麼相對於2.1的穩定人口更替水平，每一代人總數就減少了1／3，兩代人就減少了一半。
在全球範圍內，目前生育率排名倒數前五個經濟體全都在東亞，從低到高依次為澳門、新加坡、臺灣、香港、韓國，生育率在超低的0.8-1.25之間。
因為對於這一最核心的人口數據，不同學者和機構對於統計數據的看法大相徑庭。
十多年前預計2035年出現負增長時，用的官方生育率數字是1.8-2.0，但後來發現，在生育政策調整（全面放開二胎）之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已經降到了1.5，今年可能也是如此，因此預測時間節點才大幅前提。
而在人口學者、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特邀高級研究員黃文政看來，即便是1.5、1.6的生育率依然“虛高”。
他的判斷理由是，1.6的生育率是根據最近兩年公佈的出生人口反推出來的。但這兩年出生人口中，有相當部分是全面二孩釋放的堆積生育。比如，2017年出生的二孩比一孩還要多22%。但由於生二孩的一定是生過一孩的，而且根據目前的生育意願，生育一孩的女性中，實際生育二孩的恐怕50%都不到。所以，在育齡女性年齡結構和生育行為相對穩定的自然情況下，二孩數量應該大大少於一孩。
這意味著，在堆積生育逐步釋放的未來幾年，二孩數量大概要減半，而生育率也會從1.6下降到1.2甚至更低的水平。這樣人口負增長的時間就不是2027年，而是更早。
按照黃文政的估計，中國目前去掉堆積反彈因素的自然生育率已經接近全球最低水平。當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如60-80後）進入高頻率的死亡週期，人口規模的整體萎縮效應就會愈發凸顯出來。
下降
黃文政說過，有關出生人口需要考慮三個數據：一是國家統計局每年公佈的出生人口數據，這是目前大家關注的焦點；二是由每年抽樣調查的生育率推算的出生人口；三是每10年進行一次的人口普查回測的每年出生人口。
按理說這三個都是官方統計數據，但它們之間卻有相當大的出入。
在2010年之前，由抽樣調查推算的出生人口與由人口普查回測的出生人口比較接近，但都要低於國家統計局當年公佈的出生人口數據，與後者的差距，最多一年接近300萬。如果說人口普查數據更可信的話，那這意味著，2010年以前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出生人口存在很大程度虛高。
在2010年之後，由抽樣調查推算的每年出生人口與國家統計局公佈的當年出生人口之間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越來越大。比如，2015年抽樣調查的生育率是1.05，這已經是當年的全球最低水平了，由此生育率推算的當年出生人口只有1150萬左右，比國家統計局公佈的當年1655萬要少了整整500萬。
到底哪個數據更能反映真實的出生人口？黃文政告訴島叔，這恐怕要等到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出來才能更好地判斷。
無論如何，中國生育意願低迷，已經一再被調查數據佐證。比如，根據四川一項民意調查，2018年，有生育二孩條件的受訪者中，表示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為20.5%，較剛實施全面二孩政策時的2016年略降0.3個百分點，而明確表示“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較2016年上升8.7個百分點。
同樣調查中，打算生育二孩和已生育二孩的受訪者中，表示生育二孩會增加生活壓力的比例分別為86.0%和87.7%，與2016年比，分別明顯上升5.7和14.7個百分點。而在寧波，2018年戶籍人口出生數相比上年同期下降了近17%，青島下降了22.2%。
生育焦慮越來越大，意願越來越低
影響
對於生育率急劇下降這件事，黃文政表示非常擔心——“可能是災難性的影響”。他另一個引發關注的觀點是，如果應對措施跟不上，有可能迎來“人口雪崩”。
這背後是三個因素的疊加：一是全面二孩釋放的堆積生育逐漸結束；二是1990年代出生人口，從最初的2600萬直線下降到1999年的1400萬左右，導致未來十幾年育齡高峰期女性數量銳減40%左右；三是年輕人的生育意願持續低迷。
短期來看，如果人口規模萎縮，將對養老金、財政等造成較大負擔，因為本質上養老金是工作人口負擔老年人口，如果年輕人數量減少，每個工作人口的負擔就實際加重，財政、養老金都會出問題。長遠看，人口規模萎縮、人口結構老化同樣會拖累經濟。
畢竟，在對消費市場的刺激、人力資源的質量、對技術和市場的活力貢獻等方面，年輕人和老年人不可同日而語。
“我們的汽車、手機銷量都在降，經濟增速也開始放緩，人口當然不是唯一的直接因素，但一定是非常基礎的影響。”黃文政說。
有人說，如果中國人口少點，可能經濟會更好，人均GDP也會更高，社會負擔還小。黃文政表示，這種觀點站不住腳——根據他對湖南常德、東北等人口生育率非常低的地域與鄰近地域跟蹤對比發現，生育率低的地方人均GDP增長也慢。臺灣、日本、韓國等經濟體最初都是高速增長，人口老化後帶來的低生育率也拖累了經濟增長，降低了規模化效益。
而在社科院人口所原所長蔡昉看來，隨著未來生育率水平的下降和老齡化的發生，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率會下降到6%甚至5%的水平。
一方面是“老的快”，一方面是“生的少”，為何如此？
“其實對於普通人來說，少生是種理性選擇——從經濟學角度，生孩子是利他行為，是給社會做貢獻，自己付出了非常多的勞動、時間、金錢、感情，其實是給社會培養下一代。現在大學擴招，每個人教育時間拉長，普遍結婚生育的年齡就要往後推；再考慮到城市中的生活成本、養育成本、生育對於職場女性潛在的事業影響，晚婚晚育、少育就變的非常自然。同樣，農村現在也向城市看齊，農村的生育意願也不高。”黃文政說。
個人的選擇是很理性的，因此黃文政說，這方面政府必須要花大力氣，才可能緩解這種危機。比如他說，目前0-3歲的托兒機構社會上非常少，女性尤其是職場女性可能一下子要犧牲好多年，但現在政策扶持的還偏重在3歲以後的幼教機構，這種直接性的支持就要加上去，才可能讓大家敢生。
放眼世界，發達國家已經花費了大力氣和各種政策提升生育率，比如北歐設立了普遍的家庭補助，日本的鼓勵使之從1.2提升到了1.45，普京的人口鼓勵政策則讓俄羅斯從1.1的極低水平提升至超過1.7，但背後是巨大的努力。
如綠皮書所言，“中國的人口負增長已經勢不可擋，從現在開始亟須開展研究和進行政策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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