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条件下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调查·深圳篇
本报记者 范 媛 王小霞 姜业庆
辖区面积仅相当于一个县域规模的深圳，不仅诞生了华为、腾讯、比亚迪等数百家国内外知名企业，还有大疆、柔宇等后起之秀。
土地等要素匮乏导致的制造业外迁，不仅没拖慢深圳发展的脚步，反而在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位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2018年更是以全国唯一一个工业增加值突破9000亿元的城市，成为中国制造业第一大城市。
深圳，究竟做对了什么？
深圳是“故乡”
“我们在山东建了中间体的工厂，中间体生产完再运回深圳。”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为什么不把总部也搬到山东，这样不更节省时间成本和物流成本吗？”记者的一句提问，让原本严肃的座谈会现场热闹了起来，“深圳政策很好，怎么能搬走呢……”与会企业代表纷纷表示。
记者在现场感受到企业“扎根深圳”的决心与坊间盛传的“制造业逃离深圳”形成了巨大反差。
2014年中兴通讯生产基地迁往河源；2015年比亚迪在汕尾建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2016年华为终端落户东莞松山湖。记者调查后发现，河源、汕尾、东莞松山湖，这些地方不在深圳，但到处都是深圳的影子，中兴通讯河源基地落户河源高新区，又名深圳（河源）产业转移工业园；比亚迪在汕尾的生产基地是深汕特别合作区；在东莞松山湖拿地的华为、大疆都把总部留在了深圳。
制造业转移背后，其实是深圳飞地经济发展模式。面积仅相当于北京1/8的深圳，土地资源紧缺一直是发展制造业的最大掣肘，为破解难以为继的土地资源问题，从2009年深圳开始尝试飞地经济发展模式——“深圳总部+飞地制造”。
“我们总部基地永远在深圳，这里是华为全球的领导核心。”如任正非所说，深圳制造业无论因何原因将生产线搬离，最终都会选择将企业总部留在深圳，“把他乡当故乡”的坚定来自于营商环境。
“深圳市政府做得最好的一点，就在于他们与企业的关系就像空气一样，企业日常经营的时候一般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但是一旦企业需要政府的时候，政府就能变成企业生存必不可少的‘氧气’。”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吴思康一句形象的比喻给出了答案。
近年来，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土地成本、税费成本等制造业生产要素成本上升是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普遍现象，虽然中央政府一直在推动减税降费，但具体到每一家企业，获得感并不强，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更是让中国制造业雪上加霜。
2018年2月，深圳推出营商环境改革20条，从贸易投资环境、产业发展环境、人才发展环境、政务环境、绿色发展环境和法治环境等6个方面，提出了20大改革举措，全方位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和负担。
其中降电价，制造企业获得感最强，对制造业来说，电力成本是一种重要成本，据比亚迪初步估算，降电价后，预计比亚迪深圳工厂用电成本全年可以节约10%至17%。华星光电每年光是电费就要支出约10亿元，按照最新政策，每度电可以节省0.14元，相当于用电成本可以节省25%左右。
为纾解企业实际困难，2018年12月，深圳市政府印发《关于更大力度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4个“千亿元计划”，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确保全市企业年减负降成本1000亿元以上；实现新增银行信贷规模1000亿元以上；实现民营企业新增发债1000亿元以上；设立总规模1000亿元的深圳市民营企业平稳发展基金。
营商环境是穿在企业家脚上的鞋。深圳奥比中光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公司成立之前，创始人考察了北京、上海、深圳，对比下来，还是觉得深圳的营商环境最好，最终落户深圳。
创新是生态
深圳短板和优势同样明显，受土地空间限制，深圳曾有过几次“腾笼换鸟”。从1995年开始，大量劳动密集型、污染企业沿着新开通的广深高速公路向东莞迁徙，深圳将高新技术产业定位为重点产业，不断强化制造业创新，而“创新”一词人所共知不过是最近5年的事情。
据测算，因为加快淘汰转型，每年会造成深圳经济下行2到3个百分点，但深圳经济仍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因为淘汰落后的、低端的，便给创新的、高科技的腾出了空间。
几乎10年完成一次升级的深圳，让制造企业也看明白了一件事，低水平制造就像牧民在草原上放牧，研发技术不创新，产业不升级，无法扎根深圳，不能摆脱疲于奔命的宿命。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虽然政府给了大量鼓励创新政策，但深圳创新的动力核心来自企业自身。没有全国最好的高校、没有高级别的科研院所的深圳劣势，反而成就了深圳独特的“企创”模式。形成了深圳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生产于企业的特色创新体系。2018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1000亿元，占GDP比重达4.05%，已经接近世界排名前两位的国家以色列和韩国；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10余年居全国首位。
相比科研机构实验室中科技成果脱离市场，这种“企创”模式将研发、生产和市场进行了有效对接，创新成果转化为商品的时间周期更短、效能更高。深圳扎堆出现华为、腾讯、华大基因这样具备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企业也就不足为奇了。
经济学家熊彼特说，将企业家精神及其推动的创新活动视为工业演化的原动力。综观深圳工业的长期演化，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现代制造业创新是驱动深圳高质量增长的核心力量。
创新是一个生态系统，需要政策、金融、人才协同共生。深圳有一句著名的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在深圳开出租车的刘师傅告诉记者，他是儿子大学毕业后到了深圳，不仅拿到了深圳户口还有6000元落户补贴，创业项目又得到了政府无偿提供的10万元创业扶持金。
创新能力的“万众”留了下来，成为深圳创新肌理的细胞。为了跟上深圳转型升级的步伐，深圳不断加大吸引人才的力度。
2010年深圳推出“孔雀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可享受80万至150万元的奖励补贴，并享受居留和出入境、落户、子女入学、配偶就业、医疗保险等方面的待遇政策。对于引进的世界一流团队给予最高8000万元的专项资助，并在创业启动、项目研发、政策配套、成果转化等方面支持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2016年以来，陆续出台实施“81条”人才新政、“十大人才工程”和人才工作条例等，构筑精英创新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
深圳吸附人才的“磁场”不断强化。2018年深圳高层次人才突破1万人，高层次创新创业团队达143个，其中全职院士达到38人。
创新成为深圳的标签，除了人才的保障，作为深圳四大支柱产业的金融业发挥了关键作用。
“创业投资市场体系的建设是深圳成长为创新型城市不可磨灭的基石。”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唐杰在回顾深圳发展历史时如是说。
很多人都知道腾讯创业初期，是外资创投注资才成就了今天的腾讯。但鲜有人知道，深圳市政府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1997年，深圳成立“科技风险投资领导小组”和办公室，1998年深圳起草了《深圳市创业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企业暂行规定》，正是该规定使得外资创业投资进入国内具有了有法可依的渠道。2000年深圳将《暂行规定》上升为正式的法律，创业投资业发展有了法律支撑。
在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深圳市根据科技创新活动不同阶段的具体特点，建立了无偿与有偿并行、事前与事后结合、稳定支持与竞争择优相结合的财政科技多元化投入机制。全面撬动银行、保险、证券、创投等资本市场各种要素资源投向科技创新。
相较于北京创投喜欢投资文化产业，深圳创投更喜欢投资加工制造企业，这一点也与关注网络、IT类的海外创投有所不同。深圳制造业的创新发展，也正是依靠了内资创投企业。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达晨创投这些知名的深圳本土创投都对高端装备制造业情有独钟，深创投投资项目中，高端制造业占比达到四分之一。
从2018年数据看，深圳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为6564.83亿元和6131.20亿元，分别增长12.0%和13.3%，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提升至72.1%和67.3%。深圳制造业的增速远超金融和房地产。
保住制造业优势，土地是深圳绕不过去的难题。270平方公里是深圳工业用地红线，也是制造业发展的上线，深圳必须要更深层次地谋划。记者注意到，2018年底深圳发布《关于以更大力度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实施梯度培育领军骨干企业，在用地和重大项目上给予保障，力争培育若干中国民营500强和世界500强企业。可见，未来深圳有限的资源一定会用在“刀刃上”。
创新是各大城市发展的标准答案，深圳脱颖而出的玄机正是在于形成创新能力背后的路径。弹丸之地深圳正在形成一支强大的梯次型创新企业群，成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先锋队，同时也暴露出从市场端发力的深圳式创新在国际竞争中所面临的技术瓶颈，与一开始便建立在斯坦福大学科研成果产业化基础上的硅谷式创新相比，深圳已经明显意识到了差距。创新的下一步，深圳将加快推进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实施高等教育卓越发展计划，寻找新的组织者，解决源头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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