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太久的期盼，沒有太濃的嚮往，二零零九年三月一個雨絲霏霏的日子，平遙古城走進了我的視野。
雨絲，柔柔的，潤潤的，輕盈得飄飄忽忽，只把潮潮的氛圍渲染又渲染。平遙的空氣中,滿是溫潤清新的陽春氣息。遠遠望去，高大雄偉的古城牆在纖纖雨意中靜默著，彷彿要包裹住想要四處流溢的前朝往事。滿眼嫩嫩鮮鮮的新綠，映照著古城素樸的青灰，竟有了水墨畫淋漓氤氳的墨韻，讓人妙想聯翩。
平遙，這座山西省中部的古城，如今已經二千八百多歲了。漫長歲月的風刀霜劍，在她身上刻下了時間走過的滄桑痕跡。
也許任何城池的誕生，總離不開殺伐征戰這一母題。平遙生命的緣起，也是因為侵襲與守衛的需要。那是二千八百年前，當時統治中國的周王朝為抵擋北方遊牧民族騎兵的侵擾，派大將尹吉甫在平遙駐紮軍隊，修建房屋，用黃土夯築起了一道防禦線。這就是平遙古城的雛形。從此，平遙進入了中國歷史，見證了秦漢明月唐宋夢華，在清代晚期創造了匯聚天下財富的極致輝煌，也經歷了豪華落盡的悲涼和落寞。
站在平遙城高大寬闊的城牆上遠眺，極目處，參差十萬人家。青堂瓦舍的四合院屋舍儼然，與黃綠琉璃煥彩的官衙寺廟相映成趣，古樸中依稀透出昔日的富貴繁華。
春秋代序，物換星移。平遙城生命演進的歷程中，也無可避免地經歷著新陳代謝。今天我立足的城牆，已經不是尹吉甫時代周王朝的城牆，而是明王朝的城牆。明王朝是一個視野廣闊的朝代，鄭和下西洋的船隊，昭示著這個王朝吐納世界的開放包容胸懷；明王朝也是一個具有極強防禦意識的朝代，北方萬里長城的重建和加固，體現著這個王朝固邦安民的雄心。於是，一些邊地重鎮也得以維修重建。公元一三七零年，平遙土築的古城牆被明朝政府改建為磚石城牆，這一龐大的工程持續了十幾年，形成了如今長六千一百六十二點七米、高達十二米、牆底寬十多米、牆頂寬三到六米的規模，加上深三米的護城河和每座城門外與城牆等高的方形甕城，構建了古城易守難攻的堅固防禦屏障。
兩千多年的歲月，我不知道在平遙多少次燃起戰爭的狼煙，但我知道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三日這天，日本侵略軍的炮火炸開了平遙東城牆的一角，古城淪陷。至今東城牆上還殘留著一些大大小小的彈坑，看起來就像一個個被疼痛扭曲了的憤怒的嘴巴，以吶喊的造型，向後來者傾訴著侵略者野蠻的暴行，讓人覺得野蠻對於文明的踐踏，是那樣的觸目驚心！
時間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平遙古城又遭遇到一場毀滅性的危急。由於缺乏對古城文化價值的充分認識，當時平遙的決策者們竟然制定了一個平遙縣城市總體規劃。這是一個徹底毀滅古城的規劃：在古城內縱橫開拓幾條寬闊的道路，在古城牆上開挖八個大口子，修建一系列高層建築。這個規劃在1981年開始實施。於是愚昧和無知聯手，向脆弱的文明發起了凌厲的進攻！所幸的是，一些值得尊敬的文化良知——古建專家們緊急奔走呼籲政府留下這座古城，加之當時建設資金的匱乏，平遙城最終得以保全。
閱讀這段歷史，我的心總會很疼很疼。這種疼痛，來自於平遙本身歷史和現實的巨大反諷。這座曾經在十九世紀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的古城，竟然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因為貧窮而得以留存於世!但無論如何，在今天中國四千多個城鎮中，有著三千多處明清時期院落的平遙，是能完整呈現中國傳統歷史古城原來格局和風貌的唯一範例。這是平遙之幸！亦是中國文化古鎮之幸！
在平遙古城，時時處處能感受到傳統文化精神的光華。曹孟德詩云：“神龜雖壽，猶有竟時。”在古代人們的觀念中，龜是長壽的象徵。因此，為了讓平遙城更長久地留存於世，她的設計者將她的街巷設計成了靈龜樣式。從地圖上看，古城大致呈正方形，親翰、迎燻、鳳儀、拱極四條大街猶如向東南西北伸出的龜足，又有八小街、七十二條蚰蜒巷井然有序、經緯交織，承載起古城的車水馬龍，連接著尋常巷陌四合院裡的世俗生活。
緩緩地走在被雨絲洗得發亮的青磚街市上，看著迤邐而行的路人映在青磚路上影影綽綽的倒影，聽著一座座高門大院雕花的門楣裡流出的如水的琴音，看著一個個擦肩而過的面孔或者從容自得的攤販，我竟然有種時空錯亂的感覺，一時不知今夕何夕？
一路走來，一路風華。最終我的眼睛被西大街上一個叫做日升昌的門廳吸引。高大的門廳、精雅的屋舍、森然的高牆，花崗岩門坎上深深的車轍印跡，經歷百年風雨卻依然風骨雄健，張揚著一種雄視天下的精神風範。日升昌，是中國銀行業的鄉下祖父，是中國第一家專營異地匯兌和存、放款業務的“票號”。就是這個門廳，曾經孕育了平遙古城生命中最輝煌的篇章，為古城贏得了19世紀中國的“華爾街”的桂冠。
走進這座庭院，就走進了平遙最豪奢華麗的歷史，走進了平遙人創造的潑天富貴。
在日升昌票號誕生之前，中國各地商人做生意都是實銀結算。大宗銀兩要經過長途跋涉運送到目的地，只能依靠鏢局押運，不但極不方便，而且有很大風險，途中如遇強賊盜寇，不但銀兩遭劫，更會讓商家死於非命。這個困擾中國商人的難題，終於在公元一八二三年被一個叫雷履泰的平遙商人解決了。雷履泰當時是平遙一家分號遍及北方各省的顏料莊的大掌櫃，由於攜帶現銀不便，便常有同鄉客商就近將現銀存入這家顏料莊的分號中，回到平遙便可憑著一張證明從顏料莊總號提取現銀，客商只需支付一點酬金即可。精明過人的雷履泰敏銳地發現了其中蘊藏的巨大商機。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和周密細緻的準備後，雷履泰正式向東家李大全建議將顏料莊改成票號，用一張專門設計的匯票來替代現銀的實物轉運，從而根本性解決大量現銀隨身攜帶不便的難題，讓商人們懷揣匯票一身輕鬆闖九州。所幸的是李大全也不含糊，傾其家族幾代經商積累的現銀三十萬兩，於公元一八二三年創辦了中國金融史上第一家票號——日升昌，並將日升昌的一切經營管理權交給雷履泰，同時給予雷履泰一定比例的原始股。在這裡，李大全的知人善任和用人不疑的人格風範成就了雷履泰頂尖級的商業智慧，開啟了中國票號業綿延百年的輝煌。今天，因了他們高山流水般的存在，我凝望平遙的目光，便有了高山仰止般的崇敬。
李大全的豁達與信任，激發了雷履泰經營日升昌的進取心，讓他的商業智慧蓬勃綻放。他創造出了一套嚴密的漢字密押制度，由專人將只有票號核心人物才能看懂的具有特殊含義的漢字密押填寫在一張張匯票上，票號嚴格實行認票不認人的匯兌制度，持有匯票的客戶憑藉一張張匯票就可以安全便利地調撥資金，還可以用匯票支付各種款項，票號則根據路途的長短收取千分之二三至百分之七八不等的匯費。
雷履泰“匯通天下”的眼光和追求，創造了一種全新的貨幣流通方式，使日升昌票號的業務由平遙很快向全國各大城市延伸，鼎盛時期分號達到三十五家，構建起了遍佈全國的金融流通網絡。
卓然傲立於金融界的日升昌票號，讓一些有眼光的商人看到了其中無窮的利潤潛力而紛紛效仿，於是太谷、祁縣、平遙的街巷裡就出現了一家家票號，至十九世紀中葉票號業全盛期，在全國五十一家票號中山西票號就佔四十三家，更讓人驚歎的是平遙竟然有二十二家。平遙毋庸置疑地成了當時中國的金融中心，鼎盛時期幾乎控制了中國近一半的流通貨幣。遙想當時，以平遙為中心的山西境內的四十三家票號及其遍佈全國各地的分號，織成了一張控制中國經濟命脈的貨幣流通大網，建立起了龐大的金融帝國。當時不僅清朝官員成了票號最忠實的私人客戶，就連清朝政府發放的賑災銀兩、地方上繳的稅收，甚至當時的戰爭賠款，也是由一張張各地政府發出的匯票匯聚京城，在各分號提取現銀直送國庫的。
平遙打一個噴嚏，整個中國都會感冒。用這樣的話形容票號業鼎盛期平遙在全國金融界的作用，一點也不過分。這樣的顯赫地位和重要性，帶來的是鉅額財富的積累。百年間，平遙票號業到底積累了多少財富，現在已無據可考，但在我有限的閱讀中，有兩個事實足以管窺當日山西票號業所匯聚的巨大財富。一個是日升昌大股東李大全當年投入的三十萬兩白銀，在一百年的時間裡為李氏家族創造了一千五百萬兩白銀的紅利。一個是餘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提到宋靄齡女士隨擔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的丈夫孔祥熙回山西老家太谷時，她大為吃驚地“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聞的最奢侈的生活。”我禁不住想，是怎樣的一種超級奢華，竟讓宋靄齡女士這樣的人物“大為吃驚”呢？想來用富可敵國來形容，也不為過吧。
那麼，究竟是怎樣的智慧頭腦，竟然在十九世紀這個中國並不太平的年代創造瞭如此顯赫的榮耀呢？這就不得不說到這些財富和榮耀的主人——晉商。
什麼是晉商？餘秋雨先生的說法是，晉商“就是走西口的哥哥回來了，回來在一個十分強健的人格水平上。”常言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個地方的人文風俗，往往給當地人心靈上刻下深刻的印記。因此，要探尋晉商強健人格的來處，我們的目光還得落到平遙。
平遙是一個尚禮崇仁的城市，這從平遙古城的構造便可看出端倪。古城的衙門、廟宇、民宅的設計，嚴格講求“禮”序，體現著方正、端莊、和諧的中庸之道，而平遙城牆的三千垛口和七十二座敵樓，則象徵著孔子“弟子三千，賢者七十有二”。一座城市，就這樣如此鮮明地以物質化的建構，讓儒家的“仁”“禮”思想與城市一起屹立千載，燭照人心，潛移默化成人們心底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文化積澱，內化為平遙最為寶貴的城市品格。這樣的城市人文元素，也洋溢於平遙人最普遍的世俗生活層面。坐落在東門附近的文廟和它對面的關帝廟，一文一武，遙相呼應，千年屹立。在嫋嫋飄搖的香火中，把仁和義以最世俗的方式，累世鐫刻進絡繹不絕的善男信女心間，生長成平遙人堅不可摧的人生信仰。
在這樣的人文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山西商人，根子上就是地道的儒商，雖然他們中的大多數並未讀過多少書，但他們懷抱信義走天下，在商風海雨的洗禮中鍛造了自己強健的商業人格，以高遠的眼光、堅實的信義、締造的輝煌，徹底顛覆了歷史加諸於商人身上的“無商不奸”“見利忘義”等等傳統魔咒，走出了胸懷坦蕩、雄視百代的一代鉅商形象。
然而，回望一代鉅商走過的足跡，最初卻縈繞著《走西口》的悽婉與哀傷。平遙、太谷、祁縣，這幾個後來因為海內最富而讓人如雷貫耳的地方，並不物產豐饒，土地也不肥沃，平遙是“地瘠薄，氣剛勁，人多耕織少”（萬曆《汾州府志》卷二），太谷則是“民多而田少，竭豐年之谷，不足供兩月”（乾隆《太谷縣志》卷三）。面對貧瘠的土地，豐年尚不得溫飽的生活，山西人沒有選擇固守土地，在修理地球中走完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窮困人生，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遠方，投向了“口外”那片陌生而遼闊的土地。於是，在《走西口》的歌聲中，一代代山西人出發了，他們身無長物，只是懷揣希冀、信義、勤懇和堅韌，走向遠方，試圖走出一種別樣的人生。
許多人失敗了，他們瘦削的背影消失在妻子守望的淚眼中，再也沒有回來，他們各式各樣的辛酸故事淹沒在歷史的風塵中，沒有一絲痕跡。許多人成功了，成功于敏銳的眼光和遠見卓識，成功於誠實守信先義後利的大商人心態，成功於嚴謹高效的商業管理水平。
商人重利，但山西商人卻是義字當先。同行之間，不是惡意擠兌，而是聯手共同發展，往往親朋鄉鄰結成聯號，利益共享風險共擔。這種抱團發展的商業心態，避免了不必要的內耗，大大方方地鋪展出一種雄厚強勁的商業底氣。山西商人的義，還體現在危難時施以援手的雪中送炭。比如一九零零年北京瑞蚨祥綢緞莊毀於八國聯軍的大火，就在債主紛紛逼債、莊主處處碰壁的情況下，日升昌票號一次借給瑞蚨祥白銀四萬兩，助其重振雄風。一家店欠了另一家店的錢，實在無力償還了，欠錢的店主就去給對方老闆磕個頭，說明情況，對方往往會大度一笑，一筆勾銷。這樣的事，在山西商人間是很正常的，他們將道義和誠信置於利益之上，成就了一種卓然獨立的商業人格，贏得了全國各地老百姓普遍持久的信任，奠定了晉商事業繁榮的堅實基礎。此外，山西商人的管理智慧，也讓人歎為觀止。他們用行規等一整套嚴密完善的管理制度將東家、大掌櫃、各分號掌櫃及夥計的利益控綁在一起，形成了一種休慼與共的利益關係。大家在為票號工作，同時也是在為自己工作。從而最大限度地激發和挖掘了每個員工的潛能，產生了難以想象的商業效益。鼎盛時期全國分號達三十五家的日升昌票號，總號只有十四五人，每家分號三四人，整個票號系統不過一百五十人左右。區區一百五十餘人，卻支撐起了一個龐大的金融網絡，這樣的工作效率，與今天任何一家大型企業來比，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此，我想起海爾集團總裁張瑞敏先生的一句話：“每個員工都是一個戰略事業單位。”沒想到這樣的現代管理智慧，早在十九世紀的日升昌，就被雷履泰發揮得淋漓盡致。
花開就有花謝，輝煌終歸於黯淡。十九世紀末，中國社會急劇動盪，太平天國、列強入侵，改朝換代、軍閥混戰，盜賊紛起、兵匪一家，使票號業屢遭重創：一家家企業倒閉，票號貸款無法收回；存款民眾爭相擠兌，一家家票號的分號相繼撤回，只能龜縮在平遙、太谷等地等待不可知的命運的裁決。一九一五年日升昌宣告破產，到一九二三年平遙最後一家票號寶豐隆關張，山西票號業所創立的百年輝煌徹底隕落了，隕落得那樣黯然與酸楚！
也許，相對於永恆的時間，任何彪炳史冊的功業，任何世紀性的繁華，都不過是時間的流水中不經意地泛起的一朵浪花，她的消逝必然是倏忽無聲的。如此，多少年後，平遙也許也會面對她必須面對的湮滅的命運，就像當年創造了海內最富的商業奇蹟的一代晉商們一樣，留給後來者一個模糊的迷一樣的背影。
那麼，此時此刻，面對平遙，我只能說，我曾經來過，思考過，感嘆過，敬仰過，這就夠了。 (本文圖片來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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