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叉少
来源丨叉烧往事（id：chashaows）
贾樟柯曾评价过杨德昌、王家卫、以及李安三位导演，说他们代表了三种创作方向： 杨德昌描绘生命经验，王家卫制造时尚流行，李安生产大众消费。
无疑，给杨德昌的评价是最高的。
2000年，贾樟柯带着妻子赵涛去蓬皮杜艺术中心附近的影院，在落雨的巴黎看到了当年最精彩的电影——杨德昌的作品《一一》。
《一一》在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获得最佳导演奖（同届姜文的禁片《鬼子来了》获得评委会大奖）。
2007年，杨德昌因癌去世，《一一》成了他最后一部电影作品。
如果把话说得满一些，杨德昌应该是对世界电影作出贡献最大的一位华人导演，只可惜多数人不了解他，说起杨德昌只知道他与蔡琴的十年无性婚姻。
至于杨德昌有多厉害，请看一下这张图：
< 杨德昌处女作《海滩的一天》叙事结构 ，网络图>
图片可能看不清楚，你们可以大概感受一下时间线的复杂。图中横坐标是剧情时间，纵坐标是电影时间。
在接近三小时的片长中，故事横跨三十余年，于闪回中又有闪回。但是穿插起来却看着十分轻松，让人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叉少不知道怎么才能说出杨德昌的作品有多好，只是我第一次看三小时长的《一一》时，希望电影能长一点，再长一点，长到覆盖整个夜晚，最好长到生命尽头。
杨德昌出生在上海，1949年跟随父母迁徙至台湾。杨父在印制厂工作，母亲在信托局上班，在当时算是中产以上人家。
离开大陆，杨德昌母亲在台湾一个亲戚也没有，父亲只有一个叔叔。因此杨德昌家庭人际关系极其简单，除过父母就只有哥哥和妹妹。这使得他不善应对长辈，和人打交道也是直来直去，孩子气十足，为他以后与人不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哥哥喜欢画画，杨德昌也跟着画，家里的墙壁被哥俩画的乱七八糟。兄弟两人在学校里自绘漫画，给同学传阅。杨德昌最喜欢手冢治虫（日本漫画家，代表作《铁臂阿童木》）。后来，他回想起来，觉得手冢治虫讲故事的方式就是电影。
手冢治虫很在意自己的大鼻子，几乎在每部作品里都加入了一个大鼻子的角色。杨德昌的电影里则永远有一个小男孩，和小时候的杨德昌一模一样。
< 铁臂阿童木之父手冢治虫，网络图 >
开始，杨德昌的父母都不支持他搞电影，让他读电子。杨德昌尊重父母，顺从了他们的心愿，以工科生的身份留美。但他觉得高科技总讲科技融入人性，能够做到的事还是很少。
做了七年工程，他突然想转做电影。父母坚决反对，甚至在很多年以后，杨德昌电影获了大奖，母亲还打来电话劝他该收手了，是时候去做点正事了。
杨德昌在USC（南加州大学）念了很短时间的电影，但这对他从事电影几乎没有帮助。老师在讲台上问什么是剪辑，杨德昌就觉得老师脑子有问题——这还要你教。
电影始终是他最感兴趣的事，三十岁生日，杨德昌突然感到他老了，也许再不做电影就没有机会了。
看到美国电影“平庸的大行其道”，但高额的制作成本却把像他一样的创作者挡在门外。杨德昌觉得，拍电影太难了。
直到他看到德国电影新浪潮三杰之一的赫佐格拍摄的《阿基尔，上帝的愤怒》——全片只有八个工作人员和一台从学校偷出来的35毫米摄影机。
杨德昌知道，没有资金一样可以拍电影。
后来，杨德昌定做了一件T恤，上面写了三个自己最喜欢的导演名字：赫佐格，布列松，杨德昌。
回到台湾，杨德昌参与了张艾嘉策划的电视剧集《十一个女人》，制作其中一集，一个多小时的内容被他拍成了三个小时。他的作品和他的臭脾气同时出了点小名。
那个时代的台湾电影制作粗糙，缺乏新人。中影这样的官办机构也在寻求变革。吴念真和小野在中影供职，做《光阴的故事》企划，找四个导演各拍一个片段，组成一部电影，其中就有杨德昌。
小野说剧本已经写好，如果你不要，自己写一个也可以。杨德昌说开玩笑，当然要自己写。
拍摄时，中影的摄影师觉得几个年轻人没资历，在镜头上使手段耍他们。杨德昌一眼看出来，大闹说不拍了，后来在小野协调下才继续下去。
四个导演拍完，几位著名的影评人给导演的功力排了个序，无论怎么排，杨德昌都是第一。
《光阴的故事》获得成功，台湾新电影运动揭开序幕。
< 新电影运动干将（左起）吴念真，侯孝贤，杨德昌，陈国富，詹宏志 。网络图>
之后，杨德昌找小野报了三个选题，小野选了《海滩的一天》，再次找中影牵线。谈好后，杨德昌说中影的摄影师都是人渣，一个也不要用。小野说拜托是中影出钱好不好，你这是跟整个制度较劲。杨德昌说那就不拍了。
小野想了很久，心想这个导演不能放，他太有才气。
小野只好硬着头皮和老板汇报，说杨德昌合作归合作，但不用中影的摄影师。老板紧急召集员工开会，讲来讲去，主题只有一个：杨德昌脑子有病，赶紧换人。
幸亏有张艾嘉拉第三方入资，接受杨德昌的条件。
电影由杨德昌和吴念真做编剧，同为三十岁的张艾嘉和胡因梦出演女一女二。
张艾嘉是多栖明星，从二十几岁一直红到现在。胡因梦被称为台湾“七十年代第一美女”，1971年她毕业离开辅仁大学时，校内曾说“从此辅仁大学没有春天”。拍摄《海滩的一天》时，胡因梦已经与李敖离婚。
吴念真帮杨德昌写了厚厚一大本剧本，第二天杨德昌看完满满画的都是叉，还找吴念真讨论，说要不要找张毅重写一遍。
张毅当时在拍电影，原本谈定杜可风当摄影，结果杜可风要帮杨德昌拍《海滩的一天》。张毅见到杨德昌之后就斜眼看他，后来别人来传话，说杨德昌要找他单挑。
杨德昌在剪辑室里遇到了侯孝贤，当时他正在制作《风柜来的人》，两人结识，后来侯孝贤在影片中客串了一个接电话的小角色。
电影拍完，杨德昌获得金马奖最佳导演奖。
侯孝贤赏识杨德昌，出资赞助他拍了《青梅竹马》，在片中出演男主角。杨德昌力邀蔡琴做了女主。
< 拍摄《青梅竹马》时的杨德昌，蔡琴，侯孝贤。网络图 >
《青梅竹马》的票房不好，不过让圈内人更加认可了杨德昌的实力。
片中吴念真饰演一位棒球手，后来际遇不佳，做了出租车司机。影片中吴念真的右手一直带一只手套，但电影没有对此多做解释。
杨德昌说这个人物年轻时是投手，右手腕有伤，而出租车的冷气就在方向盘的右边，所以他会带一只手套。
这个细节让导演柯一正印象深刻，慨叹做人物没有人可以做到杨德昌那么细腻。
侯孝贤说如果他是女人，就会爱上杨德昌。一语成谶，电影拍完，蔡琴爱上了杨德昌。
蔡琴被杨德昌的才华吸引，想和其确立关系，可杨德昌迟迟没有答复，蔡琴和朋友说如果再不确定自己大约就要走掉了。
蔡琴打电话给杨德昌，要他把答复留在答录机上。杨德昌留了言，蔡琴却不敢收听，还想着把留言删掉。
直到杨德昌打了电话让蔡琴听留言，蔡琴才按下按钮。答录机传来一分钟的沉默，接着是一声长叹：“唉，你让我怎么说呢？”
不知蔡琴有没有听出语气背后的冷漠，但她实在是太喜欢杨德昌了，那晚穿了一身蓝衣，敲响了他的家门。
其实杨德昌也没想明白，只是觉得也许和一位明星歌手在一起也没什么不好。
两人在导演赖声川家里举办了婚礼。
婚后，杨德昌说要把精力放在文艺作品上，而不是两人的男女情爱，蔡琴完完全全的答应了。
蔡琴除过赚钱养家，还担任电影的美工，音乐，用自己的资源全力支持杨德昌拍电影，成了家里沙龙的女主人。
< 杨德昌与蔡琴，网络图>
杨德昌有两块黑板，一个挂在房间，用来梳理人物及电影结构；一个挂在在心里，给身边人的行为举止打分，谁的分扣完了，杨德昌就和他绝交。
几次合作让吴念真着实怕了杨德昌，举荐小野去帮他做编剧，准备拍摄电影《恐怖分子》。
杨德昌凌晨三点去敲小野的门，说自己有超赞的想法，拉着小野找咖啡厅。
杨德昌刚坐下，就说这里冷气太大，不舒服，换了位置又说这里也不好。空荡的咖啡厅里，两个人不停换位置，一直折腾到天亮。
小野问他到底是什么想法，杨德昌说正是因为没有想法所以心情不好，想找他说说话。
《恐怖分子》拖了很久，一直没开机，杨德昌说自己没准备好，又拉着小野要先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说一个月就拍完。
小野写了半公分厚的长信骂杨德昌，说他是“彼得潘综合症”，临到关键时候退缩，大人整天尽干小孩的事。
小野先把信给了吴念真，问他这么骂行不行。吴念真说千万别寄给杨德昌，他永远没错，只能是别人错，他看了只能更恨你。可小野气不过，还是把信寄了出去。
杨德昌回了电话，说自己看了信，接着小野只听到电话与电话绳打架。杨德昌在电话那头气得发抖，但憋住了没骂小野，因为小野是唯一可以帮他找到钱拍电影的人。
杨德昌被逼着拍了《恐怖分子》，拍完之后自己很不满意，说都怪小野，没准备好就拍了。
虽是不满意，可影片却获得金马奖最佳影片，杨德昌和小野获得最佳编剧。
这时，侯孝贤拍出了《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以及《恋恋风尘》。
1989年，侯孝贤凭借《悲情城市》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高奖，成为国际瞩目的导演。但侯孝贤说杨德昌的电影给自己很大压力。
< 悲情城市剧照 >
1986年11月6日，侯孝贤，陈国富，朱天文，赖声川等53个文化界的人物共同起草了一份“台湾电影宣言”。签完字，蔡琴说这天正好是杨德昌40岁生日。
蔡琴的事业飞一般地前进，台湾的电影市场却日渐萧条。
毕竟，艺术电影娱乐性较差，没法像蔡琴的歌那样流行，而偏偏新电影运动出来的这批人几乎都是做艺术电影的。
众多口碑很好的电影在台湾本岛都不叫座，只能靠海外票房维持。很多台湾电影为节省成本，只有导演和几个核心成员可以住旅店吃盒饭，剩下工作人员一律骑车回家自行解决。
侯孝贤半开玩笑说，台湾电影就是被自己和老杨搞死的。
后来侯孝贤评价杨德昌“水清无鱼”，被杨德昌误解，两人渐行渐远。
1991年，杨德昌正式筹备自己最想要拍的一部作品——《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电影根据真实故事改编：20世纪60年代初，台湾白色恐怖弥漫，李敖和《丑陋的中国人》作者柏杨相继因言获罪，在压抑的社会环境下，一名中学生杀死了自己的情人。
杨德昌找到张国柱，希望他带着儿子张震一起出演。张国柱一口答应，但是张震不想去，那时他小学升初中，想要趁暑假补功课。张国柱说没关系，一个暑假电影就拍完了，不影响学习。结果电影拍拍停停，持续了八个月，张震的功课落到没影。
第一次见到杨德昌，张震觉得他非常帅气。一米八六的大个子，穿着风衣，戴阿玛尼的眼镜，一身西式打扮，走在人群中甚是显眼。
< 杨德昌在片场，身边是片中的浪漫少年哈尼 >
电影开拍后，张震很快改变了对他的印象。在片场，杨德昌是不折不扣的暴君，每天“三字经”（X你妈）“五字经”（X你妈的X）挂在嘴边，对讲机和帽子要被他摔无数次，几乎每个演员都会被骂。
一次，张震莫名被杨德昌拉进仓库，劈头盖脸大骂一顿。骂完之后杨德昌关上屋里的灯，让张震一人在里面面壁思过。
半小时后张震被拉出来，拍了小四见到黑帮血拼的那场戏，一个少年第一次目睹生死。张震并没犯错，杨德昌之所以骂他，只是为了要他脸上惶然的表情。
后期配音时，张震变声，效果总是达不到预期。杨德昌在录音室外急得大怒：
“张震，要不你出来咱俩单挑。”
一个四十几岁的男人找一个十四五岁的男生单挑，这事估计只有杨德昌干过。
女主角杨静怡（在片中饰演小明）更倒霉，她没有演戏经验，时常不在状态。杨德昌不想直接找她，就指派杨顺清（片中饰演两幺拐老大山东）去骂她，杨静怡被骂跑，摄影师杜可风再把她劝回来。
如此反复多回，杨静怡还是达不到要求。杨德昌又新找了一位女演员，把杨静怡演的戏重拍了一遍，让她在边上看着。杨静怡以为是要换掉她，吓得够呛，竟意外找到了状态。
《牯岭街》之后，杨静怡再没有参演任何一部电影，不知道是不是与杨德昌留给她的阴影有关。
拍《牯岭街》时工作人员经常聚在杨德昌家，有时工作晚了，蔡琴就给他们拿维他命，下面条。所有人都被蔡琴对杨德昌的爱打动。当然，除了杨德昌。
婚后两年，杨德昌对蔡琴的态度渐冷。蔡琴是流行歌曲天后，而杨德昌是纯粹的艺术家。某一天早上醒来，杨德昌突然感到蔡琴与他的世界观是多么不同，以至于让他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也许，杨德昌对流行的鄙夷始终难以消去。
拍完《牯岭街》，原本活泼的张震性格大变，回到学校经常沉默。他还没有意识到，参演这部电影几乎改变了他的一生。之后他出演的每一部电影，都像是在演“小四”。
《出租车司机》《愤怒的公牛》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同时也是《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导演毕志飞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看完《牯岭街》说：
“在所有层面开拓了我的眼界，让我感动。”
《牯岭街》获得亚太影展和金马奖最佳影片。杨德昌很获鼓舞，请了影评人和导演吃饭，当时还是小导演的李安也在。
席间杨德昌大骂当时某知名的导演，后来影评人说那个导演的电影还蛮好看，李安跟着附和。杨德昌很生气，一言不发，只顾自己吃饭，弄得满桌尴尬。
柏林墙倒塌之后，杨德昌说这个世界要出大问题，资本主义没有了共产乌托邦的制衡，人类会盲目无知地追着欲望，最后从悬崖坠下还沾沾自喜。
杨德昌觉得台湾社会正朝着这条路一去不返，拍了《独立时代》和《麻将》讽刺现状。他本想学伍迪·艾伦那样拍轻松的喜剧，可伍迪·艾伦是自嘲，杨德昌却是在冷冷地嘲笑别人。《独立时代》和《麻将》都很尖锐，但票房并不理想。
接连几部电影票房失利，杨德昌经济状况极差，但《麻将》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他还是决定自掏一百多万台币请剧组人员去柏林参加颁奖典礼。
台湾电影不景气，工作人员没有尊严，杨德昌想让他们去走一次红毯，好知道从事电影在世界上是绝对受到认可的。
也是在拍《麻将》的时候，杨德昌认识了钢琴家彭铠立——他的第二任妻子。
< 杨德昌与彭铠立，网络图 >
杨德昌像个小孩子一样，跟同事说在聚会上认识了一位钢琴老师，跟她什么都能聊，建筑哲学都没问题。也许内心里杨德昌认为彭铠立才是和他一样的艺术家。
杨德昌与彭铠立越走越近，闲言碎语渐渐传到蔡琴的耳朵里，可蔡琴依然相信杨德昌。
直到杨德昌在一场发布会上口无遮拦，说出了他们的婚姻无性。
“十年情感生活，一片空白。”
杨德昌的话让蔡琴陷入了最尴尬的境地，媒体逼着蔡琴解释，她强说自己不是空白，有着全部的付出。但这似乎没能抵挡住媒体狂热的报道，只是越发显得自己是一个可怜的人。
蔡琴曾有一支歌作为杨德昌电影的主题曲，歌名叫《请假装你会舍不得我》。但杨德昌离开她时，连丝毫假装都没有。
蔡琴最终选择了放手，在演唱会上说该减的肥减了，该离的婚离了。
可这仍然不算完，杨德昌后来又对媒体说，和彭铠立在一起的几年是自己最快乐的日子。
乔治·奥威尔说艺术家不接受道德法庭审判，确实，一切都不能抹杀艺术家的作品。只是苦了蔡琴，她几乎抑郁，靠吃药才能入睡。
有人说，蔡琴的那颗泪痣是为杨德昌长的。
杨德昌的电影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但在台湾却销路不佳，这让他一直郁郁不得志。旧的电影体制也让他施不开手脚，迫使他身兼数职，自己找钱找人找发行，也影响了他电影的产量。
《一一》获得戛纳提名时，杨德昌助理打电话给“新闻局”申请旅费补助，“新闻局”回答说“你们这个不是台湾电影。”这是杨德昌最沮丧的时刻。
新闻局不认，可《一一》是杨德昌酝酿时间最久的一部电影，也是最获认可的一部。
拍《一一》时，杨德昌又找吴念真做演员，吴念真推脱说不想演男主角，杨德昌说剧本就是照着他来写的，因为杨德昌看到了吴念真压抑的一面。
电影里有一场很简单的戏，吴念真开车带一家老小回家。拍完过了一阵，吴念真接到通知，要重拍这场戏，他来到片场一看：“老婆”换人了。没过多久，他再次接到重拍通知，回来一看，“女儿”也换人了。
电影中的高中生本来由吴念真的儿子吴定谦饰演，演了一场，吴定谦就跑了。吴念真问他为什么，他说与自己演对手戏的女孩为了拍这部电影休学一年，但演了两个月就被换掉了。
吴定谦说：“杨伯伯只喜欢电影，不喜欢人。”
《一一》台词：
婆婆，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你知道我以后想做什么吗？我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情，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我想，这样一定天天都很好玩。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发现你到底去了哪里。到时候，我可不可以跟大家讲，找大家一起过来看你呢？婆婆，我好想你，尤其是我看到那个还没有名字的小表弟，就会想起，你常跟我说：你老了。我很想跟他说，我觉得，我也老了。
2000年，杨德昌的《一一》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杨德昌几乎全部的喜悲都与创作相关，达成他想要的完美境地他就高兴，达不到就愤怒悲伤。演员达不到他的要求他气得发疯，达到了他的要求他就高兴的想要跪下去亲演员的脚趾头。
杨德昌纯粹的要求使他几乎没什么朋友，更多的是钦佩他的人。
遇到杨德昌之前，魏德圣觉得片场工作繁复，一切都是卖命换钱。而杨德昌的出现为一切带来了
“浪漫的目的性”。
< 魏德圣在片场，网络图>
《一一》拍完十几年，侯孝贤一直不敢看，那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确实，2000年像是华语电影的分水岭。
那年，李安凭借《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电影大卖，票房超过两亿美金。这之后，华语电影导演的志趣似乎发生了集体转变，他们学习李安，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武侠传奇。
张艺谋拍摄商业大片《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陈凯歌拍了《无极》《道士下山》《妖猫传》。
不是说这些作品不好，只是几乎再没有华语电影用《一一》那样温和的方式慢慢讲述生命了。
《一一》得奖后不久，杨德昌确诊结肠癌。
2007年，杨德昌逝世。他的墓碑上没有头衔，只是写了这样一句话：
“Dream of love and hope shall never die.”（爱与希望之梦不熄）
杨德昌去世一年后，魏德圣的电影《海角七号》大卖，之后台湾商业电影大批涌现，《艋舺》《鸡排英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成为票房指标。台湾电影结束了二十多年的不景气。
不知杨导在天上看到这番景象是会欣慰还是心酸。
当年杨德昌对细节的过分坚持抬高了电影拍摄成本，曾与制片人小野爆发多次争吵。
杨德昌逝世后，小野把他全部的电影连着看了一遍，终于明白了杨德昌当年所有的坚持和怒火，想起了他说的那句：
“观众不在乎，可是我在乎啊。”
贾樟柯说：
“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国产电影就失去了创作活力和国际市场信誉。那些国际大导演其实早就没有了国际发行，靠着媒体炒作装点门面。”
可能，他们没有杨德昌那么在乎。
PS：前段时间调整状态，一个多月没更新，让各位久等了，叉少在这里说声抱歉。长文创作不易，如果故事有打动你，希望能转发鼓励一下，也欢迎留言互动，叉少会坚持把这件事做下去。^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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