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崇灃
矮大緊
“一個出生在小地方的人，格局就是很糟糕”，昨天看到一個網友在一篇DD打車文章的評論區發表了這樣的評論，莊某也深以為然。首先聲明一下，本文無意攻擊任何人。只不過是之前看了高曉松的地理決定論和出生決定論的視頻，當時就的很有同感。今天剛好有了點感想，就隨便寫寫。
緣於那天打車，我問司機一個月能賺多少，司機訴苦說，13塊錢的訂單，DD要拿走7元；DD不用出車，不用出人，不用出油費，我們司機沒有任何的保障；它只派發一個信息，卻要走一大半的錢，最高提點達到26%，在上海這樣的城市，一天干12個小時以上，一個月賺個6-7000元的，你叫我們怎麼生存？
企業要賺錢沒有錯，但是像DD打車這樣的公司，最近20年來還真沒有看到。頭條裡面所有關於DD打車文章的評論區，95%不是各種臭罵就是各種詛咒，司機罵、乘客也罵，不明真相的吃瓜群眾也跟著罵，反正也不要錢。不是我玻璃心，莊某認為，這樣的財富賺來真的會貽害子孫十八代。好吧，你可以拿莊子的“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沮”來懟我，可惜我真的做不到那麼厚臉皮，即使有機會我也做不到。
壟斷的結果就是對客戶最大的傷害，最終都是要消費者來買單，對合作司機的過度收割，讓司機心寒。這次美團出手，司機、乘客都叫好，網上有評論說“好像歡迎解放軍進城一樣”，其實只是民心向背問題而已。我和大多數理性的人都認為，不是說美團打車有多好，而是有了競爭，消費者多了一個選項。美團在外賣領域如何壓榨商家和送外賣的“騎手”，也一樣被罵個臭頭。
與人合作，顧及對方的利益是最重要的，不能把目光僅僅侷限在自己的利上，兩者是相輔相成的，自己捨得讓利，讓對方得利，最終還是會給自己帶來較大的利益。
據說李嘉誠曾告誡他的兒子：
與人合作，7分合理、8分也可以，那麼，我拿6分。一個斤斤計較要拿8分的人，也許只有一個人願意和他合作；一個寧願拿6分的人，也許會有10個人願意合作，這就是8分與6分的差別。
話說回來。高曉松還提到一個論據，說大多數貪官都是來自貧苦的農村，小時候太苦了，有了機會就抱著僥倖心理大撈特撈，這在心理學上其實就是代償心裡，就是在某個方面得不到滿足，就越會想要得到，只有這樣才會平衡小時候對物質缺乏的恐懼。反觀那些出生在比較富裕的家庭的人，對金錢和物質沒有那麼強烈的渴望，更多的時候會顧慮到自身羽毛和家族榮譽，所以也就更不會那麼貪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一個人出生的地方和出生的家庭基本已經決定了他的眼光，從而決定了他的格局，也就決定了他的事業有多大。當然我說的是普遍性規律，個別人由於後天的努力和後來所處環境的改變，也有特例。舉個不恰當的比例，如，在大多數行星上看太陽都東昇西落，但是在金星上，太陽卻是西升東落，因為金星的自轉方向是自西向東的。
高曉松還從地理角度分析了一個國家或者民族的屬性，如日本人的島國心態就是相當的狹隘，就沒有美國這樣的擁有廣闊大陸又瀕臨兩大洋的開放和胸懷。腦補一下，高曉松常說的地理決定論主要如下：
一是東西好吃、姑娘好看的地方，經濟往往不太好，東西不好吃、姑娘也不好看的地方，往往經濟發達；二是日本地狹人稠，又多災多難，所以日本人容易幻滅，有很強的厭世情緒。
無獨有偶，地理決定論和出生決定論古今中外就有很多擁躉，如大家熟知的李斯的廁所和穀倉裡的老鼠論，其實就是環境的因素很大程度決定了一個人能否有多大的出息罷了。在早一點，託名吳起的《吳子》（戰國時的軍事論文集），其中有一篇叫“料敵篇”，就是通過地域來判斷敵人的屬性。文章認為：
秦國地勢險要，百姓好勇鬥狠。楚國佔有廣袤的土地，民眾總是很疲憊。跟秦國和楚國的兵作戰，就要用不同的方法。對付秦國兵，要用利益引誘，則秦兵就必然會冒進，不聽指揮。對付楚國兵，襲擾即可，都不用正面進攻，沒多久就敗了。歷史事實也證明果真如此。
《荀子》是戰國後期儒家學派最重要的著作，其作者荀況也是這種思路。他著重分析了秦國惡劣的地形是怎麼成就了秦國人的性格，重點就是兩個字“狹厄”。這樣的人，用厚利重罰驅使之，勇猛無匹，坐擁漁鹽之利，以商業立國的齊國，就不可能誕生秦國這樣的死士。
緊接著，漢朝又出了兩位地理決定論大家，一是司馬遷，一是王充。太史公在《貨殖列傳》就拿地理決定論來分析各國的民風和習俗。大概可以總結為這麼幾點：
地狹人稠的地方，百姓簡樸吝嗇，膽子小，不會做違法亂紀的事；佔據海濱之地，求生容易的國家，百姓聰明，好議論；地力薄弱，難以積蓄的地方，百姓易怒，習俗容易反覆……等等。
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唯物主義哲學著作《論衡》的作者王充更直接，他則認為：
萬事萬物，無非陰陽。他通過論述元氣，元氣分陰陽、化萬物，賦予了世間萬事萬物以不同屬性。
所以，俗話說的，“窮山惡水出刁民，山清水秀出美女”，也就沒有什麼奇怪了。山川鍾靈毓秀，塑造出來的大多數是名人志士。很難想象在荒涼的沙漠之地，能有多少人才出息，漢人對少數民族冠以“蠻夷”之稱，恐怕和此不無關係。
同是四大文明古國的希臘，亞里士多德考察了當時可見的所有政治形態，得出結論的結論是：
歐洲氣候多寒，民眾勇敢但欠缺靈活，能獨立而不能施行統治，亞洲氣候炎熱，民眾靈活而欠缺智慧，因此淪為奴隸。只有希臘，氣候不冷不熱，所以希臘人兼有二者之長。這聽起來不像地理決定論，倒像是氣候決定論。但他論述的時候，的確強調了地理位置和土壤的影響，只是氣候因素更為突出罷了。
事實上，無論是荀況、司馬遷、王充，還是亞里士多德、柏拉圖等，他們的觀點其實就是強調地理和氣候對人的影響，甚至是對一個民族性格的塑造，畢竟性格決定命運嘛，一個人如此，一個企業如此，一個民族如此，一個國家也如此。
當然，他們每個人論述的角度也不盡相同，比如荀子、吳子論述軍事，除了地理，還強調政治，但和亞里士多德不一樣，他們沒有將政治的不同形態和氣候或地理聯繫在一起。而柏拉圖的觀點，則和司馬遷有些類似。他同樣強調海洋對居民性格的影響。海洋是商人氣質的催化劑，使人善變而虛偽，和海濱之人打交道（廣東、福建沿海人不要對號入座），要非常小心，因為他們與別人交往時容易變得不可信和敵對。但是司馬遷談論地理，同樣談論地方文化，縱是海濱，有周禮遺風，也不盡是商人，這和柏拉圖所說的還是有很大的區別。
所以，DD打車之所以今天會搞得天怒人怨，像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司機詛咒、乘客臭罵、政府態度曖昧（據傳DD迄今並沒有拿到上海網約車執照）甚至不開心，絕不僅僅是簡單的商業行為那麼簡單，本質是創始人的出生地方使然（我也不知道什麼地方，再次聲明一下，本人沒有任何地方歧視）。其實，目前還有不少的企業也有如此難看的吃相，雖然可以一時猖狂，但是，消費者一定會用腳投票，利益面前，就是民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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