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現代性就是那些使現代社會有別於傳統社會的觀念價值體系和制度框架性因素。理解和解釋了現代性，不僅能回答現代社會從哪裡來的問題，還能更好解釋為何現代社會從“西方興起”的問題。關於現代性的起源的問題，人們曾進行過各種探討。以前解釋的侷限性主要在於把現代社會的一些突出性標配誤以為是現代性的起源，比如把民主制度、市場經濟、科學技術等視為現代性的主要推手。
但這種解釋模式的尷尬在於所有這些因素都曾在不同形式的傳統社會中出現過：古希臘羅馬曾經實行過民主制度；市場經濟則可以說無處不在，反而像美國這樣的早就現代化了的社會卻在南方長期保留奴隸經濟；像中國等文明古國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期科技水平相對領先。中國學者金觀濤認為，社會是否現代的標準不在於是否有市場經濟和科技應用，而是能否達到一個突破。在他看來，現代社會的主要特徵就是發生了科學技術無限制的運用和市場經濟的不斷擴展導致超增長。
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何傳統社會為何未能達到這種突破？金觀濤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在傳統社會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應用缺乏價值動力和道德上的終極正當性，因此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和社會制度及主流價值系統發生衝突，不得不停頓下來。
金觀濤的解釋無疑讓人想起黃仁宇和卜正民的相關說法。黃仁宇在提及晚明的資本主義“萌芽”為何未能開花結果時，認為範圍更廣的落後地區總是會拖先發地區的後腿，而出於全國一盤棋的維穩需要，統治者便總會更多遷就落後地區的需求，打壓先進地區和部門。卜正民在《縱慾的困惑》一書中，則淋漓盡致地刻畫了面對勃發的市場經濟明朝的精英階層在“縱慾”之餘的困惑和惶恐不安，以及他們如何“違心”地想通過恢復明初的“純淨”價值觀來對抗慾望橫行的滔滔濁世。
在金觀濤看來，現代社會完成了價值系統的轉化，科技的無限運用及市場機制無限擴張獲得了史無前例的正當性和制度保障。那麼何為現代社會的價值系統，轉化又是如何發生的呢？就此，金觀濤提出了現代性的兩大要素，即工具理性和個人權利。
工具理性的說法顯然借鑑了馬克斯·韋伯的思想，因為韋伯就認為現代化是工具理性的擴張。金觀濤認為，理性精神自古有之，但在傳統社會理性精神沒有和終極關懷“決裂”，因此一到理性探索威脅到信仰的臨界點，統治階層為了維繫信仰體系的權威，就會扼殺理性的擴張，最為典型的事件即為“蘇格拉底之死”：古希臘人對理性的擴張感到恐懼並最後扼殺作為理性精神化身的蘇格拉底。
直到新教革命以後，新教徒把對上帝的信仰視為與理性無關的領域，也即一個新教徒可以信仰上帝，以基督教為終極關懷，同時也可以以理性作為行動的原則，用科學技術改造世界。歷史證明，只有理性與信仰脫鉤，兩者呈互不相干的狀態，理性才可以穩定地成為科學、技術、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基礎，不會對信仰和道德造成顛覆。近代科學技術的突破主要發生在新教國家，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這種上帝從非信仰領域淡出的進程被一部分西方知識分子視為“上帝之死”，從“蘇格拉底之死”到“上帝之死”，是一部工具理性最終在世俗領域佔據上風的精神進化史。
金觀濤接著指出，僅僅理性化還不足以把握現代社會在價值和制度上的全部特點，現代性還包括第二個核心：個人權利為正當性的最終根據。私有產權和市場經濟在道德上的正當性，只能從個人權利導出。正是因為個人權利是社會制度正當性的最終依據，那麼每個人把自己的東西自願地與其他人交換，以增加彼此的利益，當然也是正當的，於是保證交換和分工的市場制度也是正當的。
工具理性和個人權利這兩個現代性的核心價值互相結合，形成了現代社會的組織原則，這就是社會契約論。基於現代基本價值的社會組織原則只能是契約，因為組成現代社會的最基本單元是個人，而非傳統社會那樣根據宗教、文化和血緣等天然有機的聯繫進行組織。傳統社會的契約關係也一直存在著，但遠非占主導地位，而且居於社會有機體內，而非超然於社會有機體外。也正因為如此，市場經濟的擴張是有限度的，當它和社會有機體衝突時，發展就停了下來。而現代社會組織藍圖把家庭、社會、國家以至全人類組織都看作契約共同體，才造成市場經濟無限擴張的可能性。
再接下來的問題是，是不是有了工具理性，認同個人權利，接受現代組織藍圖，契約共同體就能無限擴張，從而確保市場經濟無限擴張促進生產力的超增長呢？在金觀濤看來，要想實現這一目標，還必須引入現代價值系統也即現代性的第三根支柱：現代民族國家認同。
如果作為個人契約結合的政治組織無法建立，就不能為科技無限制地運用和市場經濟不斷擴展提供製度框架。換言之，如果沒有政治契約和政治契約組織，經濟和社會的契約和契約組織也是不穩定的。而隨著工具理性和個人權利以及以個人為基礎的契約簽訂的價值觀念深入人心，人們日益發現以個人為基礎的、強調個人權利和理性價值的政治契約組織的達成，需要在血緣、宗教、文化、信仰等認同之外另覓新的凝聚性意識形態和制度框架。作為回應上述要求的答案，民族主義和現代民族國家由此興起。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海德格爾等反對現代性的哲學家們會特別強調社會的“有機體”性質，因為在他們看來，正是現代性對個人權利的“過分強調”和在物質利益基礎上形成的契約型共同體，敗壞了人們的心智，並令社會呈現碎片化狀態。
金觀濤認為，民族認同對內將個人組織成社會，規定政治共同體的形態，對外為國家主權提供正當性。而民族國家對內是形成統一市場、把不同人因實現自己的目的建立大大小小的契約組織互相整合的前提，對外民族國家則作為主權擁有者可以像擁有權利的個人那樣把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建立在契約之上。如此一來，市場經濟才能在一方面在民族國家內部無遠弗屆，一方面又可以越出國界進行擴張，進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以民族國家國家為推手、以民族國家體系為舞臺的全球化，從而有別於前現代歷史階段那種雖有遠程交換、但終究因缺乏強有力的制度性推手而時斷時續的主要由地區市場聯結而成的脆弱的全球貿易體系。
至此，現代性的三大支柱得以確立，現代價值系統與現代政治經濟制度也得以耦合。一方面現代價值系統為現代政治經濟制度提供正當性，與此同時政治結構為經濟和價值系統提供保護，另一方面經濟系統則為政治系統運行和價值之實現提供物質支持。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英國曆史學家將法國大革命和工業革命視為催生現代世界的雙元革命。法國大革命不僅促成法國成為現代民族國家，還引發歐洲一系列民族國家誕生。從此，西方變成一個以基督教為終極關懷，以民族國家為單元組成的世界共同體。這一切為經濟的超增長和全球化浪潮提供了制度框架。
在那些對現代性的擴張持無限樂觀態度的西方知識分子看來，這一切無疑意味著“歷史的終結”，迎合也罷，抵抗也罷，世界最終將迎來現代價值與現代政治經濟制度的大同。也因此，著名哲學家亞歷山大·柯耶夫曾認為中國的辛亥革命“只不過是在中華帝國引入了拿破崙法典”而已。
一戰的爆發和現代世界體系的解體，一度證明亞歷山大·柯耶夫版本的“歷史的終結”過於樂觀了，一如當前全球化的階段性退潮，也證明福山式“歷史的終結”的某種虛妄。不過，人們有理由相信，現代價值體系和現代政治經濟制度雖然並不意味著歷史的終結，但人類社會回到前現代的可能性更微乎其微，而只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現代價值體系和現代政治經濟制度不斷進行更新和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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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圖：《蘇格拉底之死》（Jacques-Louis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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