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西藏
帝國嗜血——沙州（敦煌）之圍！
本文六千餘字，將涉及以下幾個內容：
敦煌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沿革；
唐朝在西域的拓展和沙州的建制；
安史之亂後三代河西節度使的困境；
沙州在吐蕃圍困十一年中的苦苦支撐。
遼西走廊位於遼寧錦州市山海關之間，東臨遼東灣，西依松嶺山，長約185公里，寬8～15公里。
這條細細的通道上，錦州、葫蘆島、興城、綏中、山海關鎮扼要衝，背山面海，歷來為兵家征戰必經之地。同時，遼西走廊還連接著華北的農耕文明和東北的漁獵文明、蒙古的遊牧文明，一旦遼西不守，整個華北平原都將門戶大開，再無寧日。
而河西走廊則夾在祁連山、合黎山、龍首山之間，從金城（蘭州）出發，越黃土高原與河西平原的分界烏鞘嶺。
自東南向西北，經涼州（武威）、甘州（張掖）、嘉峪關、肅州（酒泉）、瓜州和沙州（敦煌），越過玉門關和陽關，一直遠出到新疆白龍堆的茫茫沙海，全長約1000公里，最寬處百餘公里，窄處只有數公里之狹。
對於河西走廊的重要地位，季羨林曾做如此評價：“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河西走廊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了。”
季先生是從文化特徵的角度，論述河西走廊和敦煌的重要意義，但從帝國拓展的層面上說，河西走廊這一狹長的區域，在充當文化與經貿輸血管的同時，也把中國北方的少數民族，分成了一東一西兩個部分。
如果中原帝國能夠從河西走廊突出，控制西域的牧場，則北方邊患孤掌難鳴，難成肘腋之患。北方問題西部解決，便是漢武帝“鑿空西域，張帝國臂掖，斷匈奴右臂”戰略構想的發端。
敦煌（沙州）位於河西走廊西端，黨河下游的一塊綠洲上，南面是祁連山脈的三危山，北面是北山山脈，疏勒河橫貫北境，西扼玉門關、陽關，東接瓜州、酒泉。
如果說河西走廊是中西交通的幹線，敦煌則是連接中原與西域、中國與西亞乃至歐洲北非的咽喉。
作為走廊西部的門戶，敦煌是東西方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交匯地。因此，它才會成為各民族輪番上陣的大舞臺，也才會給我們留下莫高窟這樣的寶庫。
公元前121年（漢武帝元朔六年）3月，鏢騎將軍霍去病率一萬精騎出隴西，痛擊匈奴右賢王部，6天連破匈奴五國，鏖戰於皋蘭山下，殲敵九千，殺匈奴盧候王、折蘭王，俘虜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從此，河西地區歸入了漢朝版圖。
漢武帝在河西設立武威、酒泉二郡，敦煌一帶歸酒泉郡管轄。前111年（武帝元鼎六年），又分割了武威、酒泉二郡的轄地，增設了張掖和敦煌二郡，這就是著名的“河西四郡”。
河西四郡的管轄範圍，大致包括今甘肅武威、金昌、張掖、酒泉、嘉峪關以及內蒙阿拉善盟一帶。
失去了河西走廊對匈奴來說損失慘重，他們悲歌道：
“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
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匈奴歌》
“敦煌”一詞，便是隨著河西四郡第一次見諸史端，關於這個名詞的由來，目前學界尚有爭議。
在《漢書》中對敦煌的解讀為：“敦，大也。煌，盛也。”但現代學者多認為“敦煌”的詞源不是漢語，可能為當地少數民族語言的音譯。
不管敦煌一詞從何而來，其對漢朝的重要意義確實公認的，為了護佑敦煌郡下轄的敦煌、冥安、效谷、淵泉、廣至、龍勒六縣。武帝特意徵發民眾，將秦朝只修築到甘肅臨洮(今岷縣)的長城，繼續向西延伸，過令居(今蘭州市附近)、酒泉直至玉門關，形成了一道自敦煌至遼東，長達一萬一千五百餘里的雄偉屏障。
漢朝對敦煌的經營，還表現在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和屯墾。為改變河西地區人口稀少的現狀，漢武帝實行了從內地往河西移民的措施。
到西漢末年，河西四郡已有六萬一千餘戶，人口二十八萬多。其中，敦煌郡就有一萬七千餘戶，三萬八千多人。
這些人常住戶口，再加上三十萬左右的戍卒，使河西與敦煌的民族構成發生了根本變化，漢人成為敦煌的主體民族。
漢人的大量到來，也改變了敦煌地區的生產生活方式。敦煌歸漢前，這裡活動著的多是過著遊牧生活的少數民族。
而漢代移民和戍卒的到來，屯田成了當地最主要的生產方式，敦煌與河西的社會生活方式也從遊牧轉變為以農耕為主。
魏晉時期河西地區先後建立了前涼、後涼、南涼、西涼、北涼等政權。前涼張駿曾改敦煌之名為沙州，西涼則以敦煌為國都。
十六國時期，中原離亂，河西成為相對穩定的地區。中原碩儒逃奔河西避難，佛教在敦煌空前興盛，成為了河西的佛教中心、竺法護、宋雲、法顯、鳩摩羅什都在敦煌留下了足跡。
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樂尊和尚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首開石窟供佛，莫高窟從此誕生了。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平定了河西地區，循隋文帝舊制在敦煌置瓜州，並任命李世民為左武侯大將軍使持節涼、甘等九州諸軍事，涼州總管，可見對河西地區的重視。
但唐初河西地區並不穩定，兩年後（621年）瓜州刺史賀拔行反唐、623年張護、李通謀反，等唐朝把這些反叛撲滅後，並將瓜州改沙州，管轄瓜、西沙、肅等三州，河西區才算略略穩定了下來。
隨後，唐朝以沙州為中心展開了一系列軍事行動：
貞觀九年（635年），李靖、侯君集、李道宗西擊吐谷渾，收歸臣屬；
貞觀十三年（639年），侯君集徵高昌，滅其國，置安西都護鎮其地；
貞觀十八年（644年），征服焉耆；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克龜茲，並在安西都護府下設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史稱“安西四鎮。”
隨著唐朝向西不斷拓展，以及安西四鎮的設立，連接河西走廊和西域的沙州戰略地位愈發重要。每次唐軍進軍西域，都以沙州做為軍事物資供應基地，沙州的守軍和百姓也經常隨軍出征。此外，駐守安西四鎮的戍卒也主要是來自敦煌與河西的府兵。
為保證沙州的安全，唐初楊恭仁任涼州都督時，便在玉門設立了玉門軍，而後又在沙州城內設立了豆盧軍。
676年（唐高宗儀鳳元年），還把西域南道上的石城鎮(今若羌)和播仙鎮(今且末)劃歸沙州管轄，並在河西走廊周邊設赤水軍、建康軍、墨離軍、大斗軍和白亭軍，以及懸泉、常樂、張掖、交城等守捉。
711年（唐睿宗景雲二年），更是將黃河以西的地區，從隴右道中剝離，設置了河西道並單設了河西節度、支度、營田等使，負責河西的軍事、財政與營田等方面的事務。
河西節度使是唐朝所設的第一個節度使，到玄宗天寶元年（742年）時，河西節度使轄兵七萬三千人，居全國第三位，戰馬一萬九千四百匹，佔全國在役軍馬總數的四分之一。
但河西的兵強馬壯是建立在唐朝繁榮昌盛基礎上的，天寶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唐朝的盛世被攔腰斬斷。
為緩解東部的軍事壓力，河西、隴右、北庭、安西等地的西北軍精銳大量馳援關中，西北邊防驟然削弱。
吐蕃乘機發動了大規模的攻勢，自唐肅宗至德元年(756年)至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年)，蘭州（甘肅蘭州）、廓州（青海化隆西南）、河州（甘肅東鄉）、鄯州（青海樂都）、洮州（甘肅臨潭）、岷州（甘肅岷縣）、秦州（甘肅秦安）、成州（甘肅西和）、渭州（甘肅隴西）等數十州已經相繼淪沒，吐蕃牢牢控制了隴右地區，切斷了河西與中原的聯繫。
781年（唐德宗建中二年），久無音訊的安西四鎮，終於和大唐取得了聯繫。安西使者取回紇道，從河西走廊北側，跨越大漠回到長安。
德宗君臣終於得知伊西（今新疆哈密、吐魯番）、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安西四鎮留後郭昕率將士，在吐蕃佔據河、隴後，仍舊苦苦支撐著安西，這塊大唐的飛地。
德宗聽到安西將士的堅持，不覺當庭潸然淚下。同時，使臣還給唐庭帶了沙州最後的信息。
唐代宗寶應二年(763年)，楊志烈繼任河西節度使兼伊西都護。他不滿足於固境自保，而是配合朔方唐軍開展了一系列抗蕃戰爭。
同時，唐庭也曾派兵西救，但未能成功。廣德二年(764年)，代宗又希望藉助於闐王尉遲勝歸國來打通河西通道，但此計劃被尉遲勝拒絕而未能實行。
廣德二年(764年)，僕固懷恩之亂中，河西節度使楊志烈，在吐蕃盡佔隴右威逼河西的情況下，聽說僕固懷恩聯合回紇、吐蕃威脅長安，毅然派兵出征，攻擊攻擊僕固懷恩老巢靈武，以圍魏救趙之策，解長安之困。
出征時，他對帶兵的監軍柏文達說道：“河西銳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武，則（僕固）懷恩有反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
只可惜，楊志烈所託非人，監軍柏文達實在不是將才，初戰獲勝後，被吐蕃、回紇聯軍夜襲營帳損失大半。
殘兵敗將退回涼州後，柏文達見到楊志烈禁不住嚎啕大哭，這時楊志烈說了一句不該說的話，“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
這下旁邊聽見的士卒都不願意了，心裡說我們捨死忘生的拼殺，原來在節度使心中啥都不是呀！
未幾(764年)吐蕃攻涼州，“士卒怨其言，不為所用，涼州陷”。楊志烈只得逃往甘州（今甘肅張掖），在途中於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正月，被沙陀人所殺。
唐朝詩人張籍，在他的《橫吹曲辭·隴頭》一詩中，描寫了涼州陷落時的情景：
隴頭路斷人不行， 胡騎夜入涼州城。
漢兵處處格鬥死， 一朝盡沒隴西地。
驅我邊人胡中去， 散放牛羊食禾黍。
去年中國養子孫， 今著氈裘學胡語。
誰能更使李輕車， 重取涼州入漢家？
可見當時，吐蕃佔據隴右河西之地，除了掠奪人口西去為奴之外，還曾在河西推行吐蕃的服飾和語言。對漢人來說，披髮左衽、口說胡語是極大侮辱，由此引發的漢藏對立，極有可能在河西等地造成了大量的流血衝突，詩人描寫的涼州城殘破的景象，極有可能是當時涼州城的真實寫照。
從這個時間節點開始，河西走廊被吐蕃一刀斬斷，西域與內地的音訊斷絕，但西域唐軍仍在堅持，雖與內地再無聯絡，卻仍舊奉唐朝正朔。在吐魯番出土的《高耀墓誌》有廣德四年（相當766年）年號。
實際上廣德只有兩年（763-764年），765年代宗改元永泰（765-766年）。墓誌仍然沿用廣德年號，說明在765年以前就己失去聯繫，不知長安改元“永泰”。
楊志烈被殺後，由於唐朝與甘州的交通已被隔斷，無法從關中派員接任，只能委任楊志烈的族弟楊休明為河西節度使兼伊西庭節度使。
楊休明剛剛上任，吐蕃便大舉進攻河西。大曆元年(766年)，甘州淪陷，楊休明被迫再次西逃沙州。從此，沙州成了河西抗蕃的大本營。
此時，河西節度使楊休明帳下所能管轄之地，僅餘沙、瓜、肅、西、庭五州，河西其他州郡均落入吐蕃之手。
楊休明主政河西、北庭的三年間 (765年一767年)，河西、北庭之間的交通也漸漸被隔斷，行政上只好各自分立，由曹令忠主北庭，周鼎主河西。
代宗大曆二年（767年）前後，楊休明試圖前往北亭徵調兵馬，聯合安西都護府留守軍健，共同保衛沙州，不料被伊西廳留後周逸，勾結突厥殺害於長泉。
失去最高長官的唐軍將士，仍未放棄所固守的沙州。楊休明死後，時任巡撫河西觀察使的周鼎，肩負起河西節度使的重任。
不過，他應該是以觀察使的身份代領節度之職，因為直到周鼎死後，吐蕃將其遺體送還唐朝，唐庭才追認其為河西節度使。
周鼎主政河西十年（767年—777年）間，沙州軍防形勢更加嚴峻，肅州（今甘肅酒泉）、瓜州（今瓜州縣鎖陽城）、伊州（新疆哈密）相繼淪陷，沙州與北庭的聯繫徹底斷絕，沙州成為唐朝在河西保有的最後一座州城。
所幸，當時吐蕃的主要精力，都在進攻隴山（六盤山）染指關中，對河西西端的沙州採取了圍而不攻、迫其投降的戰略。而周鼎則趁機私下與吐蕃將領約合，算是在覆巢之勢下，堪堪保沙州全卵。
代宗大曆十一年（776年），吐蕃贊普赤松德贊移帳南山（祁連山），令尚綺心兒攻打沙州，心神俱疲的周鼎，曾試圖向回鶻求救兵，可惜回鶻兵逾年不至。
周鼎決意放棄沙州，焚城而去，帶領城中居民舉城東遷，回到大唐，可是這一政策，遭到沙州大族和民眾的激烈反對。
《新唐書 • 吐蕃傳》：“始沙州刺史周鼎為唐固守，贊普徙帳南山，使尚綺心兒攻之。（周）鼎請救回鶻，逾年不至，議焚城郭，引眾東奔，皆以為不可”
說起來周鼎的計劃，確實不具備可操作性，河西走廊早已被吐蕃截斷，沿途必定沒有補給之處，沙州與長安數千裡之遙，帶著全城老幼步行走完這段旅程，幾乎與尋死無異。
777年（大曆十二年），秋末冬初，周鼎趁吐蕃圍而不攻之機，派兵馬使閻朝出城打草。
閻朝接到命令後，到周鼎處拜謁辭行，恰好周鼎的親信屬吏周沙奴也在帳中，閻朝謊稱要與周沙奴比賽射箭。
周沙奴將弓讓給閻朝先射，閻朝抓過弓箭，舉弓將周沙奴射死，然後將驚魂未定的周鼎捉住，並用弓弦將周鼎勒死。（“鼎遣都知兵馬使閻朝領壯士行視水草，晨入謁辭行，與鼎親吏周沙奴共射，彀弓揖讓，射沙奴即死，執鼎而縊殺之，自領州事”）
勒死周鼎後，閻朝對城中大族、百姓宣佈，廢除舉城遷徙的計劃，繼續固守沙州城防，百姓聽後歡聲雷動。
此後八年，閻朝自領州事，帶領城中軍民繼續困守孤城，抗擊吐蕃。
784年（唐德宗興元元年），堅守了八年的沙州官倉軍糧耗盡，城中漸漸人心不穩。閻朝打開官倉，以綢緞一匹換一斗麥的代價，向大戶募糧，城中豪門踴躍交易，短短數日便籌得大批糧秣。
欣喜不已的閻朝登高而呼：“軍民又有糧食，可以繼續死守了！”
《新唐書 • 吐蕃傳》：“自領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應者甚眾，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
就這樣，沙州城又堅持了兩年（唐德宗貞元二年），糧食終將耗盡，唐朝援軍依舊遙遙無期。
在此期間，唐蕃關係也從德宗繼位之初的稍稍緩和轉向惡化，吐蕃開始再次嚴密圍城，並在城外組裝工程設備。
眼見沙州固守無望，閻朝和城中大族商議後，決定和吐蕃談判投降的條件。
他登上城牆，對著城外的大軍高喊：“如果保證不把城中百姓遷移走，我們就開城投降！”（“苟毋徙它境，請以城降”）
吐蕃方面權衡利弊之後，主將尚綺心兒承諾滿足閻朝的條件。沙州於是“元戎從城下之盟，士卒休屈死之勢”，在兵圍十一年後，終於落入吐蕃手中。
首先，沙州是河西的經濟、文化中心，尤其是佛教中心，這對全族信仰佛教的吐蕃軍隊來說，必然心存忌憚。
需要注意的是吐蕃王朝時期，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尚沒有特別明顯的區別，漢傳佛教尤其是漢傳裡的禪宗，也曾在西藏廣泛流傳。
敦煌陷落後，漢傳佛教依舊昌盛，吐蕃贊普赤松德贊專門來迎請摩訶衍（大乘和尚）入藏傳法，並以書信的形式向高僧曇曠（曇曠年老不能去西藏）請教，吐蕃驛馬飛馳之間，將西藏的桑耶寺和敦煌連在了一起。這些書寫在紙上的問答，最終凝結成了著名的《大乘二十二問》。
由此可見，吐蕃對沙州的圍而不攻，必有玉成瓦全之意。
沙州時河西地區最後陷落的城市，因此城中豪門大族最多，也最完整。這些樹大根深的豪門在河西經營長達數百年，即便吐蕃刀鋒銳利，也覺得有必要加以拉攏。
所以，閻朝提出以不遷戶口為投降條件時，吐蕃才會一反破城劫掠的常態，滿口答應下來。說白了，尚綺心兒就是在承諾，大家族的既得利益不受損失。
這一點，從日後吐蕃河西統治者，處理閻朝的方式也可見一斑。
閻朝本就是城內大族之一，投降吐蕃後，被授予“吐蕃部落使”一職，負責管理沙州民政。
但很快，吐蕃統治者就發現，閻朝聲望太高了，完全具備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能力。這對吐蕃成了一種潛在的威脅，但當時吐蕃統治者並沒有一殺了之。
而是讓他去吐蕃首都邏些（拉薩）覲見贊普，通過一來一回接近一年的時間冷處理以下，等他回來後，吐蕃人暗中買通了閻朝的侍從，讓他在閻朝的靴子裡不斷灑下慢性毒藥，毒藥通過皮膚吸收，閻朝的身體也就慢慢虛弱下來，最終毒發身亡。
由此可見，吐蕃佔據沙州後，雖處於絕對的強勢地位，卻依舊小心翼翼的避免和當地大家族、有威望的人發生直接衝突，而是儘量通過河西望族的協助來進行統治。
67年後，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張議潮高舉歸唐義旗，一舉顛覆了吐蕃的統治。隨後，歸義軍連克瓜州、伊州、西州、甘州、肅州、蘭州、鄯州、河州、岷州、廓州等十州。
大中五年（公元849年）八月，張議潮派其兄張議潭和州人李明達、李明振，押衙吳安正等二十九人入朝告捷，並獻瓜、沙等十一州圖籍。至此，除涼州而外，陷於吐蕃近百年之久的河西地區盡數復歸，為唐朝開拓疆土四千餘里。
之後，張議潮、曹議金等人一直在沙州堅持。直到公元1036年（宋仁宗景佑三年；西夏廣運三年），西夏李元昊率軍佔領沙州，歸義軍政權滅亡。
白髮布衣的藏地讀行
在敦煌，大致相當於中唐的是吐蕃佔領時期。
“安史之亂”爆發後，早已覬覦唐土的吐蕃趁機大舉東進。至大曆十一年（776年）已攻陷了除沙州以外的整個走廊地區，沙州敦煌便成為河西尚在抗蕃固守的唯一據點，至貞元二年（786年）才因外無救援，內無糧械而提出“勿徙他境”的條件與吐蕃議和。
吐蕃佔有敦煌60餘年（786～848年），他們在這裡強制推行吐蕃化政策，逼迫沙州人民接受吐蕃落後的生產與生活方式，使漢族民眾飽受外族侵凌的苦難，敦煌社會的正常發展也受到了阻礙。但在這股逆流中，敦煌地區的佛教事業卻得到吐蕃統治者的全力支持，僧侶地位提高，寺院經濟發達，莫高窟的開鑿也久盛不衰。
在敦煌，大致相當於中唐的是吐蕃佔領時期。
“安史之亂”爆發後，早已覬覦唐土的吐蕃趁機大舉東進。至大曆十一年（776年）已攻陷了除沙州以外的整個走廊地區，沙州敦煌便成為河西尚在抗蕃固守的唯一據點，至貞元二年（786年）才因外無救援，內無糧械而提出“勿徙他境”的條件與吐蕃議和。
吐蕃佔有敦煌60餘年（786～848年），他們在這裡強制推行吐蕃化政策，逼迫沙州人民接受吐蕃落後的生產與生活方式，使漢族民眾飽受外族侵凌的苦難，敦煌社會的正常發展也受到了阻礙。但在這股逆流中，敦煌地區的佛教事業卻得到吐蕃統治者的全力支持，僧侶地位提高，寺院經濟發達，莫高窟的開鑿也久盛不衰。
1、吐蕃對隴右河西的進攻及沙州城的陷落
吐蕃是7世紀初在西藏地區形成的一個奴隸制國家。吐蕃民族粗獷剽悍，能征善戰，吐蕃奴隸主貴族很早就懷有吞併唐朝長安以西大片疆土，甚至消滅唐朝的野心。但是唐朝前期國勢強盛，邊界上精兵數十萬，良將千餘員，軍事實力十分雄厚。僅敦煌附近就有武德年間設置的玉門軍、神龍元年設置的豆盧軍（駐沙州城內）和開元末期設置的墨離軍等，玉門、敦煌、安西三地共屯駐著邊兵14500人，蓄養戰馬1400匹。至景雲元年（710年）唐朝設立了全國第一個節度使——河西節度使，統領涼、甘、肅、瓜、沙、伊、西7州，使西北地區的軍事力量得以統一指揮，令外族無懈可擊。面對強盛的大唐，吐蕃貴族只得一面繼續維持立國之初與唐朝確立的甥舅關係，一面不時伺機在唐蕃邊界製造一些武裝衝突。
天寶十四載（755年），中原地區爆發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亂”，它不僅使“開天盛世”就此結束，唐朝從此走向衰落，同時對中亞史也有巨大影響。為迎擊叛軍，唐朝四處調兵，包括敦煌在內的河西隴右的多支唐軍勁旅都被調往中原奔赴國難，西北邊備頓顯空虛，早已覬覦唐土的吐蕃趁機躍馬東進，很快攻陷了隴右的十幾個州郡，並於763年十月攻進唐朝京師長安，大肆掠奪施暴，十幾日後又退回隴右，以此為根據地，開始了對黃河以西唐朝疆土的大舉進攻。
隴右的失陷使河西與中原的聯繫中斷，儘管河西漢唐軍民與吐蕃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抗爭，但終因勢單力薄而無法阻擋吐蕃的百萬鐵騎，河西諸州漸次落入吐蕃之手。
吐蕃贊普赤松德贊親自指揮的這次進攻是由東向西推進，764年攻克了涼州，此後涼州遂成了吐蕃在河西地區行使統治的最為重要的根據地。兩年後的766年，吐蕃又佔領了甘州和肅州，迫使河西節度使西奔。776年吐蕃更攻陷了瓜州，再向西就是河西走廊最西端的綠洲城市沙州敦煌了，此時沙州已成了河西尚在抗蕃固守的最後一個據點。
早在永泰二年（766年）五月甘、肅二州相繼陷落後，河西節度使楊休明便已移鎮沙州，指揮這裡及其鄰近地區的抗蕃鬥爭。楊休明陣亡後，副將周鼎便派人赴安西四鎮（一說回鶻）搬請救兵。一年多後仍無結果，吐蕃卻已徙帳南山，大將尚綺心兒率雄兵開始強攻沙州城，周鼎遂打算焚燒城郭，引領眾人逃往他處。但部下中多有主張抗戰到底的將士，兵馬使閻朝縊殺了周鼎，自領州事，率眾又固守了多年。
迨至786年（又有777、781、787年諸說）時，沙州已被吐蕃圍困了10餘年，內無糧草，外無救兵，無法再撐持下去了，閻朝等便提出了沙州百姓不遷徙他境的條件，登上城牆與吐蕃議和，得到吐蕃統治者的明確承諾後才放棄武裝，接受了吐蕃王朝的管轄。後來吐蕃統治下的沙州民眾，將閻朝經過談判出降，吐蕃和平佔領沙州這一歷史事件簡稱為“番和”。今天我們在吐蕃時期的敦煌文書中經常可以看到“番和”一詞。這個“番和”是敦煌人民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苦戰10餘年換來的，它使敦煌民眾能夠留居故土，沙州地方得以保全免毀。敦煌人民為桑裡所進行的這番艱苦鬥爭是可歌可泣的。
2、敦煌人民的反抗與吐蕃的統治措施
吐蕃佔領沙州後不久就密謀殺害了閻朝，但是沙州人民的反抗並未因此而停止。據敦煌文書載錄，沙州民眾曾多次起義反抗吐蕃奴隸主的殘暴統治，其中較著名的是驛戶氾國忠與張清領導的起義。僅氾國忠領導的那次發生在一晝夜間，只有十來個人參加的規模很小的起義就給了吐蕃統治者以沉重打擊，迫使吐蕃在沙州的最高統治者節兒蕃使等自焚於火中，說明驛戶們的反抗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得到了人民的同情和暗中支持。
面對沙州人民接連不斷的反抗，吐蕃統治集團大為恐慌，他們在直接派兵鎮壓的同時，還盡收民間鐵器，以嚴加防範。但人民的反抗仍然此伏彼起，迫使吐蕃不得不放棄最初的殘暴鎮壓政策，與百姓多次盟誓，並利用降蕃唐官維持統治。
吐蕃對沙州的有效統治大約始於788年。這一年吐蕃在沙州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戶口清查活動，以後又徹底廢除了唐朝的鄉里制，強制推行吐蕃本土行用的部落制，將普通民眾全部編入部落。現在已知吐蕃在沙州至少編制過兩次部落。第一次是在790年前後，編制了僧尼、行人、絲棉、道門親表等部落。第二次是在吐蕃統治中期的820年左右，編創了阿骨薩、悉董薩、悉寧宗3個漢人軍部落，以後還編制過通頰軍部落。吐蕃這一次編創軍事部落實際是要將沙州地區的漢人和其他民族的臣民納入自己的軍事組織中，以適應對這一地區進行長期統治的需要。
吐蕃在河西統治的軍政中心是涼州和瓜州。在瓜州設有乞利本（意為萬戶長，相當於唐之節度使），沙州在他的轄區之內。沙州的軍政長官名為節兒，屬千戶長，一手掌管著軍防、徵稅、判案等一州之全權。節兒的下屬官員有小千戶長、將頭等。將頭統管部落的下級組織“將”，將的規模約與唐朝的鄉相仿，是沙州百姓申報戶口，造作手實，交納賦稅，承擔雜役的基本單位。
吐蕃在統治沙州敦煌初期曾推行過計口授田制度，並改行新的賦稅制，按地畝徵收地子（地租），按戶徵收突稅。這兩項賦稅大大超過了以前唐政府對百姓的徵收數額，加重了百姓的負擔。
在加重百姓經濟負擔的同時，吐蕃還在沙州實行了森嚴的民族統治，推行了一系列吐蕃化的管理措施，以儘可能消弭漢唐影響。這種情況在吐蕃統治初期尤其嚴重，他們於佔有敦煌不久即規定當地居民不得繼續使用唐朝的紀年曆，而要改用吐蕃的五行地支歷，用地支和十二生肖紀年。這種紀年法相當粗略，循環週期很短，根本不便使用，敦煌文書S.3287中的《甲子五行歌訣》即反映了其部分內容。除廢除唐歷外，吐蕃奴隸主貴族還懼怕使用漢語會引起沙州人民民族感情的激發，而強制推行吐蕃的語言文字，今日敦煌文書中還保留有大量藏文文獻。在生活習俗上，吐蕃奴隸主強迫沙州人民吐蕃化，逼迫漢人辮髮易服，僅準他們在每年正月穿著漢裝祀禱慟哭，之後又須立即收藏，恢復吐蕃服飾。在經濟生活中，吐蕃也推行他們的交易方式，禁用唐朝的貨幣，使商品交換又倒退回了實物交易的階段。
吐蕃雖憑藉武力和行政命令強制推行了這些措施，但是他們的經濟文化水平相對於高度文明的沙州敦煌來講畢竟是太落後了，僅靠他們自己根本無法行使統治，因而不得不拉攏當地的世家豪族，利用他們和降蕃唐官穩定政治局面。吐蕃曾將大量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上層人物委以重任，到後來甚至將沙州地方的部分政權、軍權和稅收管理權也交給了他們。敦煌文書《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陰處士功德記》中所載的陰嘉政、陰嘉義、陰嘉珍一門就是其中的代表。在任用漢人的同時，吐蕃也調整了其他一些統治策略，保存沿用了某些唐朝舊制甚至北朝時的制度，如呈報手實的格式即續用唐制，北齊的驛戶舊制也被重新啟用，而源於北朝的寺戶制度更是隨著佛教的大發展再度盛行。
3、吐蕃佔領時期迅猛發展的敦煌佛教
吐蕃統治者篤信佛教，在他們的提倡和扶植下，敦煌的佛教事業繼續向前發展，取得了獨尊地位，同時還躲過了唐會昌滅佛的法難。
佛教的大發展首先表現在敦煌佛教理論水平的提高。吐蕃統治者經常請內地高僧來敦煌講經，又在沙州地區組建了譯場和經坊，延請高僧於此譯經，並不斷派人赴中原求經，以補充和豐富敦煌經籍的內容。這些舉措使得敦煌地區的譯經和著述活動十分活躍，高僧迭出。如著名僧人摩訶衍就在番和後將許多漢藏文佛經互譯，並奉吐蕃贊普詔命赴邏娑（今拉薩）傳授漢地頓悟禪法。另一位高僧曇曠也著有《大乘入道次第開決》、《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決》、《大乘二十二問本》等書，其中的《大乘二十二問本》系應吐蕃贊普所請而寫，在中國佛教史上非常有名。那時赤松德贊對拉薩教學論爭中的一些問題十分困惑，遍訪當地僧侶仍得不到解答，遂特意致函敦煌大德曇曠，請他為自己解惑。曇曠便撰寫了這本書，一一回答了有關佛教漸頓之爭的疑難問題，對西藏佛教界影響很大。
進入9世紀以後，西藏佛教獲得了很大發展，敦煌此時也開始吸收西藏佛教的一些內容來提高本地區佛教的理論水平。833年西藏高僧法成就曾來到河西，在沙州、甘州等地居留了20多年，翻譯了大量佛經，成為河西高僧之首，對西藏佛教在河西敦煌的傳播作出了巨大貢獻。
與高僧輩出相應，普通僧尼的人數也急劇增多。當時僅3萬人的沙州就擁有上千僧尼，僧尼佔總人口的比例大大超過了其他地區，吐蕃統治者遂採取了一些具體措施進行管理：將僧人相對集中，在編創部落時將僧尼劃併入一個僧尼部落，同時建立一套僧官制度，區分不同僧職：在佔領敦煌初期先是暫時延用唐朝舊制，至810年以後更用吐蕃新制，出現了三學教授、都教授、都法律、法律、尼法律、都判官、判官等僧官名稱。教團內部組織則以都教授司（簡稱都司）為最高機構。都司下面再設立許多直屬分支機構，分別掌管具體宗教活動或日常事務，如儭司負責由佈施所得財物的保管和分配，佛帳所掌管佛物，常住處掌管僧物。各機構由專門僧官具體負責，定期更換。
吐蕃統治時期，敦煌佛教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其活動的宗教色彩減弱，世俗化傾向愈益強烈。在政治上既依附於世俗政權，附和官府意志，又參與政事，輔助官府統治百姓。在經濟上這種世俗化傾向則表現為寺院經濟的空前繁榮。吐蕃統治者積極給敦煌各寺配備土地和寺戶，這些寺戶是寺院的依附者，地位相當於唐朝的部曲，他們為佛寺耕種土地並從事其他各種勞役，使寺院財富遽增，進而發放高利貸營利。為執掌寺院的經濟活動，當時的佛寺中除“三綱”而外，普遍增置了“寺卿”一職，由俗人擔任，參與寺院中寺戶、僧籍、財務等寺務的具體管理和監察。
隨著佛教勢力的膨脹，敦煌地區的建寺開窟活動十分活躍，新增建了永康寺、興善寺、永壽寺、三界寺、顯德寺、淨土寺、安國寺、聖光寺等10來所寺院。其中聖光寺是攻陷沙州，並任駐守沙州第一位吐蕃長官的吐蕃大相尚綺心兒在沙州城內興建的。與建寺同時，吐蕃統治時期河西地區的開窟造像活動也很頻繁，莫高窟和榆林窟中都新修了許多洞窟。
4、吐蕃佔領時期的敦煌石窟藝術
莫高窟今存吐蕃時期開鑿的洞窟40多個。這一時期的莫高窟石窟藝術與唐前期，特別是盛唐的藝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但在洞窟形制、窟內彩塑和壁畫藝術上又有自己的特點。
吐蕃時期的洞窟形制主要有3種，最常見的為繼承盛唐遺制的殿堂式；另一種為涅槃窟，平面呈橫長方形，盝形頂，正壁下為通壁寬的佛床，佛床上塑臥佛，第158窟是吐蕃時期最大的涅槃窟；還有一種為隧道窟，平面也大體呈橫長方形，圓券頂，正壁下修佛床，佛床後鑿通與人等高的隧道，供善男信女們右旋唸經禮佛，這也是一種大型洞窟。吐蕃時期洞窟的修造十分考究，窟頂華麗，四壁方整，盝頂帳形龕以及佛床、壺門等無不嚴整精巧。
吐蕃時期莫高窟彩塑的內容與唐前期基本相同，為釋迦牟尼佛像，三世佛、七世佛像及由佛與弟子、菩薩、天王、力士等脅侍組合而成的群像。在吐蕃時期眾多的彩塑中，第158窟的涅槃像（見圖13）成就最高。這尊涅槃像長達15米多，右脅而臥，軀體比例適度，著通肩袈裟，衣紋隨身體的起伏自然變化，圓潤流暢。釋迦頭部的塑造尤為成功，面相豐腴，眉慈目善，嘴角微含笑意，神態安詳平和，絕無凡人臨終前的痛苦悲哀，而是自若如睡，充分展示了涅槃境界的玄妙。佛的祥和與背後壁畫中情態各異的舉哀弟子們的悲痛欲絕正成鮮明對比，足以代表敦煌《涅槃變》的最高水平。
吐蕃時期莫高窟壁畫的種類與唐前期差別不大，可約略分為佛像畫、經變畫、瑞像畫、裝飾圖案、供養人像5大部分。
佛像畫中一個突出的特點是隨著西藏佛教的傳入，出現了許多密教神像，如不空羂索觀音、如意輪觀音、千手千眼觀音、千手千缽文殊等，造型刻板，嚴格規彷彿經，新意創見極少。
吐蕃時期的壁畫仍以經變畫為主，與唐前期相比，新開窟壁畫中最突出的變化是經變數量的增多和屏風畫的大量出現。一般每壁之上都畫有2～4幅經變，甚至更多，壁面下部又配有12～14幅屏風畫。壁面佈局緊湊是為了適應經變題材增多的需要。吐蕃時期除繼續描畫唐前期已出現的經變，還增畫了7種新經變，即《天請問經變》、《金剛經變》、《報恩經變》、《金光明經變》、《華嚴經變》、《楞伽經變》和《思益梵天所問經變》。這7種經變的出現與天台宗判教之後中原地區佛教宗派林立，進而影響邊地密切相關。說明當時敦煌佛教與內地佛教界聯繫廣泛，可以很快地反映內地佛教的變化，以適應本地信徒的不同思想狀況和信仰需要。
在延續前期題材的壁畫中，具體繪畫內容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最明顯者莫過《維摩詰經變》中維摩詰帳下的各國王子群像已演變成了吐蕃贊普禮佛圖。畫中贊普形體高大，頭戴紅氈高冠，身穿左衽長袍，束帶佩劍，前後有奴婢武士護從，贊普位居隊列之首，其他各族王子均退居次要位置，成為贊普的陪襯。這正是吐蕃佔領沙州這一政治事件在敦煌藝術上的反映，也是今日學者們研究藏史的寶貴資料。
吐蕃時期的經變畫不僅著重描繪佛、菩薩、弟子們的形神體態，對其他人物的描繪也非常精緻細膩。如第112窟南壁《觀無量壽經變》中，反彈琵琶的天宮伎樂的形象（見圖14）就是莫高窟同類造型中最優美的一身。畫中天宮伎樂面相豐潤，修眉細目，櫻口朱唇，神情專注自然，體態婀娜輕盈，服飾鮮麗飄灑，琵琶置於身後，兩臂上舉反彈，右腳高抬，和拍騰挪，舞樂相濟，優美至極。
瑞像圖是吐蕃統治晚期新出現的題材。這種瑞像圖圖繪佛教神蹟，原本傳自異域，卻與我國傳統的祥瑞讖緯學說有某種精神上的契合，因而不僅外域的瑞像圖在敦煌壁畫中多次出現，同時還增加了一些中國的靈瑞故事。如第231等窟中的番禾縣聖容像就是依據廣泛流傳於河西地區的劉薩訶神異故事繪製的，宣稱劉薩訶（法名慧達）曾在番禾縣御山預言該地將會有佛像湧出，像完好與否可兆示當地的禍福吉凶等。吐蕃統治時期莫高窟壁畫中類似的瑞像圖的種類與數量都不少，這與當時佛教感應思想流行有關；相應地，敦煌文書中也保存有很多佛教感應故事。
吐蕃佔領時期莫高窟裝飾圖案中最出色的是石榴卷草紋的描繪。這種紋樣將石榴樹變形為卷草，舒捲自如，可隨需要延長，能長達數丈，甚至繞窟一匝，既富於變化，又有很好的整體效果。
供養人像中最引人注目的變化是高僧像的出現和僧像形體的高大。如第158窟門側就畫有近2米高的僧侶像4身，並書榜題雲“大蕃管內三學法師持缽僧宜”等，其他各窟的供養人像中也多有僧侶，並居供養人之首，說明吐蕃統治時期僧人的地位很高，已廣泛參與了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擁有相當強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
吐蕃統治時期，河西走廊西部的政治中心是瓜州，因而這一時期敦煌石窟藝術的成就除體現於沙州莫高窟外，在瓜州境內的榆林窟及其他幾處石窟群中也有反映。
敦煌石窟這一概念原本就有廣狹之分。狹義的敦煌石窟即指莫高窟；廣義的敦煌石窟則泛指古敦煌郡境內的所有石窟，除莫高窟外還應包括：
西千佛洞，位於今敦煌城西南35公里處的黨河岸壁上，因莫高窟又稱千佛洞，此石窟群居莫高窟之西而得名。西千佛洞的開鑿時代與莫高窟相近，現尚殘存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鶻、元、清、民國等時期修建或改建的洞窟22個，但損毀嚴重，內中所存彩塑、壁畫數量不多。
榆林窟，又名萬佛峽，位於安西縣城西南70公里處的踏實鄉境內，開鑿在榆林河峽谷兩岸的斷崖上。約始鑿於北魏，但大規模營造活動則盛行於唐代，特別是吐蕃時期。現尚保存有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回鶻、西夏、元、清、民國時期的大量繪、塑作品，尤以吐蕃時期興建的第25窟，和西夏時修造的第2和第3窟的藝術價值最高。
東千佛洞，位於安西縣橋子鄉南35公里處的峽谷河床兩岸，是西夏和西夏以後開鑿的一個以表現密宗內容為主的石窟寺，現存有塑像和壁畫的洞窟8個，主要反映了西夏、元、清3個歷史時期的石窟藝術。
水峽口下洞子石窟，位於安西縣城南50公里的榆林河下游。現存有壁畫的五代、宋、西夏、近代窟共8個，但損毀嚴重。
五個廟石窟，位於今肅北蒙古族自治縣城北20公里處的狼灣，約始鑿於北朝，現存較完整的4窟中還保存有不少五代、宋、西夏、元等時期的壁畫。
一個廟石窟，位於今肅北蒙古族自治縣城北約20公里處黨河東岸的吊吊水溝北面的斷崖上。約始鑿於北朝或隋末唐初，現存兩窟中尚殘存有曹氏歸義軍時期的壁畫、供養人題記，和民國時期的繪畫與遊人題記。
昌馬石窟，位於玉門市玉門鎮東南90公里處的祁連山麓，現尚存窟龕11個，其中4窟還存有造像及壁畫，為北涼至西夏時期作品。
上述各窟群中，保存有較多吐蕃時期藝術作品的主要是榆林窟第25窟。該窟位於榆林河（又名踏實河）東岸崖壁中部，分前後室，前室和甬道都已經五代重修重畫。其前室平面呈橫長方形，甬道長而寬闊，主室平面則為方形，頂部為覆鬥藻井，今已坍毀。主室中部設方形佛床，上面的塑像也已經損毀，今存吐蕃時期的藝術品主要是主室四壁的壁畫。其西壁門兩側為《文殊變》、《普賢變》，南壁為《觀無量壽經變》（見圖15），北壁為《彌勒下生成佛經變》，東壁為《八大菩薩曼荼羅》。該窟主題是宣揚大乘淨土思想。南北兩壁的佈局安排與莫高窟唐前期同類窟相同，東壁的《八大菩薩曼荼羅》是密宗圖像，八大菩薩現存4身，為文殊、彌勒、地藏、虛空藏菩薩，主尊為菩薩裝結禪定印，這類密教圖像的出現與西藏佛教在河西地區的傳播密切相關。
第25窟壁畫中每每為人們稱道的傳神之作是西壁《文殊變》（見圖16）、《普賢變》（見圖17）中兩個崑崙奴的形象。崑崙奴是菩薩的隨從眷屬，其職責是司御文殊、普賢的坐騎。文殊的坐騎為青獅，勇猛好動，靈活敏捷，瞠目張口，奮蹄前行，御獅的崑崙奴不得不叉開雙腿，傾身向前，又伸開兩臂，頭向後傾，用力拉拽韁繩，以減慢雄獅的行速。相對的崑崙奴所面對的卻是另一番景象，普賢的坐騎白象身軀龐大，溫順遲緩，俯首垂眼，緩緩邁進，御象的崑崙奴只得側身揚鞭，怒目推搡，極力想使白象加快速度。兩隻坐騎性格相反，司御的崑崙奴的神態也就隨之迥異。這種成功刻畫所取得的藝術成就完全可以和莫高窟壁畫中的精品媲美。
總起來講，吐蕃統治時期敦煌石窟藝術的特色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題材內容進一步現實化。洞窟形制愈益摹仿漢式宮闕，人物服飾也出現了很多吐蕃裝束，併為適應佛教宗派分化的需要而增加了多種經變。同時《舉哀圖》的成功描繪和《五臺山圖》隨《文殊變》的一畫再畫也都間接反映了吐蕃貴族奴役下沙州人民的心情，皆是現實化傾向的具體體現。
其二，構圖佈局程式化。吐蕃時期壁畫的佈局相當穩定，結構嚴謹得幾近刻板拘束，畫面內容也越來越多，一味想表現經變畫的熱鬧場面，反而失去了唐前期活潑歡快的格調，有堆砌壅塞之嫌。但新出現的屏風畫卻是一種較新的構圖形式，屏風畫內容多與上部經變畫相關，所圖繪的故事細節與整鋪經變相映成趣。
其三，藝術表現手法更趨細密清雅。吐蕃時期的藝術家繼承唐前期的技法並有所發展，人物刻畫更加精緻細膩，靈活運用線描表現質感，蘭葉描的運用已臻於圓熟。色彩上也更加明快清雅，因交通阻隔，吐蕃時期已無法再像以前那樣利用內地運來的顏料，而是要就地取材，大量採用石綠色，故這一時期的壁畫多呈現出清淡、典雅的色調，分外柔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