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为什么参加高考？
白永秀：最直接的原因是我想改变自己的身份。我当时是“社办人员”，还不算是国家干部。此外，我想继续发展，离开我们那个小地方。其实我那个时候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想有一个大学文凭，然后回到陕北继续做行政工作。但是读了大学以后，我的想法有了变化。我这个人的想法其实很简单。读小学的时候觉得小学老师好，读中学的时候觉得中学老师好，当了公社干部觉得公社干部好。上了大学以后觉得大学老师比国家干部好。我曾经给记者讲，我觉得大学老师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我到现在也是这样看，因为大学老师比较超脱。我的性格也比较适合当大学老师，我有个性，喜欢发表点不同意见。我曾经给我的同学说，我的一生就是为国家服务的一生。做教授比做农民为国家贡献多，我就做教授。我现在觉得做企业家可能比做教授为国家贡献更多，所以我现在开始创业。
本刊记者： 为什么选择经济学专业？
白永秀：我上大学的专业是政治理论教育专业，学得是马列主义理论。马列主义分为三个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客观上讲原因比较多。第一，这是我的初心。就是从现实出发，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我是从基层出来的，小时候在陕北农村吃都吃不饱，所以我就对一些和老百姓生活切实相关的问题特别感兴趣——经济如何发展？如何解决吃饭问题？老百姓如何改善生活？怎么能够致富？
第二，我对改革很有兴趣。我读大学之前还在农村的生产队当过一年会计，对当时的农村经济有着切身体会。
第三，我是从清涧农村出来的，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人的一生要干一些事情，男人们要干一些大事。我当时也不想做个一般的老师，还想有一些创新，而我对马列主义非常信仰。直到今天，我都坚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十分有用的科学。
综合上述原因，我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本刊记者：您和目前比较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例如张维迎、魏杰等一起在西安度过了自己的大学本科时代。此后，张维迎、魏杰研究生毕业后先后都选择北上或者出国，您却选择留在西安，这是什么原因呢？
白永秀：我觉得这体现了我这个人的两重性。
从正面来说，我出生于陕北农村，对自己的家人、对自己的家乡始终怀有深深的责任感。我曾经给我那些如今已经成为高级官员的学生就说过，你做一个部长、省长、市长，首先应当保证让你走出的那个地方富裕。我从陕北农村走出来以后，想办法改变我们村子、我们镇，甚至我们陕西的面貌。我对家乡、对西部的感情使我留在这里。
我不做纯理论研究，我的研究从来都是脚踏实地。我只关注三个层次的问题:其一，中国如何改革；其二，西部如何发展；其三，企业如何发展。前一段时间，我阅读了几本关于“人工智能”的书籍，我就立刻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内部组织了一个研究团队，力求研究人工智能如何改变政治经济学研究、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何促进经济发展。这就是我的研究特点，我总是希望让自己的研究和现实结合起来。当然，这是从正面的角度去评价。
从另一角度上讲，这也是我的局限性。我当时就立志不仅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还要改变我家人的命运。我家兄妹5个，只有我考上了大学，其余4个都是农民。我始终都觉得我对自己的兄弟姐妹肩负着责任。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说，第一位的责任应当是家庭责任。我现在给学生讲责任的四个层次:第一是家庭责任。第二是岗位责任，你做县长、厂长、系主任，必须把自己的工作岗位做好。再次是社会责任。最后是国家责任。我当时就觉得自己留在陕西，可以照顾家里人。但这也是农村子弟的局限性。现在回顾还是有些后悔，当时没有去国外，没有去北京，包括曾经也有一些机会可以去北京的一些大学做院长，不过我当时就觉得留在陕西也蛮好。我当时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西部经济学家。现在我们班一些出国的同学大都发展得比我好。
通过我自己的人生经验，我觉得只要走出去，都会有发展。所以我当时做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时候，凡是有西北大学的老师想要离开西大，我就只有一个标准，只要你觉得你离开西北大学，学问比在西北大学做得好，我就放人，就鼓励你走出去大发展。当时我们学院有一个博士生，我把他推荐到复旦大学读博士后。后来博士后出站时由于学业优秀复旦大学希望留下他，西北大学的领导不放人。我就说服学校领导，帮助这个学生调动。我的理由是，如果当年西北大学不放魏杰、不放刘世锦，就不会有今天的魏杰、今天的刘世锦。我觉得人才是国家的，你要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看他的发展，他在外面做大了、发展了就是对西北大学的贡献。
选择留在西安任教，既是我一种朴素的情感，也是一种作风、一种理念的体现，我当时就觉得自己适合在基层研究。
本刊记者：改革开放40余年，经济学家多次卷入中国社会舆论的漩涡，比如多次出现的“左右之争”，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白永秀：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不同的专业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社会关注。改革开放一开始，其实是哲学、文学获得最多关注。19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体制的大局已定，经济学开始走到历史舞台的中央，与此同时又因为经济学和人们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所以经济学家也成为最受瞩目的学者群体。
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我身边圈子及其我所认识的学者来看，也是经历了大浪淘沙的过程。那些曾经跟风、因为某些观点而受到关注的经济学家随着社会的进步已经被人遗忘，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却始终引领时代的发展。我认为吴敬琏先生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代表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我相信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吴敬琏先生的很多想法会逐渐变成现实。
不过在对国情的判断上，我对吴敬琏先生的观点还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吴先生认为市场经济在中国可以较快规范发展，而我认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规范发展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过程。目前的中国距离市场经济还有相当距离。这个历史过程必然要经历，无法跨越。
此外，还有一批学者，就是社会上称之为“左派”的学者，他们之中也有一些人的人品是非常好的。虽然他们的一些观点与做法我不赞成，但他们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非常虔诚。这类学者我也是非常钦佩的。
本刊记者：从事经济学研究以来，您所关注的主题是否存在变化？
白永秀：我的经济学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这既有学术的规律，也反映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
第一个阶段是我的大学时代，我的主要精力都投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研究。这其实符合学术的逻辑，就是你必须把经典理论研究明白。我曾经给学生们说，我们这一代人具有你们这一代所不具备的三个优点:对学术虔诚、能吃苦、了解现实。我们这代人大都是真的研究经济学、尤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学习经济学是为获得个人的物质利益。我们可不是，那时我们真的是学习、是研究，就想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不放过任何一篇马克思的文章。我还记着在大学的时候，我和同学们晚上在操场上争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抽象劳动”“具体劳动”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彻夜不回。第二天天亮继续上课。
我在第二个阶段的学术研究重点和市场经济有关。我个人认为自己在市场经济的理论建构方面作出过一些贡献。我国在1984年10月份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那时中共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此后，我就写作了大量文章来论述这个问题。我当时就敏锐地认为，“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党首次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的破天荒事件，是里程碑。我1994年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研究——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实现形式》。
从第三个阶段开始，我主要关注中国的西部问题。1999年国家层面开始酝酿“西部大开发”政策。2008年以后，我开始关注西部的城乡一体化问题、精准扶贫问题等等。近几年成立“永秀智库”，受西安市政府相关部门委托研究一些西安发展中的问题，例如大西安产业规划、将西安建设成为“一带一路”文化旅游中心等，也给企业做一些发展研究。这些研究都收到了比较好的社会影响。
本刊记者：您如何看待目前西安市的发展态势？
白永秀：我认为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积淀，现在的西安迎来了大发展的新时代。目前中国经济的重心在西移，因为东部已经饱和了。我坚信，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西安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一个地方所拥有的历史，人文资源就会愈发重要。10多年前我给西安市领导专门讲过西安的地位问题，那时我就认为西安的定位不应该是陕西的西安，而应当是中国的西安、世界的西安。现代社会，交通运输方式发生转变。农业时代是以漕运为主，工业时代以铁路、海运为主，现代经济是以航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为主，而西安位于中国国的中心，在这种条件下，西安在全国的地位、国际的地位会越来越高。
但不可否认，目前的西安还存在一些短板。西安最突出的短板就是工业太落后。西安的工业产值占比太低，服务业产值占比过高。
本刊记者：您今年已经64岁了，您的一生似乎总是在拥抱新的不确定性，从一个农家子弟到大学教授，从大学教授到行政管理人员，乃至今天创办“永秀智库”。这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白永秀：从现象层面上讲，确实是这样。但你问我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没有考虑过，这可能是一种性格。我从上小学开始就觉得自己责任重大，担负起了改变家庭贫穷状况的艰巨任务。那个时候我父亲身体不好，我小时候八九岁就开始做买卖，就通过养猪放羊补贴家用。那个时候我似乎就怀有一种使命感。我就觉得我要照顾我的弟弟妹妹、要接济我的父母。在西北大学担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责任把学院发展好，经管学院一百多位老师的家庭幸福就和我有关。现在我招聘一些年轻人进入“永秀智库”，我就觉得我要对这些年轻人的一生负责。
我经常给我的项目经理说，你们要为手下年轻人的一生负责。这个年轻人以后的工作理念、人生态度与婚恋幸福与否都与项目经理有关。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就会让人觉得有学不完的东西、有做不完的事情，真正体会到“活到老，学到老”的丰富内涵。记得我当西大经管学院院长的时候，当时的副院长就建议我找一个既会开车又会电脑的年轻人做秘书，我就不要学电脑了。当时我就觉得不行，我觉得电脑那么流行，我怎么能不学。所以我自己就一直在使用电脑，甚至现在连字都不会写了，“永秀智库”就是无纸化办公。
后来我就发现，那些企业家、大教授、高级官员都是爱操心的人。我把人分成两类，一类是爱为这个社会操心的人，他们天生就为别人操心，为单位操心，这样的人一生不一定生活得好，但他的一生是忙忙碌碌的，活得很有价值。另外一种人，从来不为别人操心，甚至活得里糊涂的，但他可能幸福地度过一生。我发现我就是第一类人，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对学校、对家庭的大小事情都操心，每天晚上我要等我们家养的所有的猪、鸡都进了窝以后才能放心地去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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