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经济系使用的教科书几乎清一色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撰写的，中国企业家也多热衷于美式的MBA，极少关注日本和韩国被称为“综合商社”的企业组织。实际上，日本财团注重的团队合作、共度危机、结成命运共同体，这些模式更多地传承了中国儒家和道家文化。最近十年，中国基本上是按照美国的模式，把金融和产业剥离，这样的话很难形成商社。在日本财团体制下，财团里面既有制造业，也有商社和专门做物流的组织，还有金融企业，实际上是一个“商帮”的形态。
日本财团注重建立企业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形成命运共同体，也就是日本企业文化中“和”的观念，它强调互助、团结、合作、忍让。但中国企业往往“打价格战”，互相拆台，独占山头，恶性竞争。“和”文化基础是源自中国的，像儒家、道家的“和思想”保持了汉家王朝400年的基业。这种文化基础中国一直都有，包括现在的和谐思想也是。做小企业做的是产品，做中型企业做的是市场，做大企业做的是人才，而做超级企业就是大财团，做的是文化和哲学，这是不可否认的。如果一个财团到了海外，你可以有很多情报资源、人脉关系来共享，而现在中国的企业是一家一家杀向海外，成本很高，风险很大。
日本三井财团下的丰田、东芝、索尼、NEC、松下、马自达等通过经验、资源、情报、人力资源共享等都杀进了世界500强，而中国企业间最常见的就是相互挖墙脚，打价格战最后搞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反正一山容不得二虎。
丰田、本田、佳能、松下、东芝、索尼、NEC……这一连串的日本企业，在中国可谓耳熟能详。大部分国人不晓得的是，这些闪亮的名牌背后都有神秘的“大佬”在支持，就像演艺圈里，很多光鲜亮丽的大明星背后都有经纪公司的力挺。日本“星企业”的追捧者就是综合商社。
综合商社不仅是日本大牌企业的幕后推手，而且是日本政治的决定力量。很多人都以为日本是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实际上，日本政治由几大财阀操纵着，就连日本首相都对财团低声下气。日本媒体一度很少敢公开写“财阀”这两个字。作为日本财阀核心成员的综合商社其实是日本经济的总参谋部，是日本国家经济战略的制定者，同时也在日本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政策影响力。日本财团几乎都加入经团联，经团联主席又被日本民间誉为“财界总理”。日本政府对世界经济事务的认识和研究几乎完全依赖于财团的研究机构。日本人都自嘲日本社会本身就是一家超大型综合商社。
那么，究竟什么是综合商社呢？从字面意义上简单来说，商社就是贸易公司，而综合商社就是多元化的贸易公司。综合商社是日本特有的，以从事贸易批发为主，兼具多种经营，在产品、地区和功能方面均进行了充分多元化的跨国公司。一般而言，综合商社具有流通、金融与情报三大职能。在流通领域，综合商社涉足贸易、销售、物流、保险、营销与广告；在金融领域，综合商社涉足贸易融资、贷款与第三方贷款、股权投资；在情报领域，综合商社的海外分支机构负责搜集各方面的相关咨讯，而综合商社总部负责搜集、分析、整合全球范围内的信息。
日本经济学家、边际产业扩张论的提出者小岛清说：“综合商社的实质是在一定的时间和场所中起中介作用的类市场合作体系，即综合商社作为一个开放的综合体，始终能够凭借集中与灵活权变的行为方式所发挥的多功能、综合有序的运作，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供给与需求紧密联系起来。”小岛清的这句话简单地说，即综合商社是个神通广大的中介机构，其活动围绕“中介作用”这一本质特征和市场定位展开的。通过这个非常中介，日本企业之间建立起来一种内在的交互关系，在竞争的同时避免了过度互掐所造成的悲剧；通过这个非常中介，日本企业与政府联系了起来，建立起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商”关系；通过这个非常中介，日本企业与海外市场链接起来，踩着综合商社预先搭建的跳板，日本企业顺顺当当地走出去了。
在日本人看来，经济竞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经济战争”是全体国民的“对外战争”，要“内和而外战”，竞争与合作一直是日本财团企业之间的主旋律。综合商社的存在正是日本大和精神在经济领域的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壮大但远没有成熟起来的中国民营企业，怀揣着基业长青的憧憬，饱尝单打独斗的无力感，永远战战兢兢。这么多年来，我们不自觉地重复洋务运动的西学东渐，一味沉迷于对欧美企业制度上的模仿和技术上的引进，虽有部分企业成功地实现了个体的大写化，但遗憾的是，整体看来，中国还没有出现一个脱离全球产业链最低端的民族品牌。
我们孜孜不倦地向世界500强等优秀企业学习经验没有错，关键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是不够的，个体修炼内功，永远不能强大到足以对付猛于虎的外资联合剿杀。只有联合起来形成合力一致对外，才能真正的强硬起来。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也许，中国企业是时候放下集体性短视，学习一下日本企业的“大和”精神，早日完成产业整合，改变完全仰赖政府扶持的习惯，学会企业联合，构建真正属于自己的组织，自己给自己一个可靠的“后台”。
第一章 中国企业为什么总是集体性很受伤
偌大一个中国，却没有几个世界级民族品牌。而日本弹丸之地，拥有大把国际大品牌。每年中国都有大批的民营企业倒下去，很多企业家感叹在中国做实业实在太难。事实上，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做企业都很难。中国民营企业脆弱不是能怪环境，一个重大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企业之间缺乏联合精神。日本的大腕品牌都不是一己之功，而是有着可靠的“后台”，坚强的推力。中国可以考虑学习日本综合商社的模式，完成对中国企业的整合，并一致对外。
都是资源有恃无恐惹的祸？
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没有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重污染、低产出的模式。从工业的产出看，大部分是资源高耗和高污染型，如焦炭、铝业等。生产1吨铝平均消耗15000度电，相当于消耗4.8吨标准煤。这些产品大多用来出口，也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在为外国节约资源，污染自己的生存空间。从生产成本及效益上看，我国单位产值的资源和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与国际先进水平比，中国大型钢铁企业吨钢的可比能耗要高出15%，火电供电能耗要高出20%，水泥的综合能耗要高出23.6%。表面上的经济繁荣，可能潜藏着资源枯竭的危机。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一些高耗能、高消耗资源性产品转移到中国，相应加大了我国的资源消耗总量。随着大量的“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中国也直接或间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资源。
出口以资源为依托的低附加值产品，这种方式其实是在变相贱卖我国宝贵的资源，另外搭售了我们的廉价劳动力。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每天向世界输送天文数量的产品。这些产品全面消耗着中国的各种资源，许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比如矿物能源。这些初级产品以接近资源的价格被卖到国外，他们将这些初级产品精加工后加价几倍再卖给我们，我们靠卖资源和苦力赚的一点血汗钱，转一圈后就又回到外国人手里了，我们一无所获，还污染了环境、浪费了资源、牺牲了健康。因此，资源被贱卖乃是中国最大的痛。
这些年国际上有一个定律：中国进口什么，什么涨价，中国出口什么，什么就跌价。世界加工厂的显著特点是拥有大规模的出口制造业。制造业需要丰富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作为基础条件，需要大量的煤炭、电力、石油和便利的交通作为基本保障，特别是产品的原材料，许多都是国内缺乏或必须依赖进口的，如特种钢铁和有色金属。长期以来国际石油市场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垄断，中国在已经被瓜分的石油市场上艰难地寻找立足之地。由于受到西方政治和经济的挤压，寻求合作开发或购买中东石油、俄罗斯石油、东南亚石油、拉美石油的种种努力收效甚微。近年来国际上原材料大幅度涨价就是托中国需求急增之福，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的趋向非常敏感，中国在国际市场上采购原材料，一般会引发价格抬高。国外学者曾撰文夸张地比喻中国经济为“中国打个喷嚏，世界就会感冒”。撇开正常的供需关系，国际上还有一股势力亦在兴风作浪，污蔑中国浪费了世界的资源，带来了全球的环境问题。反思我们自己，高价购入原材料、低价推销产品，外商拿走92%利润，中国赚极少加工费，大量消耗能源，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差甚远。
我们凭什么去轻视自己的资源呢？资源不是货币，但是未来人们将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资源的购买力将远远大于目前以纸币为核心的货币体系所代表的购买力。资源不仅具有货币所具有的功能，还具有货币没有的功能。资源大于货币，支配胜于占有。一个国家拥有的资源越多，这个国家就越主动。
与中国制造大手笔贱卖资源截然相反的是日本一直在极度保护着本国资源。日本通过法律和政策、金融支持，鼓励民众到海外购买资源。为了保障矿产资源稳定供应，日本组织各种团体以经济援助为前导，以各种名义向世界各地派遣事业调查团，收集包括资源信息在内的各类信息。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以海外矿产勘查补贴计划的形式，主要通过金属矿业事业团和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等机构，对日本公司开展海外地质调查、矿产勘查及矿山基本建设提供资助或贷款担保。
中国的稀缺资源被以令人吃惊的价格贱卖！从1990—2005年，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可是平均价格却被压低到当初价格的64%。在世界高科技电子、激光、通信、超导等材料呈几何级需求的情况下，中国的稀土价格并没有水涨船高。一些稀土企业的代表说，按照目前的价格，稀土企业的利润一般在1%～5%之间。就算最高达到5%左右的利润，卖的也是土的价钱。外国人拿着印着代表货币的符号换走了我们珍贵的资源，一旦将来我们资源短缺，想再重新买回，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假如人家根本就不卖呢？这已经从经济问题变成国家安全问题了。
必须认识到，资源并不是可以无节制地贱卖的。这是一种令人痛心的谬误：我们把宝贵的资源甚至是最具有增值潜力的稀缺资源贱卖，换来最容易贬值的纸币储备起来。
中国企业对于资源的不珍视，一方面源自急功近利的短视，另一方面源自对于资源地位的浅识，资源不是一种简单的生产原料，而是一种决定企业在产业链中地位的武器。日本人之所以全世界跑着开发资源，不仅仅出于本国能源危机，而是旨在占领产业链上游制高点，掌握在整个产业的话语权。中国企业只把能源实用化，两眼盯在了其使用价值上，而没有看到产业价值。
过度依赖外资，外强实则中干
数据表明，中国患有外资依赖症。近几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的直接投资额超过500亿美元，已成为全球最大的FDI（全称ForeignDirectInvestment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之一。FDI总量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40%，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及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2008年7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比如玻璃行业，该行业中最大的5家企业已全部合资；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的5家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着；20%的医药行业在外资手中；汽车行业销售额的90%来自国外品牌。
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而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日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
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我们不得不承认，外资在中国的势头已经非同一般。有人甚至惊呼：外资猛于虎！日本评论家声称：“中国经济有可能被外资左右，有可能发生连锁性破产。”这不是日本在“吓唬”我们，理由有二：一是我国许多骨干企业被外资吃掉了；二是中国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80%，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
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中，内资品牌与国外巨头联姻的故事在日化行业屡见不鲜。然而，不少内资企业发现“错托终身”。20世纪90年代，宝洁、联合利华等外资日化巨头开始进军中国市场。1994年前后，我国日化品牌掀起了一股“外嫁潮”。当年2月，拥有高富力品牌的广州浪奇，与宝洁合资组建了广州浪奇宝洁有限公司，浪奇以当时全国知名的高富力品牌、洗衣粉厂房和设备出资，占40%的权益。随后，北京的熊猫也“嫁”入宝洁家庭。一些当时红红火火的联姻，事后证明，结果并不如意。“在合资过程中，我们的确学到了一些先进的管理经验，但是自己的知名品牌却被‘雪藏’起来，向外资品牌让路，最后被迫慢慢地远离消费者。”一位国内知名品牌的业内人士如是反思道。
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电池生产商福建南孚公司也成为跨国垄断资本合谋的经典案例。1999年南平市有关部门为改善治理结构而主导引进外资，但竭力避免被同行产业资本（主要是竞争对手美国吉列）所并购。然而，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国际基金在2002年对南孚实现控股后，2003年就将所持股份全部转售给吉列。
企业掉入外资依赖的漩涡，无不被一个词语所蛊惑：双赢。哪个外资找上门来的时候不是衣冠楚楚地说：我们寻求的是双赢。这不仅让我们想起了，当年日本人挥舞刀枪“进入”中国的时候，说的也是“共荣”，是来“帮助”中国人的，结果呢？今天洋人们挥舞着美元进入中国，他们说的“双赢”，难道不是异曲同工吗？
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曾在人大会上强调：“如果听凭跨国公司任意并购，中国的自主创新企业，民族企业将逐渐消失。国内龙头企业的核心部分、关键技术和高附加值就可能被跨国公司控制，甚至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批骨干企业也将不复存在。”
炫耀资金，以双赢之语诱惑，拼命入股渗透；而后开始并购；并购后清洗创业者，雪藏该品牌，最终绞杀。这就是外资对待中国企业的惯技。令人痛惜的是，上钩的全是民族精英品牌。消逝的不说，当今我们熟悉的那些品牌有几个背后没有西方大鳄在垂帘听政呢？更可怕的是，对外开放30年，进入中国的外资早已告别“散兵游勇”状态，依靠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与母国强大的政治后盾，西方大鳄们通过各种方式，活跃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与重要民间团体之间。由于缺乏有效地制约与制衡，各类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途径，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了中国重大事务，并带来一系列复杂影响。据专家总结，其在华渗透活动手法有五：
其一，公关高管。西方大鳄们熟谙中国国情，巧妙利用各方人脉，想方设法接近各级领导人，一方面试图进行商业游说，影响相关决策；另一方面可作炫耀资本，为商业活动铺路。
其二，诱之以利。西方大鳄们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或将相关课题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有关部委研究机构或学者等，以此为途径，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某些国际大公司常年、多次以课题研究名义，向国内一家研究中心提供研究经费，该中心投桃报李，一直为跨国公司的在华利益而奔走呼号。此外，以安排出国观光、子女境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等条件，或以参加国际学术研讨、邀请做访问学者、收录论文进科学引文索引、授予名誉学位或职称等为诱饵，吸引中国官员、学者为其效力。
其三，栽培经济“汉奸”。中国滋生了一大批从事“买办”活动的掮客，这些掮客与西方大鳄们形成日趋紧密的“共生”态势，游走在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获取超额收益。与境外利益集团结成利益共同体的还有法人。一些大型中资企业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充当外资的“铺路石”与“敲门砖”。
其四，扎根地方。在GDP增长作为主要考核政绩的制度安排下，一些地方政府纷纷进行“冲向底部”的“割喉战”，争相招揽外资，过度引进，超前开放，导致日趋严重的“外资崇拜”。
其五，借助总部所在国政治力量。以政治促进商业利益，是国际社会“通行规则”，境外利益集团自然精于此道。如获悉中国有关重点工程需要数亿美元的设备和技术时，有的外企极力游说该所在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沟通，甚至通过国家领导人访华促成与中方签署巨额供货协议或交易。
积极吸引外资是中国的大政方针之一。托外资的福，中国经济总量确实增加了，但经济的自控力和安全性却逐渐降低。因此，调整中国引进外资的战略，强化中国经济主体意识，是防止依赖外资的重要方面。我国所制定的投资鼓励政策，有很多只适用于外国投资者，对内外投资者不能一视同仁，一定程度上造成市场机制的扭曲。例如减免税优惠和费用扣除政策的不同，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大约15%，二者相差一倍多。这种政策歧视对于本来就势单力薄的民族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外资对于中国企业所下的紧箍咒慢慢开始起效，很多企业已经有了切肤之痛。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未必就可口。天道自助，中国企业与其依赖外资，不如学习日本企业，依靠本国商社的力量，以本国商社为靠山，毕竟，说起来“共赢”，无论如何，自己人还是要比外人相对靠谱。日本企业及与其加盟的商社完全依靠本国力量，共同投资、互惠双赢的做法，对患有严重外资依赖症的中国企业来说，无疑将是很好的借鉴模式。
苟活于全球产业链的最底层
中国有着令日本垂涎三尺的资源禀赋，中国企业却始终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扮演着辛苦的外资打工仔角色。
根据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统计数据分析：2006年中国的GDP总量约为2.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总量45.8万亿美元的5.6%。2006年中国生产了全球总量51%的水泥、33%的钢材、42%的建筑业材料、38%的服装、35%纺织品、35%以上家电等电子产品等等。在如此大的国际市场份额中，中国企业又获得了多少价值呢？以5.6%份额除以最保守的35%的市场份额，得出中国商品价值仅为全球平均商品价值的1/6。
据《环球时报》报道，一双售价为299瑞典克朗（1瑞典克朗约合1元人民币）的“中国制造”女式皮鞋，皮鞋进口商支付给中国生产商的价格只有70克朗左右，而中国生产商每双鞋的实际利润只有五六元人民币。中国品牌鞋与国际品牌鞋的价格也相距甚远，双星鞋与美国耐克鞋的制造成本只有几美分之差，然而两者的销售价格却相差整整5倍。
我们勤勤恳恳老老实实给别人做嫁衣，自己收获一点蝇头小利，如此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不说，还要莫名背上反倾销的官司。
走不出去，形成不了国际气场
“一流企业卖标准，二流企业卖产品，三流企业卖苦力。”品牌就是价值，品牌的差距就是价值的差距。这是中国企业家们对品牌差距最深切、最直接的体会。“我们的产品和那些世界名牌，是由同样的面料、同样的流水线甚至是同一条流水线做出来的。但是，我们的产品售价只是人家的1/10。”杉杉老总郑永刚说，“目前我们国内有很多优秀品牌，但是如果要与优秀的世界品牌相比，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的品质没有问题，品牌有问题。”
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品牌小国”。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世界加工中心”的角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中国有近200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商品充斥着世界各国的货架，世界消费者已经到了离不开“中国制造”的地步了。
《今日美国》曾经这样描述美国人一天的生活：从清晨起床到晚上睡觉，几乎每一个生活与工作细节都离不开“中国制造”。早晨，叫醒美国人起床的闹钟有1/3印着“中国制造”；接下来洗手间里的塑胶遮帘、体重秤、卷发器以及吹风机大多来自中国；出门上班穿的衣服有17%是“中国制造”；路上使用的移动电话有27%从中国购买；到办公室桌子上摆放的木制书框、各类小文具同样是来自中国……晚上睡觉前，美国人需要关闭的台灯或者吊灯大约50%是“中国制造”。
尽管世界离不开“中国制造”，中国在世界上的知名品牌却是凤毛麟角。据统计，我国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产品，拥有自主品牌的不足10%。品牌缺失，导致我国企业只能陷于全球价值链中生产加工的低端环节，辛辛苦苦“为她人做嫁衣”，却踏不上令人瞩目的红地毯。
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升为世界第三位，并与美国、日本的差距进一步缩小。然而我国的GDP中，品牌所创造的价值不足20%。品牌的短板导致中国并没有获得与经济总量相匹配的整体竞争力，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07—200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美国是世界上竞争力最强的经济体，日本和北欧国家排名继续靠前，中国仅排名第34位。
互不团结，无法一致对外
有人说，美国是桥牌文化，提倡个人英雄主义；日本是围棋文化，讲究团队合作；而中国则是麻将文化，盯着上家防着下家，说白了就是“窝里斗”。所以会产生“一个中国人能对付两个日本人，两个中国人对付不了两个日本人，三个中国人对付不了一个日本人”的怪象。有老外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两个中国人是头猪，三个中国人是条虫。”还有一个更形象的说法：中国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总之，擅长“窝里斗”是中国人的一个劣根性。
中国有一句谚语“出头的椽子先烂”。当一个企业获得成功并超越了同行的时候，落后的企业不是想怎么奋起直追，而是首先想到如何把它拖下来。
第二章 日本真正的“教父”——商社皆是“潜伏大佬”
丰田、本田、佳能、松下、东芝、索尼、NEC……在很多人的眼中，这些耳熟能详的企业才是日本竞争力的象征。但是，你所不知道的是，站在这些光环耀眼的日本金牌制造业企业背后的，是拥有全球独有商业模式运营的日本综合商社。它们才是真正水面下的巨鲸，是日本企业界的潜伏教父，日本大企业成长的幕后推手，是主导日本经济的内在力量，是日本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大庄家、幕后操盘手。
决定日本经济的六大财团
众所周知，美国有十大财团：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第一花旗银行财团、杜邦财团、波士顿财团、梅隆财团、克利夫兰财团、芝加哥财团、加利福尼亚财团和得克萨斯财团。
在日本，也存在着六大“以资本为纽带”的“财团型”企业集团。丰田、本田、佳能、松下、东芝、索尼、NFC……站在这些光环耀眼的日本金牌制造业企业背后的，是拥有全球独有商业模式运营的日本六大财团。它们才是真正水面下的巨鲸，是日本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庄家、幕后操盘手。
日本财团就是一个新型的家族企业，它不再依靠自然人的血缘关系界定家族成员，而是以企业法人之间的资本关系形成新型的命运共同体。“二战”以前的财阀是法人，集团有组织、有总部；而“二战”以后不再有财阀，日本《反垄断法》公布之后，50%以上的股东控股都不被允许了，家族控股、家族管理的形式完全没有了，股东十分分散，股份比例不能超过5%，成为了完全的股份制结构。所有集结到财团下的成员企业相互之间只有参股行为，可以说是兄弟公司，“亲戚”关系，却不再由“爸爸”来当总管或统领。没有了“父子”隶属关系，也就没有了“集团公司”、“总部”这样的行政机构，没有“财团”的组织形式了。如今的财团就像是一个“品牌”下的利益共同体。其特点是：各成员企业之间呈环状持股，是“以资本为纽带”的；各成员企业之间只是一种横向联合，主要是为了相互提携业务，因而它只是松散的联合体；虽然集团以大银行和金融机构为核心，最高权力机构是“经理会”，但集团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集团本身不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
财团综合商社主办银行经理会名牌制造企业
三菱财团三菱商事东京三菱银行金曜会三菱重工、三菱电机、本田技研、麒麟啤酒、旭玻璃
三井财团三井物产樱花银行（原）二木会新王子制纸、东芝、丰田汽车、三越、东丽、三井不动产
住友财团住友商事住友银行（原）白水会住友金属、住友化学、松下电器、NEC电器、三洋电机、朝日啤酒
富士集团丸红商社富士银行芙蓉会日产汽车、日本钢管、札幌啤酒、日立、佳能、日本精工及久保田
三和财团日商岩井、日棉三和银行三水会NTT、科思摩石油、神户制钢所、夏普、日本通运、积水化学工业
第一劝银财团伊藤忠商社、兼松第一劝业银行三金会富士通、清水建设、川崎制铁、旭化成工业、富士电机、横滨橡胶
影响世界经济的九大商社
一般人会把财团和商社混为一谈，实际上，商社只是财团的一个重要角色。综合商社在财团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同时在日本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也许中国不缺乏财团式的大企业集团，但是我们尤为缺乏的正是综合商社这样的角色。
日本财团分为三个构成部分：综合商社、主办银行以及大型制造企业。财团是生产资本、金融资本、商业资本的有机结合，是一种以相互持股为纽带，联而不合的松散型联合体。其中，银行为集团内生产企业和综合商社提供资金保证，起到“输血”作用；综合商社则作为贸易窗口，通过产品的供销活动支持集团内生产经营活动，从而形成贸、工、银一体化。日本财团的本质就在于“财团”二字，财代表“金融”、团代表“商帮”。金融中的企业间相互持股被称为日本财团的“舰队护航体制”，而综合商社则是现代商帮的体现形式。
对于三者关系，专门长期研究三井财团的中国学者白益民先生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大型制造企业就是财团家族的子女角色。主办银行（或金融集团）扮演着父亲的角色，通常决定家庭成员的血缘关系和姓氏归属，是家庭成员稳定的经济来源。而综合商社自然扮演了母亲的角色，她负责生育儿女（众多制造业），照顾家庭成员的起居，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施加影响，为子女长大后外出求学与发展谋划（获得情报），甚至为子女选择对象和操办婚嫁（创办合资企业）。”
在整个日本经济活动中，日本综合商社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明治维新后，日本确立了经济工业化的国家发展战略。日本自然资源贫乏，工业化所需的原料、机器设备等等完全依赖国外市场。但是，自从日本国门被打开后，欧洲帝国依靠强大的海上运输力量和长期贸易经验，强迫日本政府接受一些不平等条件，控制了日本的进口贸易。日本政府为实现独立贸易，扶持拥有一定外贸能力的商人开办自己的商社，从事进口业务，突破欧洲贸易商对日本进口市场的垄断。这就是综合商社的诞生原因，从成立伊始就担当着重大使命。
财团和商社左右日本政治
说到官商互护这一点，日本财团和综合商社可以说做到了极致。与洛克菲勒这个民间财团不同的是，日本财团具有很强的“政商”色彩。财团和商社，作为日本战后政治决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不仅影响着日本经济的发展，而且直接参与了政治的运作过程。在日本重大的政治决策中，都可以看到日本财团和商社的身影。日本政府的重大国策多咨询于财团，而非院校学者，财团领袖成为内阁高级顾问是常有的事。日本政商之间一直处于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状态。
不仅如此，日本从前各届内阁的组成人选，也不是首相一个人就能够决定的。为了照顾各派系的利益，每一个新首相都会为了组成新政府煞费苦心，语气谦恭地给各位大佬打电话征询意见。
以贸易为主体，以金融为后盾
商社既然是丰田、本田、佳能、松下、东芝、索尼、NEC这样大名鼎鼎企业的幕后力量，那么，它是通过什么样的魔力去掌控和服务这些superstar们呢？
正如日本著名的经济评论家柴田明夫说：“商社的主要内容是贸易与投资。但是，商社不是管理工厂的企业，也不是投资银行那样的金融公司。综合商社是一种以贸易为主体，以金融为纽带，集贸易、金融、信息、投资、协调组织、综合服务为一体的大型跨国公司。”
日本的综合商社的基本定位是提供交易服务，为出口商开发海外市场，为进口商提供最有效的商业动态、市场行情等信息，监督贸易双方的商业信用，帮助筹措资金或安排贸易，甚至提供全球范围的运输服务。从商社的历史沿革看，它最传统的业务是做贸易，一做就是百年。作为企业之间交易的组织者，它们从事国内贸易、进出口贸易和第三国间的贸易，构筑起了庞大的交易网络、信息网络和物流网络。它们对日本经济、产业的贡献及其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
在日本处于向近代国家转变的阶段，综合商社发挥了从欧美发达国家引进资源、技术以及向国外出口产品的桥梁纽带作用。日本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日本综合商社的产生创造出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加之当时明治政府的大力扶植和保护，使综合商社得以迅速发展起来。
由此可见，商社是日本近代以来坚持“贸易立国”的产物，做贸易是它的老本行，一直都是它的主体业务。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商社又不同于单纯的贸易公司，而是能够运用现代金融、信息、物流和咨询等手段，不断创造出新商业机会的实业公司。
综合商社在日本又被称为“第二银行”，或“影子银行”，但它与单纯的银行又不同，有投资银行的功能，又有对关联中小企业的融资功能。金融功能是综合商社以巨大的筹资能力为基础，以广泛的金融服务为纽带和手段，建立起贸易、金融、产业相互联动发展的一种金融运作机制。综合商社自产生起就发挥着潜力巨大的金融功能，以此为后盾，使其在贸易、金融、信息、投资、服务领域占有垄断优势，在国际竞争中保持强大的生命力。综合商社利用其强大的融资能力、广泛的信息网和有效的组织能力为国内外企业提供“商社金融”服务，包括：商社信用、直接投资融资和租赁服务。
实力隐藏，大象无形
为什么大多数国人都压根不知道商社这样的企业大亨呢？一方面，是我们在商业层面对日本的关注不够；另一方面，是因为商社对自己的实力掩藏得太好。老子曰：“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不是中国企业而恰恰是日本商社为此做了最好的注解。
20世纪80年代雄起于世界的日本经济十分张扬显赫，四处扩张，“日本威胁论”甚嚣尘上，结果是四面楚歌，招徕了一片喊打声。经过了一番痛苦体验后，日本吸取了教训，一改其咄咄逼人的强大气势，借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短暂颓势，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始终无法从颓势中走出、失去了10年美好光阴的虚弱巨人。世人面对这一光景，无不为日本的夕阳西沉而感慨万分。一改过去对日本戒备和警惕的心态，转而用同情或嘲笑的目光关注和打量起这个昔日不可一世的经济“巨人”。这正中了日本“暗渡陈仓”的阴谋。正如专家所言，所谓经济衰退是日本政府对外宣传上实施的“哀兵经济”策略，目的就是为了隐蔽本国经济实力。善于隐藏自己的实力，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是日本民族的本性，而在数字上弄虚作假是日本最擅长也是最拿手的“把式活”。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只要是需要，都可以毫无愧色地施展这一惯用的伎俩。日本的企业管理者曾直言：“说到做假账，日本的经营者都会笑着点头同意。日本的企业一般有四本账，真正的账簿、给股东看的账簿、给银行看的账簿、给税务所看的账簿。”
1993年，三井物产排名世界500强第一，在其后的10年间也都基本排名500强前10位。2003年以后，三井物产将能源部门等重要产业机构独立核算，并且在全球设立独立法人公司，使得自己在《财富》杂志的世界500强排名中的位置迅速下降，其真正的实力和活动被隐藏起来，不为外界所注意。三井物产对500强排名从来都不屑一顾。三井物产作为三井财团的母体已经培育出众多世界级的企业，三井财团体系内的500强企业更是有一大把，其中就有丰田、东芝、索尼、三井住友银行、商船三井、三井造船、石川岛播磨重工、三越百货等知名企业。在世界范围内，三井投资、参股的企业几乎无所不在，但是在三井关联企业的身上基本看不到三井的名称。三井物产向来是一家“默默无闻”的企业，中国人对它知之甚少。
时至今日，日本综合商社已变成一个强大的机构，担负着日本的资源进口、产品出口、海外市场开拓的重任，促进了日本经济国际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成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动机”。有些西方经济学家将日本的经济模式称为“会社主义”，意思是说，整个日本就是一个大企业。因此，不夸张地说，综合商社是日本经济的命脉。
《隐形冠军》的作者赫尔曼·西蒙说：“隐形冠军是21世纪有效管理企业的典范。他们远离公众视线却取得了令世人瞠目的成就，令全世界的竞争对手敬畏。这样的企业才有可能基业长青。”日本商社凭借着卓越的藏拙能力，一天天地壮大自己，同时也成功地避开了中国的视野，悄悄地展开着“经济略华”。
资源优势互补，经营相互扶持
达尔文说：“除了某些微生物之外，地球上没有任何物种能够独立生存。换句话说，绝大多数生物都是被其他类型的生物所包围，甚至侵扰。经过长期的进化，这些紧邻的生物以许多不同的方式相互影响。自然选择有时似乎促成了这样的事实：即使是生存斗争的敌人，只要满足了关系持续，作为互相回报的条件，有可能是合作。”合作共生作为一种生存手段，在动物世界也很常见。草原上到处都是喜欢打洞的黄鼠，他们深藏在地下并且异常警觉，因此狼拿它们没办法——狼挖洞的技巧实在太差了。蜜獾则刚好相反，它打洞的速度比人都快，但是它行动太慢，黄鼠就在它面前都吃不到。因此这两个食物链上的上下级在这件事上达成了约定：蜜獾负责挖掘，而狼则负责抓捕。狼没有过河拆桥，因为它深明合作是优势策略，与蜜獾一起捕猎的效率是单独捕猎的三倍。
动物界如此，人类亦如此，日本人深谙这个道理。在日本，“共生共荣”是普遍的价值观。而商社最大的意义就是能建立庞大的生产体系，分工合作，避免竞争，力求共赢。日本商社通过联合互补的方式，解决了本国资源紧缺、海外扩张的难题。加入以商社为核心的财团有利于企业之间进行优势互补，在经营上财团内部所属企业之间可以相互扶持。
财团内的企业群体会将集团外部的中小企业群作为长期稳定的交易对象——外包公司，也就是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业务经营范围。这些外包公司有的向着水平方向延伸，如三菱公司旗下囊括了190家成员公司；有的朝着垂直方向发展，丰田公司下属175个初级供应厂商和4000多个二级供应厂商就是最好的佐证。此外，在主要的制造商和全国几千个零售商之间还存在着销售联盟。这样一来，如同铸造了铜墙铁壁，刀枪难入。
同门之间的联合演戏尚可理解，但是不同财团间的暗中密谋就多少出人意料。在日本，不同的商社之间也存在表面竞争却私下合作的情况。据曾在日本商社工作多年的中国职业经理人介绍，商社负责人会定期聚首共商事宜，通过协商和利益均分，确定各自的客户群体和目标市场。彼此一旦达成共识，也就意味着商社新的演出就要开始了。
在中国企业界，为了争夺一块共同的市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两家实力相当的行业巨头在拼个你死我活。而在日本，因为有了商社的从中撮合，企业间分享地盘的景象就会很常见。
合则两利，分则双败，这个故事说明只有合作双赢，才是人间正道。正如金融巨头摩根说：“竞争是浪费时间，联合与合作才是繁荣稳定之道。”日本企业以综合商社为中心，资源优势互补，经营相互扶持，不断地实现加法效应。
经济危机时刻，抱团取暖求生
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成批成批的民营企业在倒下，而日本的很多企业却安然无恙。并不是这些企业本身的实力比之中国企业强太多，而是他们能够及时地抱团取暖。是谁促使这些企业在非常时期充满信任地联姻？正是日本财团及综合商社。
日本总是举国炒作能源紧张的话题，不少高收入的人却在一滴水、一度电上精打细算。其实日本几乎从来不停电，用电也无限制。日本这种忧患意识不仅是客观国情的“加工型”反映，而且是日本人认识、约束自我思维方式的展现，是日本国民意识及价值观的基石。
强烈的危机意识是日本强大的关键因素，也是日本商社存在的根基。美国企业背后的文化是个人主义，崇尚独立性，利润第一。当危机来临时，美国公司总是企图摆脱和剔除其陷入困境的产业和部门；而日本财团更加注重建立企业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形成命运共同体，共度危机，共求发展，共同抵御外部侵略。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一直受西方思维支配的中国很多企业才不得不尝试与竞争对手“抱团取暖”。而抱团求生一直就是日本商社的成立宗旨。
三井物产的《三井氏家规》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独木易折，成林难摧，汝等要和睦亲厚，共图三井家运昌盛……同族绝不可相争。”就是说，三井财团的成员企业在任何时候都要团结与共，共渡难关，一起走向昌盛，而万万不可同族起内讧。
在危机时刻，日本企业间这种与竞争对手“抱团取暖”的做法，看似是一种单纯的企业联手行为，实际上背后牵扯到财团之间的决策。促成这些企业走到一起的正是综合商社。
在这一次的危机流中，我们很抱憾地看到，中国的企业没有几个成功地抱在了一起。原因有关键的两点：第一，危机意识不够，在危机来了的时候突然抱到一起，彼此很难做到百分百信任；第二，缺乏一个第三方的牵线人，如果两个企业彼此不信任，却有一个彼此都信任的组织做中间人，还是很可能抱紧的，中国企业就是缺乏像日本综合商社这样可信任和依赖的组织。所以，中国的企业是经不起危机考验的，君不见此次金融危机，破产了多少民营企业。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在中国，也有着类似“可信赖的组织”存在。在中国，这样的组织不叫商社，而是叫商会、商帮。商会、商帮虽然存在形式不同，但是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以温州商会为例，温州商会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有着丰富的内涵：政府的影子内阁、民企的聚合效应、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种力量等等。
第三章 不断变化着的“软体动物”
把握市场，嗅察商机，不僵化公司的固有形态，这是商社的基因。从拉面到火箭、从卫星到鸡蛋，甚至更有比卫星大的宇宙，比鸡蛋小的芯片和肉眼根本看不见的生物工程，随需而变，无所不做，这就是商社的魅力根源。
“综合”是商社的金字招牌
日本制造型大企业与欧美企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典型的日本大企业拥有大量的子公司，通过这些子公司涉足范围极广、彼此关联度并不大的业务领域，而典型的欧美企业的业务则往往集中于某一个领域，旗下子公司的专业关联度一般很高。按产业经济学的观点，此所谓“多元化”与“专业化”之别。只是，日本商社的“综合”的特征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多元化”，日本商社是以商业职能为主导，兼具生产、流通、金融、信息、服务、组织功能为一体的，它一般是由一个紧密核心团，以及围绕紧密核心团的半紧密层、松散层和关联层构成的。紧密核心团是几个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相互持股，在资金、资产上结成利益与共的经济联合体；半紧密层是由构成核心团的各大企业分别控股的子公司或分公司组成的；松散层是由核心团成员控股各子公司（或分厂、分公司）参股的许多中小型企业形成的；关联层是由集团核心团、半紧密层和松散层的各个企业的协作单位组成的。
我们常说“狼来了”，其实一只狼并不可怕，真正让人害怕的是，一只狼的出现，往往意味着一群狼的到来。狼其实不是最凶猛的食肉动物，而且独狼也极难自保和生存。但由于狼总是一群一群地出现，且善于联合作战，因此狼群团队的力量常令狮子等猛兽都心存敬畏，所谓“饿虎斗不过群狼”。
商社的综合特性，使得它发展成为了有着群狼精神的雄狮，在商场丛林中保持着“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霸主地位。
以钢铁行业为例。在澳大利亚、巴西等矿区密集的地方，到处可以看见三井旗下新日铁的标志；商船三井为各国的钢铁企业提供铁矿石的运输服务；而运输所用的大型矿砂船又由三井船舶制造……三井物产协调、贯通了上下游整个产业链，作为一个中介，它“既知道供应方的条件，又知道需求方的需要”，自然在行业内拥有了巨大的话语权。
哈佛商学院亚当·M.布兰登勃格曾指出：“创造价值是一个合作过程，而攫取价值自然要通过竞争，这一过程不能孤军奋战，必须要相互依靠，企业就是要与顾客、供应商、雇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密切合作。”“多元化”的最大掣肘是无端内耗的发生，而日本商社的联合作战思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当然，商社的多元化项目并不一定全部都是成功的，有统计数据显示，商社投资项目的成功率只在1‰，一般来说，投资一个项目后，商社会看三年，不赚钱的项目，商社就放弃、撤资、转让，但是单纯的1‰，就成功地让商社不断扩张，越滚越大。这是因为在商社模式下，各企业能够实现优势互补，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研究与开发，最终扩大市场份额；同时，通过强强联合，不仅有利于优化国内的资源配置，还能够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而强弱联合的收效也不小，强企业可以吸收了弱企业的长处，形成更大的竞争优势；弱企业依托强企业可以改变原有的弱势地位。
从拉面到火箭从卫星到鸡蛋“无所不做”
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泡沫经济”和所谓“失去的十年”后，日本经济表现得很顽强，依旧保持着“亚洲龙头”的地位，至今仍健康发展的企业不在少数，各大综合商社更是“无所不做”。这是为什么呢？
跨行业的非关联性多元化在很多商业模式的尝试中都是失败的，这是因为存在一个“不协同”的问题，这种无边界的扩张，使得企业在原有的人才资源，原有的市场渠道资源、采购渠道资源、研发能力、制造能力，包括管理经验、企业文化、品牌资源等等，全部都不支持“新业务”，新开业务与原有业务之间没有可以相互支持、相得益彰的业务能力，没有任何共享资源，新业务必须重起炉灶，一切从零开始，稍有不慎，极易发生崩盘。
而商社模式恰恰解决了“不协同”的问题。在商社模式下，在商社找到并确立了产品项目后，一般就会分社，实际就是变成子公司，让它们独立出去。商社对它们只是拥有股权，从0.5%到60%不等。参股比较大的公司，商社会派人去管理，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或财务总监。公司下面的干部、员工，都由公司自己招聘，不是商社本身的职员。还有很多情况下，厂家的盈利来自于增加设备、买原料，扩大投资，这要占用很多资金。商社参股后，先把原料供给你，货到再收钱，这实际就是变相在给厂家融资。这样，商社就不会庞大无比，而分公司也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商社只是单方面的提供各种支援，并不会过多地干预，让“不协同”的问题根本就不会出现。
当被问到商社的经营范围时，三菱商事中国总代表助理小山雅久先生说了这样两句话：“商社不直接做产品”、“我们没有主业”。而据相关报告记载，三菱商社经办的商品品种有：
（1）开发建设类：
（2）燃料类：
（3）钢铁类：
（4）有色金属：
（5）机械类：
（6）食品原料类：
（7）纤维类：
（8）化学品类：
（9）原材料类：
（10）其他类：保险代理业等。
在日本，没有任何企业能像综合商社那样，经办这么多的商品。商社既是产业的组织者，又是产业的扶持者，这样一种存在使得“除棺材和空气之外无所不做”的经营模式成为了可能。
进口贸易、国内贸易和转口贸易活动广泛
从商社的历史沿革看，商社最传统的、最擅长的、也最根本的业务就是做贸易。作为企业之间交易的组织者，它们从事国内贸易、进出口贸易和第三国间的贸易，构筑起了庞大的交易网络、信息网络和物流网络。
商社在贸易活动中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在对外贸易中，商社扮演着服务者的角色，他主要的服务对象是中小企业。日本资源匮乏，向国外发展是最好的出路，在国外建厂可以使用当地劳动力，就近生产、就近销售，还可以规避贸易壁垒等。随着日本企业走出国门，他们对于走出去的套路——当地的法律、人员关系、政府关系、当地的合作伙伴等都不了解、不清楚。这种情况下，一个有着成熟经验的引路人就格外重要，商社就是这个引路人。
利用日本国内复杂的销售体制，综合商社得以把外国竞争者排斥在外，确立起自己在国内市场的统治地位，同时，通过综合商社，日本国内市场才既能够与国际市场发生密切的联系，又能够免于国际市场的直接冲击，从而确保了日本这样一个加工贸易国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能经常处于有利地位。
独立而强悍的现代物流体系
准时生产方式，即“在需要的时候，按需要的量生产所需的产品”，也就是通过生产的计划和控制及库存的管理，追求一种无库存，或库存达到最小的生产系统。说起来很简单，但仅及时物流这一点，很多企业都难以做到。有“日本经济研究第一人”之称的白益民指出，丰田生产模式的背后是三井商社。或许这才是丰田模式无法模仿的关键。
综合商社特别强调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力，并不断推进对物流领域的渗透。综合商社在海外获取资源，在整合产业链的过程中更多的资本投放在对生产企业的上游原料物流和下游产品的销售代理权中，日本大企业通过综合商社（综合商社对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的企业采用小额入股）“小资本+大物流”的方式被组织在一起。这种“只服务不控股”（控股主要由日本的生产型企业来做）的方式更易于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而且又把经营风险降到了最低。
对于商社来说，商社统一负责产销，可以集中订货，解决用户资金周转上的困难，还可以发挥信息功能和市场预测功能，协调不同厂家、不同运距的产品价格。据统计，日本钢材总销量的97%都是通过商社销售的，生产厂家倚重商社，源于生产与流通专业化分工明确、物资流通高度社会化的模式。
日本人经常把分销渠道比作河流，制造商位于上游，零售商居于下游。制造商通过与下游零售商的整合形成先进的物流系统。商社积极地推动了产业链之间的事业合作与整合，实现了实时物流的顺畅，这才使得实时生产发挥出作用，使得JIT成为可能。
在商社的参与下，零配件厂商和生产企业的关系是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合作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契约关系。一个零配件厂商的绝大部分产出都供应给一个或两个主要的生产企业，而主要的生产企业一般会在供应商那里拥有一定的股份和指挥权。由于在长期交易关系中居于支配地位，大企业可以要求协作企业采用“最佳时态”供货制，通过适时适量供应零部件来降低库存，提高有效开工率。
如今，是一个全球化物流的时代，对于商社来说，机遇大于挑战，过去贸易业务所累积出来的网络和专门技术为它强悍的物流体系的推进打下了基础，在这种物流模式下，成功可以任意复制。
依据庞大的信息网络相时而动
美国经济学家CebrowsArthur说：“信息就是力量，信息领域将是未来的战场。”信息是生命，离开信息，企业就将面临夭折的命运。
作为日本经济的总参谋部，以及日本国家经济战略的制定者，综合商社同时也对日本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政策影响力。日本政府对世界经济事务的认识和研究几乎完全依赖于如三井财团的“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和三菱财团的“三菱综合研究所”这样的研究机构。实际上，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研究和制定都是来自于对世界范围内收集来的各种情报的分析和研究。日本综合商社在经济情报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巨大资源，这也决定了它在国家经济决策中的重要地位。
评价企业成功与否，一个简易的办法是看其物流、工作流和信息流“三流”的情况，其中，信息流的质量、速度和覆盖范围，尤其可以“映照”企业的生产、管理和决策等各方面的“成色”。因为物流、工作流在企业的“生命活动”中最终无不以信息流的“高级形式”展现，就像生物体的所有活动都是基于神经系统传递的生物电信号一样。
日本人的观念里做生意的本质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包括数量上的不对称、质量上的不对称和速度上的不对称。这种观念从博弈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无疑是相当正确的。
综合商社国际化的最大收获，就是掌握全球资讯，为下属成员企业找出各地贸易、投资的互补机会，从中赚取利益。综合商社是一个贸易组织，也是一个情报组织。
在国际化的道路上，制造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只要求助于综合商社，商社就会立即启动自己的庞大信息网络，为其提供最满意的答案。综合商社是感触世界经济变化最灵敏的鼻子，它时刻关注着世界经济甚或政局的最新动向，任何信息都难逃其信息网络。不光生产制造企业离不开它，甚至日本政府也离不开它。
商社成功的最大资本是人
在综合商社的体系中，内部团队的建设显得更为重要。企业的成功，说到底都是“人”的成功。对于任何产业，任何公司而言，人才都是制胜的法宝。人才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本，谁拥有最多最优秀的人才，谁就拥有最大的资本。日本综合商社的成功，正是因为商社都云集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综合商社将一般企业的年功序列制度与选拔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施行严格的考评和升级制度，培养出知识全面、经验丰富的综合型人才。近几年来，综合商社一直是日本大学生择业的首选目标。每个商社都认为自己最主要的资产和最宝贵的财富是人才。这些人才不仅懂技术、会经营，更重要的是，具有事业心和奉献精神。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说过：员工的培训与教育是使员工不断成长的动力与源泉。彼得·圣吉先生在《第五项修炼》中也指出：从整个五项修炼来讲，团队学习才是真正的中坚力量，不然其他是不可能的。在进入综合商社工作的招聘面试时，面试教官会事先说道：商社就是一所大学，你是来这里学习的。各综合商社均致力于努力培养高素质员工，大部分商社均成立了自己的大学或研修机构，从一般职员到管理阶层都必须接受严格的再培训，以充分理解公司理念、明确公司运作方式，成为符合公司需要的各类人才。
商社在终身雇佣制基础上，实施严格考评和升迁制度，促使员工以商社为家，对商社忠诚。因此，商社对于年资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一位综合商社的课长，可能需要在公司工作10年以上，部长则要20年以上的经验。当然除了部分职员可不断在商社本部内赢得更高职位外，更多的职员是在步入中年后走向了商社投资的关系企业的领导岗位。（文章源自微信订阅号：三井商道有聊 shangdaoyoul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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