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来自台湾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一名在读研究生。2013年我高中毕业，选择到台湾辅仁大学读心理学，经过诸多的转折之后，我最终走上人类学的道路。

从心理学转向社会学，最终踏上人类学这条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当然这些故事里也包含了我对世界的一点观察和一些思考。

在田野遇见田野

大二的时候，我在心理系修了一门叫做社区心理学的课。从开学的第一周开始，老师便把我们丢到了一个位于台湾基隆海边的社区。

这个社区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太平洋，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这里是一个阿美族和汉族混居的社区。

生活在这里的阿美人很多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生养他们的部落被大巴拉到北边来挖煤的矿工，煤矿产业没落之后就滞留在这里了，靠着种田卖菜、出海跑船的微薄收入生存。

而我们这半年的学习任务，就是要跟着阿美族的长辈学种玉米。说是种田，但更重要的任务是，

我的访谈对象孙爷爷，当时已经90岁了。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就意识到这学期的任务没那么简单。孙爷爷戴着一副助听器和重度老花眼镜，喝着阿美族米酒，读着日文《圣经》，操着一口含混不清的中文。靠着其他阿美族人的帮助，我才能勉强和他进行比较简单的交流。

就这样，我开始每周往返于学校和这个世外之地，体验田野生活，一跑就是一整天。

我们一边开荒播种巡田除草，一边绘制社区地图了解这里的社区邻里关系，一边用新学的阿美语混杂着中文和长辈们访谈，偶尔被群聚的族人灌醉，倒在社区里还会被长辈们嘲笑一番。

很快，春去夏来，我们开垦的荒地长出了大片的玉米，我也慢慢从艰涩的访谈碎片中，慢慢拼凑还原出孙爷爷如何失去土地被迫流浪，如何失去工作四处谋生，如何失去妻子酗酒度日的回忆，其中的苦涩和无奈不只是他个人的生命情感，也折射出整个阿美族近半个世纪来的社会处境。

对我而言，社区心理学可以说是在研究方法上的一次启蒙，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还可以用这样有血有肉、有生命、有温度的方法来研究人、研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当然，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它让我第一次真正产生了对自己所面对的、实在的那个“人”的好奇。

这种好奇随着我触及的知识和掌握的方法慢慢延伸而萌芽壮大，让我开始不满足于心理学的学习，一步步跨入社会学专业，想要从更宏观的社会结构去看人。

同时，我也开始思考，既然“种田”都可以成为理解人的一种手段，或许我也可以在枯燥的学习之外找到另外一条理解人的线索。

平民窟中寻找理解世界的线索

独立日的印度

大三那年的暑假，我踏上了前往印度的旅程。

我追随着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找到了孟买的达拉维社区，这里曾经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

在这里，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想象力是多么的有限和贫乏，贫民窟的复杂和生动远超过我的认知。

当时恰逢印度独立日，集体狂欢的气氛弥漫在街头巷尾，我穿行在狭窄阴暗的弄子里，拿出相机窥视着每一个活跃的家庭作坊和狂欢的人群。

贫民窟的景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是因为难以忍受的肮脏混乱，还有这种混乱表象之下的内在秩序和文化生机。

这种冲击带给我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对它本身产生了浓烈的兴趣。我想知道，贫民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生活在其中的人是怎样的一群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贫民窟会是什么样子？

劳动节的菲律宾

但从印度回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并没有急着寻找下一个目的地。相反，我开始怀疑过去的这趟旅程，质疑自己窥探别人私生活、进入别人私领域的举动有何价值，审慎地揣测自己是不是在消费我所拍摄的人。

我暂时想不到方法有效地解决这个难题，但给自己立下相对严谨的规矩：避免拍摄别人的私生活，避免急功近利式的寻找答案，只是去听去看去想。

很快，我就遇到了下一个机会。我在菲律宾工会的朋友知道我对贫民窟很感兴趣，邀请我在劳动节到马尼拉参加他们的游行，顺便走访几个马尼拉典型的贫民社区。

在这里我很有幸遇到了两位特别的向导。

一位来自台湾的传教士，他和他的菲律宾妻子在马尼拉最大的贫民窟驻点了多年。他们带我进到帕罗拉社区，两个月前这里爆发过一场大规模火灾，转眼间废墟之上已经盖满了一片新屋，整个社区都恢复了惊人的秩序和活力。

接下来的几天当中我频繁地往返于各个贫民窟和游行现场之间，在这里我认识了我的第二个向导——一位大学校工，也是工会的主席。我们在游行期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带我去他在贫民窟的家中做客，跟我分享他最爱吃的大饼，带我一个个认识他的邻居和亲戚。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朋友的帮助，我没有可能观察到很多细节，观察到贫民窟内部的危机处理和组织动员，了解到一个小家庭内部的生活细节。

贫民窟不只是让我这样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充满困惑的年轻人可以一窥世界的窗口，更重要的是，

比如，我在2018年圣诞节前后造访的首尔贫民窟，它本身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城市改造的产物，三十年前，他们被以清理市容为由，从城市的其他角落驱赶到了这里。如今，这里面临财团的新一波开发；

再比如，我在泰国泼水节前造访的曼谷贫民窟，在这里我遇到了不少来自缅甸的难民和柬埔寨工人。正是都市空间所裹挟的大量社会问题，不管是城市改造、国际难民、区域政治，还是性别、宗教、种族等社会因素，共同堆砌出了这样一个独特的空间，而这些问题都是社会最普遍性、根源性的议题，也是研究社会、研究人绕不开的议题。

从贫民窟回到身边的生活

走过了这多贫民窟，你或许会问，贫民窟和我产生了什么关系？它们不只在空间上和我生活的城市相隔甚远，在时间上也和我的日常生活脱节，怎么看似乎都和我毫无关联。

但我发现，这些累积下来的对异国他乡平民生活（我称之为异地常人）的观察，好像点燃了一把火，燃起了我对生活周遭的土地和人群的好奇（我称他为斯地斯人），然后又进一步唤起了我对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异乡人的关注（我把它叫斯地异人）。

人们就像是活在一个鲜活的光谱上，在不同的位置之间流动，而我和贫民窟中的人们一样，也正是其中的一员。

我开始慢慢明白，贫民窟所带给我的问题需要我回到日常，回到我曾以为理所当然的生活中才可能找到答案。于是我把眼光收回到我生活的地方，开始关注生活周边的那些具体、日常的对象，试图重新去理解我周遭的人事物。

在我的大学毕业论文中，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去追访一群不受关注的移动者——定居台湾的大陆丈夫，我称他们是岛隅的陆人。

我想知道他们跟随妻子移动、跟随妻子居住的形态，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怎样的经验。我更好奇的是他们怎样克服重重的困难，在制度性歧视的社会中让自己自融入当地的生活？

开始的时候，我以研究者身份和他们建立的是一种疏离的、僵硬的合作关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的关系也不断地深入，我可以近距离地在饭桌上观察他们和孩子的交流，在家庭中观察他们和妻子的互动，贴近这些人的生活和生命情感。

这种转变大概源于我们都经历相似的流动且仍处在不断流动的状态中，我们有着共同的移动路径，有着相似的生活方式和体验。也正是这种游离和流动的特质，让我可以更感同身受地去理解这些人。

到这个时候，我才清楚感受到，我在心理学学到的同理心，在社会学学到的社会关怀，真正化为了我所拥有的、所能施展的能力和精神。

以身为度量人间

不管是心理学也好，社会学也罢，亦或是我后来感兴趣的人类学，其实都有着一个相通的目的——都想要回答人是什么。人是活的，而且那么复杂，而研究者想要搞懂人，只有更加灵活，才有可能把握到一丝丝人的复杂性。

当然，这些经验带给我的收获更多来自内在，来自于这些经验给予我的冲击，给予我的更宽广的视野和视角，让我对自己身处的社会生出一点敏锐和敏感的观察，让我有动力去重新理解身边的事物。

在这一点上看，我这些年在贫民窟的旅行和在台湾的学习在我身上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它们共同成了我的给养。

古希腊哲学家曾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我非常喜欢这句话，但是我更喜欢另外一种诠释，来自台湾社会学家谢国雄老师的概念——“以身为度”来表达田野工作者必须要有的态度。用我之身作为他者的度量。“我”就是探究他人生活的媒介，“我”也是理解自我生命的路径，“我”终而可以成为理解人、理解世界的尺度。

作者丨傅阳

来源 | 据作者在第五届中国教育创新年会上的演讲整理

责编丨蒲公英教育智库 · 新校长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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