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人生的第九十九個年頭，李佩大腦的“內存越來越小”，記憶力大不如以前了。她一個月給保姆發了3回工資；她說現在的電視節目太難看了——“民國的人去哪兒了？”
在她狹小的客廳裡，那個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發，60年間，承受過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各種體積的身體。錢學森、錢三強、周培源、白春禮、朱清時、饒毅、施一公……都曾坐過那個沙發。但是有時人來得多了，甭管多大的官兒，都得坐小馬紮。
她一生都是時間的敵人。70多歲學電腦，近80歲還在給博士生上課。進入晚年後，她創辦了比央視“百家講壇”還早、規格還高的“中關村大講壇”。沒人數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學家中有多少是她的學生。甚至在學術圈裡，從香港給她帶東西，只用提“中關村的李佩先生”，她就能收到了。她的“郵差”之多，級別之高，令人驚歎。
在錢學森的追悼會上，有一條專門鋪設的院士通道，裹著長長的白圍巾的李佩被“理所當然”地請到這條道上。有人評價，這位瘦小的老太太“比院士還院士”。
“生活就是一種永恆的沉重的努力”
這位百歲老人的住所，就像她本人一樣，頗有些年歲和綿長的掌故。
中關村科源社區的13、14、15號樓被稱為“特樓”，那裡集中居住過一批新中國現代科學事業的奠基者。錢學森、錢三強、何澤慧、郭永懷、趙九章、顧準、王淦昌、楊嘉墀、貝時璋等人都曾在這裡居住。
如今，李佩先生60年不變的家，就像中關村的一座孤島。這座島上，曾經還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懷先生。
郭永懷、李佩夫婦帶著女兒從美國康奈爾大學回國，是錢學森邀請的。
回國後，郭永懷在力學所擔任副所長，李佩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直至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的第二天，郭永懷和好友一起開心地喝酒，李佩才意識到什麼。
1968年10月3日，郭永懷再次來到青海試驗基地，為中國第一顆導彈熱核武器的發射從事試驗前的準備工作。12月4日，在試驗中發現了一個重要線索後，他當晚急忙趕到蘭州，乘飛機回北京。5日凌晨6時左右，飛機在西郊機場降落時失事。在燒焦的屍體中有兩具緊緊地抱在一起，當人們費力地把他們分開時，才發現兩具屍體的胸部中間，一個保密公文包完好無損。最後確認，這兩個人是59歲的郭永懷和他的警衛員牟方東。
郭永懷曾在大學開設過沒幾個人聽得懂的湍流學課程，而當時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經歷著人生最大的湍流。
據力學所的同事回憶，得知噩耗的李佩極其鎮靜，幾乎沒說一句話。在郭永懷的追悼會上，被懷疑是特務、受到嚴重政治審查的李佩一個人孤零零地坐在長椅上。
郭永懷走後22天，中國第一顆熱核導彈試驗獲得成功。
那些時候，樓下的人常聽到李佩的女兒郭芹用鋼琴彈奏《紅燈記》中李鐵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堅強，頂天立地……”後來，李佩將郭永懷的骨灰從八寶山烈士公墓請了出來，埋葬在中科院力學所內的郭永懷雕塑下面。
此後的幾十年裡，李佩先生幾乎從不提起“老郭的死”，沒人說得清，她承受了怎樣的痛苦。只是，有時她呆呆地站在陽臺上，一站就是幾個小時。
更大的生活湍流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李佩唯一的女兒郭芹也病逝了。沒人看到當時年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過眼淚。老人默默收藏著女兒小時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幾天後，她像平常一樣，又拎著收錄機給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語課去了，只是聲音沙啞。
“生活就是一種永恆的沉重的努力。”李佩的老朋友、中國科學院大學的同事顏基義先生，用米蘭·昆德拉的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
1999年9月18日，李佩坐在人民大會堂，國家授予23位科學家“兩彈一星”功勳獎章，郭永懷先生是其中唯一的烈士。該獎章直徑8釐米，用99.8%的純金鑄造，重515克——見到的人都感慨，“確實沉得嚇人”。
4年後，李佩託一個到合肥的朋友，把這枚獎章隨手裝在朋友的行李箱裡，捐給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時任校長朱清時打開箱子時，十分感動。
沒什麼不能捨棄
錢、年齡對李佩而言，都只是一個數字。她在北大唸書，北平淪陷後，她從天津搭運煤的船到香港，再輾轉經過越南，進入雲南西南聯大。她在日本人的轟炸中求學。她曾代表中國，參加在巴黎舉辦的第一次世界工聯大會和第一次世界婦女大會。她和郭永懷放棄了美國的三層小洋樓，回國上船時把汽車送給最後一個給他們送行的人。這個經歷過風浪的女人，在那個年代做了很多擦邊的事，有的甚至是“提著腦袋”在幹。
“文革”剛剛結束，人才匱乏。李佩找到那些曾被打成右派甚至進過監獄的英語人才，讓他們從事教學工作。事實證明，她的眼光很準。她請出山的許孟雄，後來成為鄧小平同志1979年1月出訪美國時英文文件的把關人。
她還和李政道一起推動了中美聯合培養物理研究生項目，幫助國內第一批自費留學生走出國門。到1988年該項目結束時，美國76所優秀大學接收了中國915名中美聯合培養的物理研究生。當時沒有託福、GRE考試，李佩先生就自己出題，李政道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選錄學生。
她籌建了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後更名為“中國科學院大學”）的英語系，培養了新中國最早的一批碩士、博士研究生。當時國內沒有研究生英語教材，她就自己編寫，每次上課，她帶著一大卷油印教材發給學生。這些教材沿用至今。
她進行英語教學改革，被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語言學系主任Russel Campbell稱作“中國的應用語言學之母”。她大膽地讓學生讀《雙城記》《傲慢與偏見》等原版英文書。所有畢業生論文答辯時，她都要求用全英文陳述。
1987年，李佩退休了，她高興地說，坐公交車可以免票了。可她接著給博士生上英語課，一直上到80來歲。
中國科學院大學黨委副書記馬石莊，是李佩的博士英語班上的學生。如今，他在大小場合發言、講課，都是站著的。他說，這是跟李佩先生學的，“李先生70多歲時在講臺上給博士生講幾個小時的課，從來沒有坐過，連靠著講臺站的姿勢都沒有”。
在馬石莊眼裡，李先生是真正的“大家閨秀”。“100年裡，我們所見的書本上的大人物，李佩先生不但見過，而且與他們一起生活過、共事過，她見過太多的是是非非、潮起潮落。”
在李佩眼裡，沒什麼是不能捨棄的。幾年前，一個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讓小她30多歲的忘年交李偉格陪著，一起去銀行，把60萬元捐出——力學所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各30萬元。沒有任何儀式，就像處理一張水電費單一樣平常。
前年，郭永懷104歲誕辰日，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幾十年的藏品，捐給力學所：郭永懷生前使用過的紀念印章、精美計算尺、浪琴懷錶，以及1968年郭永懷犧牲時，中國民航北京管理局用信封包裝的郭先生遺物——被火焰燻黑的眼鏡片和手錶。
探求“錢學森之問”
李佩的晚年差不多從80歲才開始。81歲那年，她創辦“中關村大講壇”，從1998年到2011年，每週一次，總共辦了600多場，能容納200多人的大會廳每場都坐得滿滿當當。黃祖洽、楊樂、資中筠、厲以寧、程鬱綴、沈天佑、高登義、甘子釗、饒毅等名家，都登上過這個大講壇。“也只有李佩先生能請得動各個領域最頂尖的腕兒。”有人感慨。
等到94歲那年，李佩先生實在“忙不動”了，才關閉了大型論壇。在力學所的一間辦公室裡，她和一群平均年齡超過80歲的“老學生”，每週三開小型研討會，這樣的研討會延續至今。
有人回憶，在討論“錢學森之問”求解的根本出路時，三個白髮蒼蒼的老者並列而坐。北大資深教授陳耀松先生首先說了“要靠民主”四個字，緊接著，鄭哲敏院士說：“要有自由。”隨後，李佩先生不緊不慢地說：“要能爭論。”這一幕在旁人眼裡真是精彩、美妙極了。
在李佩90多歲的時候，她還組織了20多位專家，把錢學森在美國20年做研究用英文發表的論文，翻譯成中文，出版了《錢學森文集》中文版。對外人，李佩先生常常講錢學森，卻很少提郭永懷，旁人說李先生太“大度”了。
不孤獨
因為訪客太多，李佩先生家客廳的角落裡擺了很多小板凳。有年輕人來看她，八卦地問：“您愛郭永懷先生什麼？”她答：“老郭就是一個非常真實的人，不會講假話。老郭脾氣好，不像錢學森愛發脾氣。”
曾有人把這對夫婦的故事排成舞臺劇《愛在天際》。有一次，李佩先生去看劇，全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但人們從她的臉上，讀不出任何表情，那似乎在演著別人的故事。
“不老”的李佩先生確實老了。曾經在學生眼裡“一週穿衣服不重樣”、耄耋之年出門也要把頭髮梳得一絲不亂還別上卡子的愛美的李佩先生，已經顧不上很多了。
那個她曾趴在窗邊送別客人的陽臺落滿了灰塵，鋼琴很多年沒有響一聲了，她已經忘了牆上的畫畫的是她和郭永懷相戀的康奈爾大學。記憶正在一點點斷裂。
早些年，有人問她什麼是美，她說：“美是很抽象的概念，數學也很美。”如今，她直截了當地說：“能辦出事，就是美！”
很少有人當面對她提及“孤獨”兩個字，老人說：“我一點兒也不孤獨，腦子裡有好些事。”
相反，她感慨自己“連小事也做不了”。看到中關村車水馬龍，騎自行車的人橫衝直撞，甚至撞倒過老院士、老科學家，她想攔住騎車人，但她說：“他們跑得太快，我追不上了。”
儘管力氣越來越小，她還是試圖對抗龐大的推土機。
在寸土寸金的中關村，科源社區的13、14和15號樓也面臨拆遷的命運。李佩和錢三強的夫人何澤慧院士等人，通過多種渠道呼籲保護這些建築，力求將中關村“特樓”建成科學文化保護區。中關村的居民感慨：“多虧了這兩位老太太！”
如今，“內心強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的李佩先生似乎越來越黏人。有好友來看她，她就像小孩一樣，鬧著讓保姆做好吃的；好友離開時，她總是在窗邊看好友一步三回頭地走遠，一點點變小。
摘下助聽器，李佩先生的世界越來越安靜。知道李佩這個名字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了。
但每一個踏進李佩先生家的人都會很珍惜拜訪的時間，會努力記住這個家的每一處細節。大家都明白，多年後，這個家將是一個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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