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22日，马云在美国西点军校演讲中说道:“……过去二十年里，我强迫自己每天思考6个小时，洗澡时在思考，上厕所时在思考，睡觉时在思考，在世界各地思考……”名人的话虽不敢苟同，倒也确实觉得不无道理。我国自古就有“慎独”、“静思”之说。近一年来，我对自己的退休生活重新作了一些调整，自然也就多了一些“靜”与“思”的时间。比如，想要写点东西，就必须要强迫自己靜下来，去回忆，去追思，去总结。
依稀记得1966年自己初中毕业那年，并没有举行毕业考试和中考。大串联之后就成了回乡知青，来到“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滚打摸爬，一干就是十几年。1981年，因为此前自学英语略有小成，后被“伯乐”——当时初建不久的烔炀公社初中一一大高中学校长高家均发现，一纸请去当英语代课教师。后又因机缘有幸成为国家公办教师。这短暂而又漫长的人生旅途，充满了坎坷、艰辛与传奇……
静下来，认真地回忆，苦苦地思索，慢慢地总结。啊！种田15年，教书不到30年。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不同的生活和工作，彼此各有所得，各有所失，虽不是五彩斑斓，更没有惊天动地，却也同样是津津有味、无怨无悔地在为自己的人生编织、拼博。遵从远在大洋彼岸的朋友何博士的勉励，“……写着写着，顺藤摸瓜，旧时的回忆就出现在脑海里了……”。一古脑儿的思索，果然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
忽然发现，28年的教师生涯，虽然经历太多，相对安逸，却怎么也没有那在农村种田的15年印象深刻，尽管我一直刻意回避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然而许多经历却总是像一幕幕电影在脑海里时隐时现，仿佛就在昨天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永远镌刻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我也豁然明白，在农村种田的那十几年生活虽然单调、枯燥和艰辛，但那又确实是烙印、伤痕和财富。
我们村子不大，人口不足百人，但却有三百多亩田地。那是解放初土改时，按当时的常住人口分的田地。后来又陆续搬走了不少人家，结果形成了一个典型的田多人少的生产队。在那个大集体年代，当时的统购统销政策，农业税和征粮仍然按照土改时分的360亩地来计算。全村男女劳力三十多人，只能是广种薄收。缺少劳动力管理，没有足够的肥料，怎么可能有好收成。我清楚记得，从我回乡种田以后，我们村子从来都是二三角钱一个工。正因为田多人少，当年正值年轻的我，在回乡种田以后，毫无疑问要比其他同龄回乡知青的劳动强度更大，吃的苦更多，经历更加丰富。记得当年我曾把“农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的诗句改成“村民无闲日，天天人倍忙”。引得当时插队在我们村的女知青们哈哈大笑。
那时的农民种田主要使用农家肥，不像现在几乎完全使用化学肥料，用少量的化学肥料，也是凭票供应的，多用在庄稼生长的中后期作为追肥。所以当时在我们烔炀、黄麓一带，几乎所有的生产队，便出现一种特殊现象，即每年秋后，组织一批青壮年劳力去城市，如合肥、淮南、芜湖等地“撮屎”，书面用语为拾粪。那时侯，每年冬季春节前夕，烔炀火车站臭气熏天，到处可见一堆堆从不同城市用车皮运来的大粪，一个个用芦席围起来的看粪棚。这成为当时十几年间烔炀火车站曾经特殊的一幕，一道特别的“风景线”。烔炀河火车站也被戏称作“屎站”。
从1970年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十多年的时间，我每年秋后都会成为生产队外出拾粪大军的一员。分别去过淮南、合肥、芜湖，而更多的是芜湖。算了一下，在芜湖拾粪七年，其中有一年春节也是在芜湖度过的。过年期间留在芜湖拾粪，那可是黄金时期。不用拾的，就是直接挑，就怕你挑不动，一天可抵得平时的五六天以上。那时我对芜湖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还有那些单位、工厂，我都像出入无人之地。像芜湖钢铁厂、纺织厂、禽蛋厂、火柴厂、铝制品厂、造船厂等，到处都有过我的身影，到处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至于那芜湖郊区的村庄，我更是熟悉不过。但是，十几年前再次去过一次芜湖，我已完全成了一个陌生人，几乎分不清东南西北了；至于现在，芜湖的模样那就更加不可想象，变化太大了。
网络图片
生活篇
在大集体年代，每年秋收以后，农村稍有闲适。于是有手艺的人便会去外地做手艺。但要向生产队交钱的，每天五角，美其名曰“管理费”。我已跟父亲学会裁缝手艺，1968年和1969年下半年，我都是去江南做裁缝的。到人家上门做裁缝，生活上能受到江南人家的热情款待，还能挣点不错的收入。一段“二坝过江，眼泪汪汪”民谣，至今还记忆犹新。后来，由于村里劳力太少，生产队就不允许我个体经营了。于是，从1970年下半年开始，每年我都和村里的五六个青年人外出拾粪了。
在芜湖拾粪时，我们常年住在一位陈大爷家，他家就在芜湖通往繁昌方向青弋江大铁桥下面的陈屋基村，紧挨江边。每年拾粪将近三个月时间。生产队每天每人补贴二角钱，不管吃多少米都是生产队的。我们离家时都会带上足够的小菜，如腌白菜、萝卜干、黄豆等，中途还会派人回去讨的。
拾粪必须要起早贪黑，所以每天只能吃两顿饭。上午九点左右第一餐，下午四点左右第二餐。那时人们的饭量特别大，吃饭用的是大碗，现在即使是在农村，也只有少数人家用那样的大碗。一个人至少每餐吃两大碗干饭，甚至有人吃三碗，一天吃米将近二斤。平时就吃自带的小菜。但有时也买点白菜，称点肉，那叫加餐。称来的肉，为了平均享用，有多少人就切成多少块，以保证一人一块，那叫“大爷不带二爷面子”。再打点散装酒，当时叫“苦老八”，山芋干酿的酒，八角钱一斤。傍晚时分，几个人用上东家的小酒杯，先平均每人端上几杯，然后开始划拳，谁输谁喝。划拳是中国酒文化中曾经的绝妙，什么“一定高升”、“哥俩好”、“三星高照”、“四季发财”、“五魁手”、“六六大顺”、“七巧手”、“八匹马”、“九长久”、“十全十美”……太有意思啦！就那样的生活，有滋有味，虽苦犹甜。人的欲望和满足感是完全顺从客观条件的。
有一件至今记忆犹新，特别有意思。那时芜湖市军分区养了很多猪，食堂离猪场不远，食堂门口经常挂晒着许多猪皮，每次当我们在猪场把粪弄好准备运走之前，都会派一个人去那儿光顾一下，只要有猪皮就成了我们的囊中之物，那可是最好的战利品。那晒干的猪皮，带回来以后，用开水一烫，泡软以后切成一块块的，用来烧黄豆，那可是美味佳肴，那也叫加餐。我们更是饱食一顿，同样是饮酒猜拳，把酒喝得七八分模样，那可是神仙一样的幸福生活。
为了改善生活，我们还会策划、安排所有人“高攀”在芜湖的亲戚，定期到有关系的人家去“光油”。至今我还非常怀念火柴厂一位堂弟的舅舅，他们夫妇对我们这些乡下人从不嫌弃，隔一段时间，就会请我们去他们家吃饭。堂弟的舅妈是一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前两年才把户口转到城里，她对我们真是格外热情。他们是厚道人家，连孩子们都和我们成了好朋友，还经常花钱买票请我们去胜利电影院看电影。
我的姨娘家就在芜湖钢铁厂附近，我们更是经常成为她家的座上宾。姨父特别疼爱我，总是招呼我们:下次再来。想起来还真有意思，那时候，虽然在芜湖是拾粪，却也像走亲戚一般。青年时期，倒是享受了姨父、姨娘太多太多的关爱。五个表弟、表妹更是和我亲密无间，有时他们还跑到我们住的地方来看我，而且肯定带上姨娘为我专门做的好菜。有一年，姨父还为我买了一套新衣服，这一切，使我至今老是思念早已逝去的两位老人。
我们的东家也把我们几个年轻人看作亲人一般，平时家里如果来了客人，烧了一大桌菜，肯定一如既往地把我们请上作陪，丝毫没有区别待人的做作。遇到节日，从不让我们单独做饭，总是和他们全家一起过节。陈大爷的女儿和我们差不多大，她不但不嫌弃我们这些“撮屎”的，还和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有时甚至为我们洗衣服、补衣服。有一年，还和我们一道来到我们村里玩，挨家过了一天。陈大爷还硬是把一个比我小三岁的小王认作了干儿子。至今那一家人的音容笑貌总是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人与人之间实质上存在着互惠互利的关系，我们更是把东家一家人视作亲人。平时东家的重活，我们大家都会抢着干。有一年，他家修缮房屋，所有的活计都是我们干的，反正我们里面什么样的手艺人都有，木匠、瓦匠、篾匠，一应俱全，我每年还为他们家做上两天衣服。东家的场子并不大，三间茅草屋。庞大的粪堆就在他家的山墙附近，那臭味完全可想而知。但人就这么奇怪，整天和臭气打交道，反而并不那么敏感，那浓浓的臭味也并不觉得明显。但如果是一个新来乍到的人，初闻那样的气味，肯定是受不了的。
记得那年春节，我们留在芜湖继续拾粪，初五的时候，生产队长和会计来看望我们，他们就忍受不了那样的气味，老队长饭后还“哇哇”呕吐。最难受的其实是稍有暖和的天气，苍蝇洐生极快。那到处是黑压压的一片，嗡嗡作响，漫天飞扬，家里家外到处都是。有时烧饭的锅盖一揭，苍蝇就会掉到饭里或菜里，那个滋味还真有点受不了。我们就睡在东家堂屋的地上，那是大通铺。先是用红砖四周一围，铺上稻草，再铺上垫絮，然后自愿搭配，两人一个被单筒。拾粪之余，或是遇到雨雪天气不能外出时，我们便坐在被单筒里，在盖被上打扑克。那是娱乐，最高兴的休闲时光，其乐无穷。
网络图片
拾粪篇
拾粪是我们日复一日的工作、任务，按斤量记工分，每天各人称斤量后记账。我们各尽所能、各显神通。一开始的时候，大家环境和“业务”不熟悉，只能白天拎着粪箕到处乱跑，在芜湖的大街小巷、江埂、圩埂和农村转悠，俨然像一个环卫士，那是真正意义上的拾粪。只不过是一天辛辛苦苦两趟，最多也拾不到一百斤的。那可不行，进度太慢且收入太低。随着时间的发展和环境的熟悉，我们渐渐“入门”了。所谓入门，那是像大多数拾粪人一样，另僻途径，彻底改变拾粪的内涵，那是“偷”，或者是“抢”。
一开始，我们的目标是郊区农村。郊区农户大都是种菜的，猪粪对他们可有可无，但也有不少人家视为宝贝，我们只好“一视同仁”，干脆统统的拿走。我们的活动范围是在马塘区一带，附近方圆十几里，几乎每个村子都去过，而且都是下半夜。那时郊区的农户大多数人家都养了猪，只有到了下半夜才有粪的。我们都是单独行动，各有各的“路子”。通常是每天挑着一担从花街买来的圆形粪筐，这种特地为拾粪人编织的粪筐装粪时恰到好处，若满满一筐能装一百七八十斤。还带上花街人专门制作的适合拾粪人使用的手提小粪箕，那是篾匠艺人的杰作，后面安上能用手扶持的把子，使用起来很方便。
每到一个村子，先找一个隐蔽的地方把扁担和粪筐藏好，然后拎着小粪箕开始干活。一般情况下，需要连续跑两三个村子，挨家挨户大扫荡，才能有足够的收获。有的人家养了狗子，听到动静会汪汪大叫的，这时必须要立刻停下动作深藏不露，待到狗子不叫了，再蹑手蹑脚地干活。那个过程简直就像谍战影片里的地下工作者，既小心翼翼又胆大如牛。跨越农家的猪栏就像运动员一般，一手拿着粪钗，一手拿着粪箕，轻轻一跳就过去了，一点声响也没有。即使是完成任务后，拎着那十多斤重的粪箕也能轻松、快速地跨越栅栏和围墙的。
就这样一户一户地清野，待到天快亮时，早已大功告成，可以满载而归了。这时才是最辛苦和最困难的时候，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还要挑着一百六七斤重的担子走上十几里的返回路程，即使中途休息两次，还是累得大汗淋漓、筋疲力尽。即便如此，这已是满满的收获了。而每天吃过早饭以后，就可以随便出去转转，那是作为添头。只要每天能有二百斤左右的收入，就是二十分工，那可抵得上在家里干活的两天以上。
任何事情都会充满变数，选择芜湖郊区那样的拾粪方式，最后也是好景不长。那时，江北在芜湖拾粪的人特别多，你选择的拾粪方法，人家当然也能想到，或者早已就这么做了，放现在叫竞争。比如说你是每天夜里三点钟进村子，别人会比你更早，而且还不止一个人，我们经常会几个人一下子碰面在一个村子，那肯定有人扑空。后来竟然发生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有一次当我拎着粪箕回到藏粪筐的地方，准备结束战斗时，不知是哪一个黑心人把我辛辛苦苦的战利品连筐子一起挑走了，类似的事情还发生过一次。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不是说“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吗”？干脆把筐子直接放在一户装着路灯人家的大门口，这样居然安然无恙地度过了一段时间。
网络图片
我是一个喜欢动脑筋的人。既然在郊区拾粪如此艰难，为何不从农村走向城市呢？经过侦探、踩点，我发现还是城市“大有可为”，后来实践也证明选择向城市进军确实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那时候，城里的工厂或单位多数都有食堂，有食堂肯定就有养猪的地方，那叫废物利用。
一开始，我们选择了芜湖禽蛋厂，不用说那个厂肯定粪很多，但已有承包对象。目标是禽蛋厂，那是真正的“偷”，甚至是“抢”，即便被发现了，我们人多势众，还怕他一个看粪的人吗？所以大凡去禽蛋厂的时候，我们肯定是全体出动，人少了是不可能完成那样艰巨任务的。首先禽蛋厂的围墙特别高，估计有四五米样子。现在回想当初去那个地方偷粪的经历，甚至都有点后怕和不可思议。那绝对是只有在现代武侠影视片里才可能出现的画面。带上一根结实的长绳，一端拴上铁钩，站在围墙下，“嗖””的一声，将抓钩扔向高墙。一个人抓住绳子迅速攀登上到墙头，只留一个人在外面守候，其他五六个人紧随其后，一个个翻墙而入。不到一个小时就大功告成了，那真是战斗凯旋。记得有一次，我们还带着东家的板车去的，就这样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禽蛋厂离我们住处太远，且围墙太高，看守也很严，后来我们又重新开辟了战场。
此后，芜湖市的很多工厂和单位都成了我们的作战目标。不过并不像去禽蛋厂那样倾巢而动了，而是分头行动或者小部队作战。记得去铝制品厂仍然是全体出动，因为围墙也是太高。不过后来我们又不去那儿了，因为有人顺手牵羊偷了厂里的铝制饭锅、脸盆等，这是我所不能容忍的。偷粪自己可以安慰自己，那不叫偷，拥有者可有可无，我付出为我所用，是鲁迅先生说的“那不叫偷”。在军区大院偷粪时，我们就曾被哨兵发现，当时虽然被抓了起来，待到天亮以后，当官的来问清了情况，非但没有为难我们，还让我们到食堂每人吃了两个雪白的馒头，最后让我们挑着粪筐从大门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而偷粪时顺手拿走了厂里的产品，那就是偷盗行为，就是真正的贼了，我是绝对不会干的。
打那以后，我就开始单独行动了，反而比以前收获更大，也更轻松了。往往只需光顾一个单位就可以满载而归了。记得我去芜湖康复医院的时间最长，那是我精心寻找的一个最佳地点，围墙不是太高。里面养了许多大白猪，几百斤一个，好像叫什么“约克亚”猪，反正我们当时管它们叫洋猪。单独行动以后，我的偷粪方法有所改变。每进一个猪笼，不再使用粪钗了，干脆直接用手扒，这样做有两大好处:快，三下五除二，迅速结束战斗；安全，无声无息，不会被人发现。那时是根本不怕脏的，只求速成和安全。其实那是极其寒冷的冬天，有时猪粪冻得像坚硬的冰块，我的手更冻得像胡萝卜一样，那样的感觉绝对是未经历者无法想象的。也有令我求之不得的兴奋时刻，每次进入猪笼后，惊醒了正在酣睡的“朋友”们，它们会一个个爬起来大小便的。这正是我所希望的，皆大欢喜！多扒点粪不说，刚拉的猪粪热乎乎的，就像在取暖一样，立刻，早已冻僵的手变得灵活自如，舒服极了！相信吗？这千真万确是我的无数次亲身经历。
单独行动，也存在困难和风险。既然是偷粪，就不可能光明正大走大门，只能永远是翻围墙出入。但是那满满的一筐粪，要从围墙内弄到外面，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是一次高难度的动作。通常是带着一根拴着铁钩的长绳，把两个粪筐放在围墙边，人站在墙头上，先把重重的筐子慢慢地扯上墙头，然后再徐徐地放下，至今令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当初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和力量。任何人干任何事情，只要勇于探索和探险，有不怕吃苦和耐穷的精神，就一定会有收获和成功。芜湖拾粪，我和我的伙伴们终于有了“路子”，找到了捷径。从此，我们轻松多了，并且有规律地每天只需下半夜“上班”了，其他时间完全是休息或自由支配了。
网络图片
后续篇
后来我们居然干起了第二产业。我们住的地方紧挨着芜湖县水利局仓库，经常有大卡车、机帆船运来钢材、水泥等货物，不知什么时候我们成了下货的最佳人选：年轻力壮、随叫随到。只要货车一到，看仓库的刘老头就来喊我们去下货，货一下完，老刘便把工资现场付给我们。就这样，除夜晚拾粪以外，白天我们成了随时待命的“装卸工”，那才真叫“双赢”。
有收获就必须要付出，而且往往是沉重的付出。在芜湖县水利局仓库上下货，只有在那时，也只有真正年轻的我们才能承受那样繁重的劳累。那时候，所有的水泥都是用机帆船装来的，估计水泥厂就在青戈江上游。从船上把水泥搬到仓库，那可真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扛着一包水泥走在摇摇晃晃的跳板上首先就是一大考验。接着是上坡，艰难地爬上圩埂，然后是下坡，腿子容易发软，再有三百多米才到仓库。每扛一包五分钱，无论怎么拼命的干，半天至多能扛一百包，即收入五元钱，不过这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但是这项工作，那个累的程度却是无法想象的。由于老是上坡下坡，半天下来，到了晚上，全身骨头都像散了一般，两条腿子也变得僵硬僵硬，甚至疼痛难忍。但由于当时正值年轻，几个小时休息以后，很快就能恢复的。倒是那扛水泥时脏的程度令人可怕。半天活干下来，人人都像灰老鼠一般，几乎认不清谁是谁了，彼此只剩下能对视的一双眼睛。这时候，我们肯定会花上五分钱到不远处的澡堂痛痛快快地泡上半个小时，晚上更是少不了加餐喝酒。
在芜湖拾粪的最后几年，我们不光是拾粪的，还成了“装卸工”，每次回家过年，口袋鼓鼓的，但我们一直都瞒着村里的干部，谁也不敢说出去的。在芜湖拾粪期间，我们虽然吃尽了辛苦，但是最苦最累的还是拾粪结束后的那个装运过程。为了确保来年的春耕大生产，我们每年必须要赶在春节前把几万斤粪运回家。运输方法有两种，一是水路，走水路，船只能停靠到河口张(现在的月亮湾那儿)，可是离我们村子太远，有二十多里路，太不方便了；二是陆路，用火车皮装到烔炀车站。
在不知跑了多少趟芜湖市航运局、货运公司，要来一只机帆船后，一天之内，我们必须要将那几万斤粪从住处一担担挑到船上，就像下水泥时的那个过程一样，挑着重担艰难地爬坡、下坡，艰难地走在摇摆不定的跳板上……不过更脏更繁重。
陆上运输优点有虽然，但到芜湖火车站货运调度室要车皮难度更大，时间更长，一般要跑上个把月的时间才能把计划做好，安排车皮时还必须是几个生产队凑在一起，才能达上足够的吨位，调度室才给我们“不慌不忙”地安排车皮，反正我是天天一趟调度室，和工作人员苦苦哀求、硬磨。那一年，我们春节在芜湖坚守岗位，就是因为没有要到车皮。
要到车皮后，如何把粪装进车皮，那才真是一个复杂、艰巨的过程。我们先是把粪一担担挑到一公里以外的马路边，用反复交涉要来的市运输公司的大货车把粪运到货运车站，这期间，我们六七个人任凭怎么年轻力壮，经过上粪、下粪两个过程的折腾，一个个早已累得晕头转向，几乎瘫痪。稍稍休息后，又开始把刚从大货车上御下的粪，一锹一锹地往火车皮里装。所有这一切繁重的劳动，都是在两天以内完成的，其劳动强度是现代人，特别是年轻人根本无法想象的。
芜湖拾粪实际上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在大集体年代的一种无奈而又不得不为之的一种劳命伤财、得不偿失的行为，应了一句古话“豆腐盘出肉价钱”。
最忆是巢州
閱讀更多 最憶是巢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