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12歲的服刑男孩，在法院起訴了自己的親生父母，理由竟然是因為他們生下了自己。
這個匪夷所思的劇情，就是黎巴嫩影片《何以為家》開頭的一幕。
黎巴嫩導演娜丁·拉巴基，通過對居住在黎巴嫩的敘利亞難民群體長達五年的調查拍攝，最終完成了這部在戛納和奧斯卡都大放異彩的影片。
影片根據真實故事改編，全劇以一個12歲小男孩的視角，在敘利亞難民這個人道主義危機的背景之下，深刻審視了關於人權、貧困、親情的議題。
一、這是一個混亂的世界
影片《何處為家》原名《迦百農》，"迦百農"原本是聖經中的一個地名，導演娜丁·拉巴基曾解釋說，在法文和英文中，"迦百農"都有亂和不規則的意思。
而"混亂"與"失序"，恰恰是在整部影片中，對所有人物命運的真實寫照。
黎巴嫩，城市貧民窟。
12歲的小男孩贊恩，生長在一個居住在黎巴嫩的敘利亞難民家庭家中，他在8個孩子中最大。
一家10口人，擁擠在一套僅有二三十平米的破舊房屋內，這個家庭中甚至都沒有一張真正的床，8個孩子晚上只能橫七豎八地擁擠在一張破舊床墊上睡覺。
這是一個典型的難民家庭，家徒四壁，在貧困與飢餓中掙扎著。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贊恩瘦小的肩膀，扛起了照顧弟妹、掙錢謀生的重擔，比如打工、在街頭販賣桔子水。
12歲的贊恩沒有上學，每天需要在房東的雜貨商店打工，以掙錢補貼家用。
每當他費力地拎著和自己身高差不多的煤氣罐，踉踉蹌蹌地走在送貨的路上時，總以羨慕的眼光，看著從身邊駛過的校車，以及校車上能有機會去上學的同齡人。
贊恩在閒暇時，只能和一幫同齡的難民孩子，手拿著木棍礦泉水瓶子做成的手槍，奔跑追逐在破舊建築的殘垣斷壁之中，打發著殘酷的童年時光。
一幫十來歲的孩子們，早早地開始吸菸、偷竊，甚至販毒。
二、同是天涯淪落人
贊恩的父母身無一技之長，只能靠做一些違法的事情謀生，比如讓贊恩用假處方從藥店購買鎮痛藥品曲馬多。
一家人共同加工，將藥品搗成碎末，融入水中，然後用藥水把衣服浸溼又晾乾，最終將附著藥物的衣服送到監獄，讓正在服刑的大兒子出售給同監的犯人掙錢。
在所有弟妹中，贊恩與妹妹薩哈的感情最深。
他人雖小卻異常成熟，甚至懂得在妹妹生理期到來時，迅速洗掉痕跡，以便讓父母不會早早地將妹妹嫁人。
是的，在難民營裡，父母們會將未成年的女孩早早嫁人，以減輕家中的負擔。
儘管贊恩內心抗拒，但這一天還是不可避免地來到了。
贊恩的妹妹薩哈被父母以幾隻母雞的價格，嫁給了房東雜貨店老闆做妻子。贊恩拼命哭喊阻攔，但還是隻能眼睜睜看著妹妹被父親用摩托車帶走，為此他還捱了父母的一頓打。
贊恩對這個糟糕的家庭極度失望，最終離家出走。
無家可歸、飢腸轆轆的贊恩，遊蕩在破敗骯髒的城市街頭，卻又堅決不接受他人施捨的食物，而是四處尋找工作以填飽肚子。
一個偶然的機會，贊恩遇到了來自埃塞俄比亞的非法移民拉希爾，後者同意接納贊恩一同居住，條件是贊恩幫忙照顧她只有一歲的兒子約納斯。
三個人的命運，從此被緊緊拴在了一起。
三、被社會管理體系物化的人
合法身份，對於影片中的每一個人來講，都無比重要，但卻又總是盼之而不得。
贊恩沒有出生證明，父母也記不得他出生的具體日期，所以在贊恩入獄或打官司時，只能依靠醫生對他的乳牙進行觀察，來推斷出他大致的年齡。
妹妹薩哈
贊恩的妹妹薩哈，嫁給雜貨鋪店主之後，兩三個月後便懷孕，又因為大出血而死在醫院門前。
而醫院之所以不肯接收薩哈，就是因為她也沒有身份證明。
妹妹薩哈的死，也是贊恩刀捅雜貨店老闆，導致自己入獄服刑五年的直接原因。
來自埃塞俄比亞的姑娘拉希爾，因為是非法難民，所以無法光明正大地工作和養育兒子約納斯。
她只能一邊用偽造的身份證件打工，一邊偷偷摸摸地把兒子藏在自己工作飯店的廁所內照顧。最後拉希爾與兒子失散，也是因為沒有身份證件而被抓進難民監獄。
拉希爾
有人曾調侃說，身份證可以代表我們，但我們卻代表不了那張身份證。
在現代高效而嚴密的社會管理系統中，每一個活生生的人都被物化、被數字化了。
整個管理體系，只承認自己生產的身份證、戶口簿、護照等等各種身份證件。
而證件背後那個有血有肉、能哭會笑的活人，對整個冰冷機械的社會管理體系來講，一錢不值。
從這一點看來，我們整個社會管理體系已經異化，人作為體系原本應該服務的對象，開始變得毫不重要。
是的，在社會管理體系眼中，人不再重要，由證件代表的秩序才重要。
四、貧窮與生育的關係
贊恩的媽媽去監獄探視兒子，滿懷喜悅地說，"當上帝拿走了你的一些東西，會給你另一些東西作為回報。我現在又懷孕了，我希望是個女孩，這樣還給她取名叫薩哈。等你出獄了，她已經會跑會玩了。"
贊恩卻一臉冷漠地仍掉了母親帶給他的糖，轉身離開。
在他眼中，這個即將出生的弟弟或妹妹，將來的命運和自己現在又有何不同？
在探討21世紀貧窮問題的系列紀錄片《為什麼貧窮》中，有一集專門探討了貧窮與生育的關係。
在對塞拉利昂、柬埔寨、美國，三個國家貧困階層婦女生育環境的比較後，導演得出一個結論：
貧窮與不節制地生育有著直接的關係。換句話說，那些掙扎在貧困線上的人，越窮越生，越生越窮。
贊恩在監獄服刑期間，打給了當地電視臺，表示要起訴自己的父母，因為他們生下了自己。
而正是這個電話，導致移民兒童的悲慘處境引起了全社會的強烈關注。
在電視直播中，贊恩說的一段話令人心碎無比：
"我希望大人們聽我說，無力撫養孩子的人，別再生了。我出生後就只記得暴力、侮辱和毆打，鏈子、管子和皮帶。生活是一堆狗屎，不比我的鞋子更值錢。"
贊恩在法庭上也對母親說，"你再生下的孩子，還是會跟我一樣！"
五、沒有經歷過貧困，你無權指責窮人
其實，贊恩的父母何嘗不是可憐之人？
在法庭之上，面對律師的質問和指責，贊恩的母親悲傷又憤怒地反駁：
"我這一生都是奴隸，你有什麼權利批評我？你有我這樣的處境嗎？如果你經歷著我曾經經歷過的事情，你一天都活不下去！為了讓我的孩子活下去，我願意犯所有的罪。沒有人有權利批評我，我是我自己的法官。"
當一個人深陷貧困而無力自拔時，"活下去"便成為他人生唯一的目標。在生存的重壓之下，人們又有多少選擇的權利？
贊恩看不起父母將妹妹早早嫁出去，但當他獨自撫養那個被母親遺棄的一歲幼兒約納斯時，儘管贊恩在一個12歲孩子的能力範圍內拼勁了全力，最終還是無法養活約納斯，最終只能將他以400美元的價格賣給了別人。
在貧困之下，贊恩也變成了自己曾經痛恨的人。
人與人之間的隔閡，有時候比海還要寬，比山還要高。
階級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思維方式，而生活壓力的不同，也導致了人們對彼此世界的陌生。
一個居住在高樓豪宅中、每天忙著逛街旅遊健身的人，不會理解一個為了一頓飯而去偷竊的人。
一個富人指責窮人懶惰或不努力時，這種指責也只是一種愚蠢的自大和無知。
貧窮是一個黑洞，深陷其中的人往往無力自拔。而貧窮的原因，也絕不僅僅是因為窮人懶惰、無知這麼簡單。
美國作家芭芭拉·艾倫瑞克曾出版過一本《我在底層的生活》，作者為了尋找底層貧窮的真相，隱藏起自己的真實身份，潛入美國的底層社會，去體驗底層人群是如何掙扎求生的。
在對六個城市的六個底層工作的長期經歷後，艾倫瑞克最終得出一個令人絕望的結論：
有時候無論窮人如何努力工作，卻始終無法擺脫貧困的詛咒，因為這是一種社會結構不合理導致的貧困。在劇中，贊恩的父母因為戰爭而淪為難民，他們在異國無法得到工作機會和社會福利支持。
而他們的孩子，也無法獲得身份與教育的支持，於是只能在"出生—貧困—死亡—再出生"的惡性循環中消耗著生命。
影片的最後，贊恩因為媒體的報導而受到關注，最終獲得了移民其他國家的機會。
在拍攝護照照片時，贊恩那張長期被陰鬱籠罩著的稚嫩的臉，終於露出了微笑。
那是屬於一個孩子的天真笑容。
在現實中，贊恩的扮演者贊恩·阿爾·拉菲亞，本身就是一個2004年出生的小難民，他的命運也因為這部影片而改變，不但全家移民挪威，而且得到了受教育的機會。
贊恩·阿爾·拉菲亞與導演
所以你看，改變一個人貧困的命運，有時候不能將所有責任都推給個人，而需要整個社會的支持，有時候，還要有一點點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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