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KPCB（凱鵬華盈）曾經是硅谷風投業界的標杆，20年的敗績卻讓它一落千丈。它在可再生能源領域走了一條彎路，錯過了如今一些最炙手可熱的公司，而且在下一代領導人的培養上也很失敗。它還能恢復當年的榮光嗎？外媒採訪到20多名現任或前員工、業內人士，試圖揭開“互聯網女皇”米克爾出走KPCB背後之謎，以及“一代風投”衰落原因。
以下是原文內容：
大約五年前，弗拉基米爾·特涅夫（VladimirTenev）和拜朱·巴特（BaijuBhatt）開始為他們剛創立的公司籌集資金。這是一家免費股票經紀初創公司，名叫羅賓漢（Robinhoud），具有顛覆行業的潛力。他們想籌集1300萬美元，這個金額不算大，會讓公司的估值達到6100萬美元。兩人當時還不到30歲，在斯坦福大學讀書的時候就是同學，他們做了一件創業者幾十年來一直在做的事情：向備受尊敬的風險投資公司KPCB尋求支持。
KPCB對羅賓漢挺感興趣，然而還是沒有投它。到了2015年年中，羅賓漢以2.5億美元的估值籌集另外5000萬美元資金時，KPCB也沒有參投。到2017年，羅賓漢作為估值13億美元的“獨角獸”再次籌集1.1億美元，這時候變得高攀不上的就是它了：它把KPCB排除在參與這次融資的風投公司名單之外。
根據交易撮合者的說法，直到去年年初，羅賓漢和KPCB才最終開始合作。到那時，羅賓漢已經在經紀行業中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以至於富達投資、TdAmeritrd和嘉信理財為了回應這家新興公司的“零佣金”做法，都削減了資費。在著名華爾街分析師瑪麗·米克爾（MaryMeeker，她在2011年成為KPCB的合夥人）的幫助下，多次錯失良機的KPCB終於參與了這輪3.63億美元的融資，這時候羅賓漢的估值已經達到56億美元。
沒有及早投資一家炙手可熱的初創公司，去晚了價格就高得多，這樣的事情在KPCB倒是已經司空見慣了。之前，KPCB未能參與Web2.0公司那一代新技術投資，包括2000年代的Facebook。現在，在2010年代，它又一次錯過了人氣初創公司的早期投資。早期投資是風投的傳統支柱業務，不過這次，KPCB可以說反向操作了一波：它以米克爾為核心推出的一項新戰略取得了巨大成功。米克爾在公司內部管理著一隻單獨的基金，側重於更加成熟的私人公司，這些公司已經比較健全，但需要資本來進一步成長。
“增長”投資的對象是比較成熟的公司，這比“風險”投資更安全一些，但獲得的回報也相對較低。然而，米克爾的投資團隊的表現超過了KPCB長期掌門人約翰·多爾（JohnDoerr）領導的風險投資團隊，以及多年來加入又離開其團隊的一批不太知名的投資人。從Slack、DocuSign、Spotify和優步這些前途光明的公司那裡獲得股份的是米克爾，而不是風險投資團隊。這引發了一些人的怨恨，因為自從投資業誕生以來，就有一個容易引起矛盾的焦點：成績該算誰的，以及更重要的是，回報該算誰的。
更糟糕的是，KPCB內部開始分化，就連公司外面的人也覺得這很明顯，尤其是在那些考慮接受KPCB資金的創業者看來——米克爾的團隊是頂級的，而KPCB風投部門充其量也只是B級。研究風險投資的斯坦福大學金融學教授伊利亞·斯特里布拉耶夫（IlyaStrebulaev）說：“20年前，KPCB還是風投界的王者。如今，它只是眾多試圖參與競爭的公司之一。”
一個曾經志得意滿的王者，發現自己處於無關緊要的邊緣，接下來發生的，又是商界中另一個屢見不鮮的故事。它關係到繼任計劃有多重要，沒有充分培養合適的繼任者會帶來怎樣的後果。而且它提醒我們，即使有40多年的經驗，在早期階段從一大群初創公司中找出未來的贏家也不容易。對於KPCB過去幾年發生的事情，公司的合夥人和風投從業者都沒興趣多說。風投行業守口如瓶也是出了名的，至少在明面上是這樣的。多爾、米克爾和KPCB的其他負責人都拒絕接受採訪，也拒絕對本文置評。但是，公司20多名現任和前任僱員、KPCB基金的投資人、創業者和其他行業觀察人士接受了採訪，對於KPCB的問題出在哪裡，以及如果有可能的話，KPCB如何才能恢復往日榮光，他們談到了自己的看法。
權力的遊戲
自1972年KPCB成立，到它1999年對谷歌投資1180萬美元，在這段黃金時期中，需要爭搶才能投資一家有前途的初創公司對它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事情。KPCB對TandemComputers、Genentech、太陽微系統、ElectronicArts、Netscape和亞馬遜等著名初創公司的投資幾乎成為業界傳奇。風投往往在一家公司成立之初就進行投資，公司這時候往往是沒有營收的，KPCB也有過敗筆，但它的整體投資業績非常傲人：例如，90年代中期它有一隻基金，每投資1美元就能獲得32美元的回報。它在風投界的影響力不容置疑。硅谷歷史學家萊斯利·伯林（LeslieBerlin）曾表示：“再也沒有比KPCB投資你更好的事情了。這是你獲得最高認可的信號。對創業者來說，這意味著一切。”
在KPCB20年的黃金時期，能力最強的投資人就是約翰·多爾。他曾是英特爾的銷售員，1980年加入KPCB，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成為了KPCB事實上的領導者。他投資了一系列大熱門公司——Netscape、亞馬遜和谷歌——並且進入科技業明星公司的董事會，成為活躍而強大的董事。在互聯網時代，他也是一位傑出的硅谷佈道者。
多爾在KPCB可謂一手遮天，他可以把公司的投資焦點從互聯網完全轉移到自己喜歡的項目上：多爾覺得可再生能源將成為下一波重要的科技投資浪潮。多爾是著名的民主黨籌款人，也是前副總統艾爾·戈爾（AlGore）的朋友。多爾還讓戈爾成為了KPCB的合夥人。2004年至2009年期間，KPCB在54家“清潔技術”公司中投資了6.3億美元，其22個合作人中的12個都把部分或全部時間花在了所謂的綠色投資上。
KPCB對綠色產業的支持也許在良心上是正確的，但是在投資上是失敗了。它投資的一些公司破產了，比如電動汽車製造商FiskerAutomotive。還有一些公司遲遲不能上市，比如燃料電池製造商布魯姆能源公司，它在2002年就獲得KPCB的投資，但花了16年時間才上市。其結果是在KPCB的品牌掉價了，被投資於數字經濟的競爭對手甩在了後面。例如，AccelPartners是Facebook的早期支持者，UnionSquareVentures是首批投資Twitter的公司之一。在互聯網時代的第一階段就通過投資eBay獲得成功的BenchmarkCapital，則對優步進行了早期投資。
多爾將KPCB帶進了一個不走運的投資領域，而且他也沒能組建一支可以帶領該公司擺脫困境的投資人團隊。一方面，KPCB喜歡“收集”那些既沒有投資經驗，也不會和公司同舟共濟的名人。比如美國前國務卿科林·鮑威爾（ColinPowell）就曾是KPCB的“戰略顧問”。前副總統戈爾是投資人。比爾·喬伊（BillJoy）是太陽微系統公司的聯合創始人，也是一位傑出的技術專家，他在KPCB當了9年的合夥人。維諾德·科斯拉（VinodKhosla）是太陽微系統公司的另一位聯合創始人，算是多爾在投資上最得力的同伴了，但2004年他離開KPCB，創立了自己的風投公司，現在發展得很好。
冰雨的風暴
KPCB有很多出身名校的年輕投資人，他們在公司待了好幾年，但沒有機會晉升到高層。結果他們中的很多人跳槽去了其他風投公司，成為了風險投資界的下一代領軍人。例如史蒂夫·安德森（SteveAnderson）曾在KPCB工作了四年，離開後，他成為了Instagram的第一位投資者。後來Instagram以10億美元的價格賣給了Facebook。艾琳·李（AileenLee）是第一個用“獨角獸”來形容估值10億美元的初創公司的人，現在她在CowboyVentures。特雷·瓦薩洛（TraeVassallo）曾為KPCB立下一個大功——投資了恆溫器製造商Nest，後來她創辦了自己的早期風投公司Defy。
人才持續外流造成了兩個問題。首先，創業者不能確定他們的“內線人士”是不是會留在KPCB，另外，多爾也不知道自己退休後誰將領導公司。這並不是KPCB獨有的問題，但卻是個很嚴重的問題。“對於風險投資公司來說，選擇繼任者一直都是個挑戰，因為這些公司往往和一些非常強勢的人密切結合在一起，”《創意資本》（CreativeCapital）一書的作者斯賓塞·安特（SpencerAnte）表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善於放棄控制權。”多爾似乎不太能把一個人的當前地位和未來潛力綜合起來考慮。KPCB的一位前投資人表示：“我認為問題在於，多爾有一種對超級英雄的執著。如果你進公司的時候不是一個超級英雄，那你在KPCB就無法變成超級英雄。”
多爾需要一種新的策略，也需要有一個大牌來與自己配合，所以他在2010年募集了KPCB的首隻“增長”基金，當時的假設是，如果KPCB不能在早期捕捉到明星初創公司，至少可以在它們在完全崛起之前投資它們。2011年，他說服了在摩根士丹利的老朋友瑪麗·米克爾來管理這隻10億美元的新基金。這是她在職業生涯中第一次成為投資人。此舉令KPCB恢復一些活力，但最終卻會導致它分裂。
米克爾在硅谷早就是個傳奇人物了，儘管她之前一直是駐紐約的研究分析師。她是在分析師與投資銀行家攜手合作的時代入行的，她對Netscape、亞馬遜和谷歌等公司的熱情支持（這幾家公司都在KPCB的投資組合中）幫助摩根士丹利贏得了承銷其IPO的業務。新的規定禁止投資銀行為交易而獎勵分析師，因此多爾提出讓米克爾管理新基金，就為她提供了一個轉行的機會。“我一直想做投資，”她在2012年告訴《連線》雜誌說。“KPCB的團隊已經和我談了十年，我想，如果我現在不加入他們，以後永遠也不會了。”
米克爾人脈深厚，擅長於發現技術趨勢，她的技能很快就帶來了回報。KPCB的增長基金投資了Facebook、LendingClub、DocuSign、Snapchat和Sack等公司——這些公司都是從其他風投那裡獲得了早期投資，但在米克爾投資時，這些公司仍有很多優勢。在同一類別中，米克爾這些投資的回報是一流的。KPCB向投資者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年底，該公司增長基金的投資增長了2.4倍。這一表現勝過了KPCB在同一時期募集的一隻風險基金，儘管中後期投資本身的風險要低得多。
列王的紛爭
在米克爾凱歌高奏的同時，KPCB的早期投資部門仍然步履蹣跚——尤其是在競爭對手和它自己輝煌過去的映襯之下。不過它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例如，長期合夥人泰德·施萊恩（TedSchlein）投資了一系列安全軟件公司，這些公司被收購後獲得了不錯的收益。蘭迪·科米薩（RandyKomisar）和特雷·瓦薩洛早期投資了Nest，2014年Nest被谷歌以32億美元收購。但是成功的例子還不夠多，KPCB仍然錯失了更大的機會。它在2010年籌集的資金翻了一番。而Benchmark有一隻差不多同時期成立的基金，由於投資了優步和Snapchat，投資人資本增加了25倍。
KPCB還有一個劣勢，它面臨太多紛擾。在綠色能源投資陷入困境後，2014年，多爾開始嘗試收購另一家公司，以解決早期投資的領導力問題。他接觸了Facebook前高管查馬斯·帕利哈皮蒂亞（ChamathPalihapitiya），此人是SocialCapital的幕後推手，當時SocialCapital正計劃募集第三隻基金。多爾在SocialCapital有個人投資，這在風投界倒是常事。多爾認為，帕利哈皮蒂亞那種直截了當的作風和他的人脈關係可以幫KPCB解決很多問題。
然而，對於帕利哈皮蒂亞會在多大程度上控制KPCB的談判最終破裂了。帕利哈皮蒂亞拒絕對本文置評。大約在同一時間，KPCB正在打一場激烈的官司——多爾的手下鮑康如提起了性別歧視訴訟。KPCB打贏了這場官司，但聲譽也遭到損害。多爾繼續尋找新的人才。他和參與管理公司的施萊恩又在SocialCapital找到了新的目標——他們招募了另一位聯合創始人馬蒙·哈米德（MamoonHamid）來領導KPCB的早期投資。哈米德曾領導過SocialCapital對Slack的投資，他於2017年加入KPCB，也就是多爾擔任董事長的一年之後。在一家風投公司當董事長，實際上意味著退休。多爾向大家介紹哈米德的時候，說他是公司新的領導人——這一舉動將導致哈米德與米克爾發生衝突，米克爾本身就有很強的領導力。
41歲的哈米德進入KPCB後不久，就向公司員工發放了一份調查表，詢問公司提供的免費食品如何。他在一封電郵中寫道：“我們希望提供一種高質量的零食，讓每個人都開心。”對這些小東西的關注即使沒有經濟上的重要性，也具有文化上的重要性。畢竟，他是被請來改變現狀的。幾個月後，當KPCB將年度假日派對從郊區古板的門洛馬戲團俱樂部搬到舊金山的一個時髦場所時，哈米德把姓名牌這種老式做法也去掉了。
在哈米德樹立權威之際，抱怨聲也逐漸響起。他不僅把代際禮儀拋諸腦後，對設計陳舊的公司官網進行改版，還把注意力轉向了整個公司的運營，包括增長基金。例如，哈米德開始參加增長團隊的會議，對投資點子發表看法，還提出要幫助尋找交易來源。他希望模糊“哪些類型的投資適合哪些基金”的界限，這意味著他設想的早期基金會踩到增長基金的地盤。KPCB的內部人士說，哈米德認為自己是在幫忙；而米克爾的團隊則認為哈米德的提議是一種干涉。
由於KPCB合夥人會分享彼此的投資成果，這兩隻基金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米克爾基金的成功對其他合夥人來說是大好事，但是，該怎麼分享成果很快就成了爭議性話題。該公司鼓勵投資人在交易中合作，卻沒有釐清回報該怎麼分享。KPCB的一位前投資人表示：“突然之間，米克爾的增長基金表現亮眼，很多人都想分一杯羹，為了份額你爭我奪，紛紛聲稱‘這個是我乾的’、‘我幫了那個忙’。”一位與增長團隊關係密切的人士透露說，該團隊的成員也有了想法：“我們為什麼要把賺來的錢這麼大一部分白白分給那些什麼都沒有貢獻的人？”
雙方在其他問題上也有分歧。哈米德從另一家公司IndexVentures招募了伊利亞·福什曼（IlyaFushman），表示兩人可以聯手建立一家公司，說得好像KPCB剛剛成立似的。他們的目標之一是有能力向創業者保證，KPCB旗下的增長部門將能夠為他們的初創公司以後的幾輪投資提供資金。但米克爾不願意做出這些保證。雙方在一些行政管理問題上也存在分歧，比如基金治理、招聘實務，以及投資委員會的結構安排等等。
硅谷時間軸
1984年2月，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KPCB的約翰·多爾在每年一度的個人電腦論壇上發言。
1972年
公司成立，後來名字改為KPCB。
1976年
KPCB投資10萬美元給Genentech，並孵化了這家生物技術公司。30年後，Genentech以470億美元的價格售出。
1980年
曾在半導體制造商英特爾從事銷售工作的約翰·多爾加入KPCB，成為一名投資人。
1994年
KPCB投資500萬美元給第一個商業網絡瀏覽器Netscape，獲得25%的股份，第二年該公司上市時帶來了4億美元的回報。
1996年6月
持有亞馬遜800萬美元的股份，亞馬遜將於次年上市。
1999年6月
KPCB與紅杉資本共同投資1180萬美元給谷歌，這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風險投資之一。
2004年2月
在KPCB工作了18年後，普通合夥人維諾德·科斯拉離開，創辦了自己的公司科斯拉風投。
2006年2月
KPCB成立了2億美元的“大流行傳染病和生物防禦基金”，側重於預防傳染病的大流行。
2008年5月
KPCB推出了一隻5億美元的基金，側重於後期的“清潔技術”投資。KPCB的其他基金投資的電動汽車製造商FiskerAutomotive後來破產了。
2010年11月。
瑪麗·米克爾宣佈離開摩根士丹利和華爾街，加盟KPCB，領導其10億美元的數字增長基金。
2012年5月。
鮑康如指控KPCB存在性別歧視。她後來敗訴了，但KPCB的聲譽在公開審判中受到嚴重損害。
2016年3月
多爾成為KPCB的董事長。
2016年6月
KPCB為第三隻增長基金籌集了10億美元。
2017年8月
馬蒙·哈米德（MamoonHamid）加盟KPCB。
2018年9月
早期基金和增長期基金宣佈分拆。
2019年1月。
離開KPCB後，米克爾的新公司Bond的首次公開募資目標是12.5億美元。
到了去年，KPCB內部已經瀰漫著一種普遍的怨氣，不少人的自尊心都受了傷。KPCB的合夥人常常會在風投排名榜上落後，而在CBInsight最近公佈的全球風險投資家前20強中，米克爾唯一來自KPCB的合夥人，排在第8位。“老實說。KPCB的每個人都很關心這些東西，”知情人士說，“馬蒙空降到了公司，以為他是新的老大，而瑪麗覺得自己才是老大。她不走還留在這裡幹嘛？”
9月，米克爾真的走了。她宣佈將退出KPCB，成立一家名為Bond的公司，仍會專注於處於後期階段的私人公司，而且她還帶走了在KPCB的團隊成員。只留下哈米德、福什曼和一小群其他投資人來重建KPCB的聲譽。
一家風險投資公司的分拆，與一樁婚姻解體並無多大不同。現年59歲的米克爾還沒有完成為Bond籌集資金的工作，還在繼續照顧KPCB的“孩子們”——這指的是她在KPCB期間投資的公司。他們也繼續在共享KPCB的辦公空間——就像一些配偶處在“離婚不離家”的狀態。
約翰·多爾現在67歲了，仍是KPCB的董事長。他不再主動參與投資，但他會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伸出援助之手。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名為《衡量重要性》（MeasureWhatMatters）的書，在書中他分享了自己在谷歌和其他公司管理“目標和關鍵結果”（OKR）方面的經驗。今年2月，多爾獲得了美國國家風險投資協會頒發的終身成就獎。米克爾還在頒獎慶典上介紹了他的成就，破除她對公司有怨氣的傳言。多爾稱自己是“無望的樂觀主義者”，他提醒聽眾“有個點子很容易。執行才是最重要的。你需要有一個團隊才能獲勝。”
多爾的繼任者繼續努力尋找硅谷的下一個大熱門。他們投資了一些公司，比如員工管理軟件公司Rippling、為自動駕駛汽車製作模擬軟件的AppliedIntuition，還有管理食品券的應用Propel。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聽從了多爾關於如何傳達共同價值觀的建議。
KPCB的合夥人最近召開了一次務虛會，並提出了“一個團隊，一個夢想”的口號，這是對以前那種條塊分割的做法的反思。新領導層還開始每季度召開一次“全員”會議，以提高公司業績的透明度。正如多爾在他的書中所敦促的那樣，他們正在試圖衡量當下重要的是什麼事情——而不是糾纏於過去發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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