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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专业化的背景下，“勇敢文化”应该是需要审慎、克制的用词，“逆行”的背影再“美”，我们的目的永远是以尽可能减少牺牲为核心。
当我们在谈论消防员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
这个群体本不应以屡次的伤亡情况和悲情形象被得知，但事实难逃如此。在刚刚过去的3月30日，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境内发生森林火灾，参与灭火抢救的其中31人不幸遇难，成为近年来伤亡人数最严重的一次森林火灾事故。
上一例让人有如此深刻记忆的是2015年8月12日的天津港危化品仓库爆炸事故，牺牲最惨重的是“没有预料到”的消防员群体，在现场“逆行”的他们成为具有标志性的符号。
在这些事件带来的反思和警醒浪潮中，舆论场上以减少牺牲为直接诉求的消防职业化改革呼声再起。尽管很难简单地为这个概念下定义，但不难发现，人们所称的“职业化”指向的是人员操作的专业化和体制上观念的革新，并且是对全社会重新构建消防认知体系的呼吁。
在2018年启动的机构改革中，公安消防部队成建制归入新增的应急管理部。以这个背景为先机，社会对于消防制度得以再次进行深入的探讨，曾经的宏观概念变为了实际中的考问：消防职业化的道路应该怎么走？
（2018年12月21日，在黑龙江大兴安岭，森林消防局黑龙江森林消防总队大兴安岭支队在极寒天气下开展实战化训练。）
告别现役制
实行整体转制前，我国消防体制的最大特点，是消防部门的组成人员除个别地方外都是现役军人，消防部队作为警种之一归属武警序列。
在以灭火为主要任务的时期，军队成为了重要的消防力量，他们在行动上—人员集中、稳定以及便于紧急出动和调度指挥的特点，极大地契合了消防任务的需求，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出了极大的社会作用。这也是为何我们对于消防员，更熟悉的称呼其实是“消防官兵”。
长期作为基本消防体制存在的现役制，在一场大火中得到了重新的审视，那是2003年的衡阳火灾，也称“11·3”特大火灾。事由凌晨时分一栋八层居民楼起火，在火灾本已得到有效控制之时，两栋居民楼突然相继倒塌，21名被压在废墟中的消防官兵只有一人生还，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消防官兵扑救火灾伤亡最惨重的一次事故。
尽管事后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将事故的根本原因归为建筑中柱子的突然坍塌，但痛定思痛，行业内外的大范围思考和反思也因此展开。
不得不提的是，消防工作的危险性和不可预估性就是其“可怕”之处，“谁也不能保证百分百的安全”，正如此次木里火情中，罕见的林木“爆燃”是引起事故的最重要原因。而这种现象形成极快，难以预料。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场事故都不可避免。衡阳大火过后的十几年里，关于事故原因和分析不绝于耳，有业内人士不无尖锐地指出，钢筋混凝土结构经火焚3小时后便会遭破坏，而大量的消防注水更加剧坍塌速度。也就是说，在抢险的方式上其实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经济不断发展的进程中，社会情况同样日新，譬如楼层高度和体积增加、房屋的结构变化等等，都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过于重视体能而相对轻视技能和理论素养的消防训练机制逐渐显示出其“不合时宜”的一面，探讨、借鉴国外经验、小范围的改革等措施都在社会中作为解决手段一一浮现。
同时，拥有“经验”的重要性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但是在现役制的规划下，消防队员的服役期只有两年，士兵—士官—军官构成了军人的晋升轨迹，不少人会在两年的服役期结束后便选择退出，结束消防官兵的职务。
因此，“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说法尽管显得粗糙，却形象地比喻了其流动性大的特点，现实情况是新兵往往在一年的培训后开始出警，在刚刚熟悉情况下便不得不退出部队，累积的经验难以得到传承。而在这个行业里，“经验”意味着“安全”。
衡阳大火后，消防员应实行“职业制”的说法被多次提及，可见它与现役制的管理模式有反差。现役制的实行有其历史考虑。2003年，时任公安部消防局的参谋房凌春和武警学院消防指挥系的老师在接受采访时都表达了相近的意思，那就是采用现役军人制是出于“经济考虑”，因职业化的投入较大，当时的财力无法负担。
而和美德日等国的“高龄”职业战斗员及其高水平器材装备不同，我国很多地区“装备水平有限”，现役制则能通过保持战斗力的年轻化，“弥补装备质量水平不足的问题”。
如今，现役制也到了需要“告别”的时候。消防职业化的步伐必须要加快的观念，成为了从民间到顶层设计的共识。
江苏响水化工厂爆炸事故后，消防员前往救援。
“应急管理”的升格
2018年全国“两会”，公布了最新一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其中对于消防部队的“归属”问题，明确提到“公安消防部队不再列武警部队序列，全部退出现役”。
七个月后，应急管理部网站发布正式公告，显示了一项新的调整：队员不再受义务兵役2年期满需退役的限制，而是在招录、系统培训后签订5年期合同。
新组建的应急管理部，则是以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为主体开展工作的。事实上，在意识到面对“非典”等国内应急事件暴露出的短板和不足后，2006年国务院便开设了应急管理办公室。这一年在应急管理学科的学界人士看来，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应急管理的热度迅速增加。
现在，十二年过去了，“应急管理”的概念得到“升格”，重新被“严肃”地放置在公众面前的原因，是国家对于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以及落实安全观念的要求。
在此次转制前，对于消防部队的“归属”有过不少猜想，而最终作为综合性常备应急骨干力量并入应急管理部，是一次较为彻底的“转变”。
对于此番举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宏伟向《南风窗》厘清了其中的构想，“许多人认为‘应急管理’就是对紧急事件发生后的应急处置，其实是不正确的。”现代的应急管理体系实际上涵盖了三全原则（全流程全主体全风险），也就是事前的预防、准备，事中的响应和社会的恢复四方面的流程；以及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全主体概念；还涉及到人为、自然、技术等原因带来的风险因素。
消防部队的转制则体现了相应的“全灾种”和“大应急”概念，“也就是说消防员不仅是灭火，在其他应急管理部所管辖的突发事件中也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是社会安全事件，也要负责应急救援。”
实际发生的情况也在不断“印证”这样的趋势。一位在南昌某消防中队任职的消防员告诉《南风窗》记者，在其所负责的辖区内便有不少高度在二十层以上的高楼，每逢夏天，这些高层住户经常会遇到“马蜂窝”的侵扰，不仅要处理这样的社会求助我们还会负责高速公路上的车祸和洪涝灾害等任务，这些属于抢险救援的部分。”
往宏观处说，公安部消防局移交后已经改名为“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组建一支综合的应急救援是大方向。具体而言，“灭火”并非是消防员工作的全部，这样的比例还在下降。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副教授曹海峰曾经做过调研，在上海、广东、江苏等地，消防员出警中针对灭火的比例只占30%甚至20%，大量的工作是在执行抢险救援的任务。因此，改革后消防员执行抢险救援任务的比例将会上升。
接受采访的消防员也称，在部队转制后最明显的变化是“学习的技能项目变多了”。
他表示，原来的任务划分是按辖区进行每人只需要了解对应的技能即可。但原本负责城市里高层楼房区域的他，现在也需要学习乡下的火灾救援知识，“按照黄明书记（应急管理部党组书记）的说法，我们以后也会有工作轮换的时候。”
技能的增加是一面，另一面则是管理体制的重新理顺。此前消防部队受到公安部和武警总部的双重领导，并不利于打造流畅和连贯的应急反应链条，也容易在实际救援中受到其他干扰，影响救援效率。
可见在顶层设计的层面，消防部队的角色逐渐在转变和“升级”。
磨合期
事实上，在此次全国大规模的转制前，地方早已就实际情况开展过不同的试点，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是在深圳。这座城市早在1984年就开始借鉴国外经验，试验消防职业化改革，建立了内地第一支公务员编制职业化消防队。
外界普遍将其解读为一场以失败告终的改革。原因在于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将消防官兵纳入行政编制内严重限制了消防力量的增长，导致一线灭火执勤的警力占全市人口总数的比例远低于全国水平，并落后于城市发展的步伐。
同时也为地方财政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有媒体在2003年的采访中提及，“一千多名职业消防员加上其他消防开支，深圳地方财政每年为此至少支出1亿元”，质疑声音便来源于此。
但是因为这次试点开展得太早，代表性有限，无法和当下的情况类比，毕竟“始终是很小范围内的改革”。后人能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有了解应急管理领域的专家则向记者直言，如果非要参照的话，“（两次）改革的大方向应该是一致的，都是往综合化方向发展。但（改革的）关键问题是，消防员职业化后的人员身份问题、地方资金保障问题跟当时的经济发展阶段是不是完全匹配。”
这指出的一个维度是，“职业化”在如今的呼声很高，成为了解决现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事实是职业化并非万能。“消防员专业化能力培养是核心，职业化是形式，专业化才是内容”，上述专家称。
在国家对消防事业发展长远构想的规划下，地方的落实仍然需要时间，组织内部和社会也需要重新适应和调整。上述南昌的消防员就表示，在改制前自己仍然是军人的身份，拥有相对应的荣誉感，改制后突然发现“已经不是军人了”。身份的变化在外界看来固然只是名称的改变，身处其中的人还需要适应和政策的补充。
王宏伟还认为，在军队和应急管理部是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前者是以铁血的纪律维持战斗力，后者则是民事部门，他们在组织文化上有一定的差异，“如何保持这种战斗力”不可谓是一种挑战。
这些实际的问题将会在磨合期内逐渐得到检验。2018年10月发布的《组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框架方案》内有提及这个时限，“经过3年的试行磨合，形成一套与有关法律法规相衔接、比较成熟定型的政策制度。”换言之，将会有三年的过渡期，迎头解决社会所关切的问题。
2019年1月26日，应急管理部发布《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面向社会招录消防员的公告》，这是国家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录消防员。
往后的消防员将会是以何种形象面向公众？也许是值得期待的。但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在推动专业化的背景下，“勇敢文化”应该是需要审慎、克制的用词，“逆行”的背影再“美”，我们的目的永远是以尽可能减少牺牲为核心。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黄靖芳 [email protected]
编辑 | 赵义 [email protected]
排版 | 执信 实习生许悦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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