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人的認知裡，佛教傳入西藏的開端是松贊干布時期。
這位吐蕃最偉大的君主，連續迎娶了尼泊爾的赤尊公主和唐帝國的文成公主。伴隨兩位公主一起到來的，還有兩尊釋迦摩尼等身像，當大小昭寺矗立在拉薩河畔時，佛教思想也在西藏迎來了曙光。
但其實，在眾多晚期佛教的教法史料中，西藏第一次出現佛教的端倪，遠早於松贊干布所在的公元7世紀上半葉。而是早松贊干布五代，吐蕃第二十八代贊普拉脫脫日年贊時期。
雖然受限於藏史紀年方式的粗陋，我們無法確知拉脫脫日年讚的年表，但根據藏史專家們的估算，他大概是公元5世紀上半葉的人士，或者換一個大家更容易理解的說法，這位贊普處於中原的南北朝時期。
在西藏眾多的教法史料中，幾乎異口同聲的認為，拉脫脫日年贊60歲時，他在王宮雍布拉康閒坐，突然天音怒放，彩虹鮮花如雨而降。緊接著，
梵文佛經《諸佛菩薩名稱經》、《寶篋經》、刻有六字真言的寶珠和一肘高的金塔從天而降。藏文史料《青史》中明確記載，由於經書為梵文所寫，當時的人們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這時，空中神音滾滾，“自茲當五世，始曉此事”。
拉脫脫日年贊雖然不知神降為何物，但認為定非凡品，便將其珍藏在雍布拉康裡，取名為“年波桑哇”，意為“玄密神物”。
因妥善保存了佛教四寶，拉脫脫日年贊返老還童，白髮轉黑、面無皺紋，又活了60年，享年120歲。
直到松贊干布時期，吞米桑布扎入天竺求學歸來，才打開“年波桑哇”將其翻譯成了藏文。
此歷史事件，被後世佛教高僧，不厭其煩地大肆渲染，成為天竺佛教傳入吐蕃的象徵。但因其但並未產生重要影響，故遠沒有松贊干布時期的事件深入人心。
不過從時間上看，佛教這次入藏傳播的嘗試，比松贊干布的時代要足足早上200年。
雖然拉脫脫日年讚的事件，幻化色彩濃烈，所謂他因護佑佛教三寶，延壽60年云云，更是無稽之談。
但至少由此可以看出，天竺佛教向北傳播的訴求由來已久。而且，所謂梵文所寫經書無人能識的邏輯，其實有點站不住腳。
要知道，西藏和周邊地區的商業、文化交往遠比我們認知的早很多。在阿里地區的墓葬裡，發現了兩漢時期的文字織錦和茶葉殘塊以及煮茶的器具。
這說明，從今天新疆南疆至少有一條可以穿越崑崙山脈、唐古拉山脈和浩瀚大漠的商路存在（有學者認為可能至少存在三條，連接南疆和阿里的古商路）。
而且，飲茶本身是種生活習慣，如果沒有長期的文化交流，很難想象茶葉會成為最早的商品貨物。
同樣，在勃律地區（今拉達克周邊）發現的文獻裡，很早就有記載喜馬拉雅山脈以北存在一個盛產黃金的國家。
這個所謂的“金國”，年代甚至要早於吐蕃王朝，與藏史對照，所指大概率應是象雄。
既然商業往來古已有之，而兩地卻完全不通語言、文字是件極怪異的事情，也不符合邏輯。
因此，所謂“不識文字”和“五代後方知曉”明顯是種託詞，很可能這次佛教傳播的嘗試，受到阻力無果而終。
苯教雍仲紋
而能夠成為佛教傳播阻力的，顯然就是苯教！
雖然苯教在爭奪高原信仰的博弈中敗落，進而被逐出衛藏地區，不受重視。但其作為高原上歷經年代最久的宗教系統，苯教的經卷裡還是保存了很多久遠的信息。
從苯教殘存的片段記載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到，在遠早於拉脫脫日年讚的時期（公元5世紀上半葉），佛教的觸角便已伸入了吐蕃，並進行了多次嘗試。
在目前可見的苯教經卷中，最早提及佛苯之錚的案例，來源於吐蕃桑赤贊普時期，他作為吐蕃天赤七王之一，是吐蕃的第七代贊普，也是天赤七王的最後一位。
按照學者的估算，桑赤贊普大約生活在公元1世紀早期，標定約在東漢光武帝劉秀時期左近。
在苯教大師瓊布·洛哲堅贊所著的《世間教法源流》一書中，記載了這樣一個傳說故事。
有一個名叫阿蒙曲波魔鬼，手持殘鄂金剛柞和斷柄佛鈴，聲稱苯教為偽教，修苯得道之說不足為信，眾生必須修佛。
然後，將皈依佛門之眾生吞活食，皮骨皆埋入山洞，並謊稱這些人已修成正果。
苯教上師辛繞米沃邀請神子下凡降魔，神子下凡投胎為釋迦淨飯王子。經過一番鬥法，妖魔被降服，並皈依佛門（注意是佛門）。
這個故事，在苯教文獻中有不同的版本，但基本結構是一樣的。
由此故事可以窺見，自稱傳播佛教的阿蒙曲波被妖魔化了，說明苯教徒對外來宗教的抵制和蔑視。
同時，苯教上師請來佛教神祗，完成降魔的神聖職責。似乎可以理解為，苯教在佛苯之錚敗北後，苯教徒為了迎合佛教徒而撰寫的結尾。
但不管怎樣說，故事所有的版本都指向桑赤贊普，是不是可以解讀為，他所在的時期裡，佛教曾有傳播的跡象，或二者之間曾有博弈？
而在另一部苯教經卷《世續題解詳傳》中，則記載了緊接著桑赤贊普的上丁二王第一位止貢贊普時期，“吐蕃幾近崩潰，佛教也曾出現在吐蕃”，“(贊普)被辛苯(苯教師)們起名為佈德貢傑，佛名釋邇雅”，“因施佛的止貢贊普被弒，佛教未能在吐蕃傳播”。
從現在已經掌握的資料來看，止貢贊普死於謀殺無疑。雖然藏史中不出意外的，又將止貢贊普之死包裝成了神怪故事，但從現存史料的隻言片語裡，依舊能夠感受到其執政期間，已經出現了“王辛同治”的局面。
這裡的“王”指的是贊普的王權，而“辛”則是“古辛”，代表苯教的勢力，甚至有“辛始置於王者之上”的說法。
據說當時吐蕃朝廷，達到了“辛苯不發話，王不敢降旨，大臣不敢議事；不唱辛苯歌舞，君臣不敢歌舞”的程度。
深受教權困擾的大臣，曾非常直白的向止貢贊普表示：“頭上的帽子過大，會累得汗流浹背；美食吃得太多，也會引起反胃；聽任別人的蝨子爬到自己腿上，最後它會爬到你的頭頂。現在贊普與法師的權勢相當，如果一直這樣下去，到了贊普子孫之時，權力肯定將被苯教奪去。如果贊普不忍下令殺死法師們，就把他們驅逐到邊遠的地方去吧。”
難以忍受的止貢贊普，決定抑制苯教勢力。
他將諸辛苯召來，對他們說：“此地域，無法容納我的國政和你們的苯政，故將苯神、四苯門以及辛布格考鐵盤和角解布蘭察二人等留下來守護我。其餘諸辛苯，要麼離開吐蕃地區，要麼在我的國度裡不許行苯之儀軌，你們可以自己選擇此兩路的任何一條！”
但他抑苯的舉動，最終招致的結果是，王權遭到顛覆，他自己也在娘若香波城堡被殺。
13年後，止貢贊普的兒子佈德貢傑贊普復國，他馬上表示恢復苯教的地位，“父王雖克苯，但吾輩使苯教興盛，苯教律法將成為督政之錘”，並迎請一百多位苯教徒為死去的父王超度。由此可見，當時苯教對吐蕃政局的影響力。
止貢贊普的抑苯舉動，在苯教經典多有記載。這個時間節點，也成了苯教歷史上，苯教“先弘期”和“中弘期”分界點。
很可惜的是，受限於藏史記載的破碎凌亂，止貢贊普被弒事件是否存在佛苯博弈的因素，我們不得而知。
這也是藏史研究，最令人困擾的地方，各種散落的記載多為孤證，很難互相印證形成證據閉環。
因此，西方藏史家對
松贊干布以前的歷史不屑一顧，稱之為“史前史”，或者“傳說時代”。認為從吐蕃第一代聶赤贊普到松贊干布之間的歷史是不可信的，源於後人的主觀臆造，未嘗沒有道理。而松贊干布之後，因吐蕃王朝和唐朝發生了緊密關聯，唐史中保存了大量有關吐蕃的記載，可以成為參照。
另外，唐史紀年系遠比藏史完備，所有歷史事件都有準確的年代標尺，這也讓歷史事件的前後循序和邏輯關係，變得非常清晰。
真是因為史料的逐漸清晰，使我們對松贊干布之後，佛教傳播的軌跡比較清楚。
不論是迎奉釋尊等身像、建大小昭寺、建桑耶寺、七覺士出家、桑耶佛錚、漸頓之辯，都成了西藏曆史愛好者，耳熟能詳的掌故。
而松贊干布之前的一切，都似乎都如墜霧中，眉目難辨。加之後世書寫的佛教教法史料眾口一詞的渲染，似乎佛教進入西藏的嘗試，始於拉脫脫日年贊，而成於松贊干布之手。
但從以上兩個論點，似乎都有值得商榷之處。
拉脫脫日年贊時期的天降寶物，應該不是佛教探索之初，甚至有可能都稱不上第二次，而是佛教多次嘗試中的一次。
因為，至遲於東漢桓、靈二帝時期（公元147—189年），天竺沙門已開始在中原譯經。這也就意味著佛教信仰，已從南、西、北三個方向對吐蕃完成了包圍。
加之，天竺香客對神山岡仁波齊的崇拜由來已久，既然喜馬拉雅山脈不能阻擋商賈的腳步，自然也不能阻擋香客的行徒。
所以，佛教思想的滲透必然是個漸進中包含反覆的過程，而不應該，也不會是種突然出現的“空降”之旅。
如果以苯教經卷的年代研判，佛教第一次嘗試當在桑赤贊普時期。而這個時間節點，比拉脫脫日年讚的時期，要早上至少400年。
其次，松贊干布並沒有讓佛教真正落地。
雖然，他引入了等身像，並修建了昭寺，但當時吐蕃主流的思想依舊是苯教而不是佛教。
從傳說故事裡，修建昭寺所歷經的種種困難，似乎可以看出苯教對此的牴觸和干擾。
以至於，松贊干布不得不做出妥協，在昭寺外牆上繪製苯教信仰的壁畫。同時，終其一生，沒有任何他曾經主持佛教儀式，或參加佛教法事的記載。
雖然此事，不見於佛教史料中，但在苯教經卷《根本續日光經》中，卻有相應的描述。
“此王與頗爾雍氏智託坤所生之子是松贊干布， ……，（松贊）一度修佛，出現了《寶篋經》、《三寶經》、《金剛經》和《白蓮經》佛經，國王事佛，並拋棄十三古爾拉神和吐蕃諸神祗，因而社援不穩，戰亂紛生，此乃信佛之過。因此，重新祭祀苯教神祗，瘟疫、饑荒及戰亂止，國王用綠松石寶瓶、虎帽和虎袍嘉獎苯教師們”。
可見，當勢力強大的苯教徒以爆發瘟疫、自然災害為藉口發難時，即便松贊干布也得退避三舍。
當然，吐蕃王室之所以孜孜以求的引佛教進入西藏，其根源是將其作為政治平衡的工具。
所以，西藏佛苯之爭，根本不是信仰之爭，也不是教義之爭，而是誰能更好服務於王權之爭。
從這個角度上分析，苯教的敗落是必然的。
因為，原始苯教信仰是一種以三界宇宙觀為空間構架，以遍佈高原的山神信仰為生存依託，以各種互不統屬的原始信仰為精神支柱的信仰系統。
這樣一個系統龐雜、結構鬆散的信仰體系，只適合於各自為政，互不統屬鬆散社會結構。
但從松贊干布開始，吐蕃進入了君權王朝時期，開始謀求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上的高度統一。這就需要一個自成體系和高度統一的信仰系統來進行配合，而佛教正好迎合了這種需要。
這才是佛教能夠在吐蕃立足並得以發展，最終成為主流信仰的歷史必然。
最後，用意大利著名藏學家杜齊先生的觀點作為結尾。
他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指出，
“我們不能排除，佛教教義在松贊干布之前，就取道中亞、漢地和尼泊爾等地區傳入吐蕃的可能性”。閱讀更多 白髮布衣的藏地讀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