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後唐的經濟內在矛盾（下）
後唐尖銳的階級鬥爭——晚唐五代的奴隸問題
關於這個 奴婢的問題，我多說幾句。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三章《貨幣或商品流通》的貨幣的“支付手段”這一部分談到：“古代世界的階級鬥爭主要是以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鬥爭的形式進行的；在羅馬，這種鬥爭以負債平民的破產，淪為奴隸而告終。在中世紀，這種鬥爭以負債封建主的破產，他們的政治權力隨著它的經濟基礎一起喪失而告終。”他的這個觀察對於我們談到在後唐地區奴婢自殺引起朝廷重視的問題給予了一個根本性的標準：這是在後唐地區的主要的階級鬥爭的表現。朝廷之所以關心這個問題，就是在調節雙方的矛盾，使之不要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奴婢的問題。傳統上我們一般觀察我國古代的階級鬥爭主要是從土地佔有這個角度去看的。在這種以土地關係為衡量階級鬥爭標準的觀察方法中，包含兩個情況。1就是大土地所有者和小土地所有者的矛盾。2就是土地所有者和完全喪失土地所有人的矛盾。第一種情況是對土地的份額的爭奪。而第二種則必然導致奴婢的出現——這背後就是以債務形式出現了。因為沒有土地，而又要存活，只有出賣自己，所謂的賣身為奴了。這點，新舊兩個《五代史》都不是很敏感，但是如果我們回憶看漢史的情況，就不同。西漢史，農民因為各種原因轉化為奴隸，是西漢王朝最終解體的重要原因。賣骨肉親人的現象是從漢文帝時期的賈誼開始提出的。《漢書-食貨志上》：“歲惡不入，請賣爵子。”顏師古注引如淳曰：“子也。”王先謙補註：“《賈子》作'請賣爵鬻子'。”一說為請爵和賣子，《資治通鑑．漢文帝前二年》引此文,胡三省注：“餘謂請賣爵子,猶言請爵、賣子也.入粟得以拜爵,故曰請爵.富者有粟以僥上之急,至於請爵;貧者無以自活,至於賣子。”但無論怎樣，賣孩子這種情況是肯定的。到了王莽時期還通過國家法律來禁止，可惜萬全行不通。賣身為奴，形成新的主奴關係的社會關係稱為不可阻擋的發展趨勢了。正是因為西漢形成的這種社會關係，形成了自東漢以後以豪強地主為主導的大莊園的土地所有制而後又轉化為士族豪門制度。這種士族豪門的制度一直影響到唐末。另外，不可避免的，掌握大量錢物的富豪當然也可以買賣奴隸。而買賣奴隸本身也是粟特人長期的一個罪惡發財的勾當，和後來的白人買賣黑人為奴一樣。因此，這就使得後唐地區的因為奴隸和主人形成的階級矛盾應該比較尖銳才是。
關於粟特人買賣人口的問題，榮新江在《絲綢之路上的粟特商人與貿易網絡》特別提到一份書面材料的證據：吐魯番出土粟特文買女婢契約。
粟特人倒來的東西，其中一類就是人口，粟特人是在販賣黑奴之前的人口販子。這張圖是阿斯塔納墓葬裡發現的一個粟特文契約，契約一般兩份，漢人拿著一份粟特文的，粟特人拿走那份漢文的。但是這個漢人死了他也怕有人來追他，所以契約都是跟著入葬的，這是完完整整入葬的一份粟特文契約。契約上說，粟特人把一個突厥斯坦生長的女奴賣給叫做高昌的漢人。
絲綢之路上買賣奴隸的時候，如果你是買來再專賣的要附著原契，證明你不是坑蒙拐騙來的。如果沒有原契，就必須5個人來擔保，證明這個人是你的家生奴，自家奴隸生的後代，叫家生奴，這是唐朝的語言。
在李白的詩裡面，為什麼那些站在小毯子上跳舞的胡姬都是小孩子，在文件裡面也記錄了這些小孩。吐魯番甚至有一個人家裡面窩藏了上百個小孩，而且他們為了賣胡姬，都把她們起成中國最漂亮的女孩名字，綠珠、綠葉之類的，一旦賣出去，我們在漢文史料裡面就找不到了。所以粟特文的文獻留下來，是特別真實的反映。
晚唐末期蓄奴的情況，在文學史上也有反應。《太平廣記》中的名篇《崑崙奴傳》就是一個代表。該文作者裴鉶，約唐懿宗鹹通初前後在世。鹹通中期（867年左右）為靜海軍節度使高駢掌書記，加侍御史內供奉。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年）以御史大夫為成都節度副使，作題《文翁石室詩》。裴鉶著有《傳奇》三卷，《新唐書·藝文志》多記神仙之事。
從歷史看，唐代本身主奴關係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關係。《太平廣記》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十五 童僕（奴婢附）》記載了不少：韋桃符、李敬、武公幹、吳行魯、李鵠、捧硯、捧劍、歸秦、段章、上清、李錡婢、李福女奴、卻要。這種原本存在的社會關係在盛唐時期主奴關係還可以和諧共處，但是到了五代時期就不行了。可以說轉化了，變得激烈了。其中段章的故事極為典型：
段章，鹹通十年，事前進士司空圖。初，章以自僦為馭者，亦無異於他傭。是年夏，圖歸蒲久，以乏力，不足賙給，章乃謝去。廣明庚子歲，冬十二月，寇犯京，圖寓居崇義裡。九日，自里豪楊瓊所，轉匿常平倉下。將出，群盜繼至。有擁戈拒門者，孰視良久，乃就持圖手曰："某段章也，系擄而來，未能自脫。然顧懷優養之仁，今乃相遇，天也！某所主曰張將軍，喜下士，且幸他（明抄本他作偕）往，必亡他。然且決免於暴橫矣。"圖誓以不辱，章惘然泣下，導至通衢，即別去。圖因此得自開遠門宵遁。至咸陽橋，復遇榜者韓鈞濟之，乃抵鄠縣，因達於行在。（出司空圖《段章傳》）
天下大亂，奴隸乘勢而起，與主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唐末黃巢起義對世代為奴的奴隸們來說當然是盛大的解放的節日，對奴隸們的心理和主奴關係絕對會存在巨大的影響。而偏偏李克用是鎮壓黃巢起義的重要力量，這不可能不影響後唐對奴隸的態度和政策較之以往會強硬化。
因此後唐地區形成的主奴之間的階級矛盾又有著不同以往的特殊性。自然這更加巨了問題的複雜性，鬥爭的程度也必然激烈。而激烈的內鬥必然損害其戰鬥力和生產的發展，這已經無須多說了。
無獨有偶，我們偉大的文學遺產《紅樓夢》也大量的涉及到了主奴矛盾，作為當時社會階級鬥爭的一個側影表現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當時真實的社會史料。所以曹公雖然是以賈府和大觀園為背景來寫四大家族的興衰，似乎選題有偶然性，但是其中表現大量的主奴矛盾作為當時的階級鬥爭的形式，其實是有必然性的。這就是馬克思所指出的債權人和債務人是當時社會的主要階級矛盾體現。
總結來看，沙陀由於佔據中原腹地的戰略目標而選擇放棄對代北幽雲舊地，這是當時富庶的中原地區其能力不足以支持沙陀控制這裡的結果。而原有代北實行的經濟政策又不能搬遷到中原腹地，沙陀統治者只能接受中原腹地人們已經接受的私有化土地關係和大土地所有制的社會階級關係。但是這個社會關係卻缺乏蓬勃的生命力，不能使沙陀人可以繼續控制幽雲舊地。
主要是因為戰亂，特別是以商業為主要的幽州藩鎮割據的時代，幽州地區，雲州等代北地區沒有形成強大的大土地所有制這個新的社會骨幹階層。只有無土地的農民，或者是土地很少的不足以存活的農民，才可以接受國家分配土地的制度。應該說，這是自李唐粟特人佔據長城沿線所帶來的五代時期的獨特的，不同於中原的土地關係。由於財富集中在掌握國際貿易奢侈品的粟特人手裡，對土地的佔有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社會財富的表現形式是以貨幣為載體的。也就是說在幽州處於藩鎮時期，這裡一定是一個誰有貨幣就崇拜誰的社會。劉仁恭將敗之時搜刮境內全部貨幣埋藏在大安山上就是明證。所以在幽州地區，對土地的爭奪應該不是很緊張，因為沒有必要。靠商業積累財富從來都比農業要快得多。然而畢竟是生產決定分配和流通，所以，農業時代，最主要的物質生產部門農業才是基礎，所以，重商主義的幽州粟特人在商貿的環境發生變化之後就一蹶不振，成為北方最先被吞併的重要地區。而沙陀人放棄代北的重商主義的地區，選擇佔領農業為主的中原地區其實是正確的戰略選擇。但是對於沙陀來說，代價就是放棄對長城沿線的控制。
我們再強調的是長城沿線，自山西到今天北京、河北秦皇島地區是自貞觀四年東突厥劼利可汗降唐以後長期形成的獨特的經濟結構。這個結構也只有在這個地方才能存在，即草原部落和農耕民族的中介地帶，才可以存在。如果用馬克思的話說，古代的商業民族都是在世界各個民族的氣泡裡存在的，也就是縫隙中存在的。換言之，這是一個適宜商業民族存在的地理空間，在我國，其實是不二選擇。再北方點就都是草原民族放牧的地帶，再南方點是農耕為主的地帶。再西點，到了今天陝西北部和寧夏、河西走廊地帶，那都是直接威脅唐王朝首都長安的地方，唐王朝看得緊，不會給異族以可乘之機。忽略了這個地區是商業民族存在的最佳土壤，也就不會認可粟特人及粟特化的突厥人在這裡長期生存繁衍的歷史現實，當然也就不會想到粟特文明在這裡存在，更不會想到粟特文明的遺留物作為媯水河的名字而留給當地人作為文化遺產。西漢末期的上谷的耿況家族、漁陽的彭寵，和東漢末的劉虞藉此“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谷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收視溫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這帶地區商業文化發達是帝都位於中原地區的大帝國時期自然出現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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