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攝影家久保田博二（Hiroji Kubota，1939—）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的攝影曾經對中國攝影界產生過重要影響。早在“四月影會”發展得如火如荼的時候，1981年1月15日，“久保田博二訪華作品展”在中國美術館開幕，他那些紀實風格照片很好地啟發了處於沙龍風格的攝影青年向社會觀察的轉變。特別是1978—1985年的7年時間裡，他45次來到中國，完成對中國所有省份的拍攝和報道，在中國拍攝了20多萬張照片，並於1985年3月再次於中國美術館舉辦“中國——久保田博二攝影作品展覽”。
作為馬格南唯一日本攝影師的久保田博二（Hiroji Kubota，1939—），並不像另一位馬格南攝影師馬克呂布那樣為人所知，但他卻是新中國第一位包機航拍的外國攝影師，還促成了當時新華社與柯達、富士膠片公司的合作。
·初識攝影的久保田博二
1961年，馬格南攝影師雷內·布里、波特·格林、艾略特·厄韋特來東京訪問，還在大學讀書的久保田博二因為出色的英語能力成為他們此次訪問的嚮導。之後，厄韋特還送給了他一本佈列松的《決定性瞬間》，徹底讓久保田堅定了職業的方向。“那些人使我著迷，而且他們讓我有了成為攝影師的想法。”第二年，他拿著僅有的500美元來到了美國，據說他的父親沒有給他一分錢。他曾在攝影師康奈爾·卡帕手下工作，這位美籍匈牙利裔攝影師是著名的戰地攝影師、馬格南圖片社創始人之一羅伯特·卡帕的弟弟。
1965年他在芝加哥停留一段時期後，搬回紐約成為一名自由攝影師，同時詳細報道了“大紐約特殊教育計劃”，並開始與馬格南圖片社合作，從而成為這個著名機構的第一位亞洲成員。其攝影作品很有敏銳的政治嗅覺和尖銳的社會眼光，從記錄反映美國民權運動到越南戰爭，從追蹤中國的巨大變化，到獨家報道朝鮮問題，及拍攝他自己鍾情的祖國，他的照相機見證了過去五十年間世界上許多活生生的現實和歷史的變遷。
·為何來中國？
久保田在一個採訪中曾說“毋庸置疑，中國是日本人總有一天想要去走走看看的國家。我也抱有這樣的想法。”然而直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他才有機會結識了西園寺公一先生。西園寺家族在日本是與近衛家族齊名的名門望族。他被委託幫忙製作贈送給中國訪日代表團的禮物——攝影集。在工作的過程中，他提出了想要前往中國的想法，但沒有音信。直到幾年之後，西園寺公一的秘書聯繫，問他是不是還想去中國，就這樣，事情又有了新的進展。他首先到的北京，新華社幫忙安排了那次的行程。新華社攝影局局長問他想拍點兒什麼樣的照片時，他回答：“全部的省。”
在1979年，他首次航拍桂林。“當時我來中國是作為周總理的貴賓，所以獲得許可，我乘坐飛機拍攝”，他說後來他才知道那是軍用飛機。（注：久保田博二在1979年之前已經來過中國，那時候他的朋友是周總理的貴賓，他作為攝影師隨行。1979年他再次拜訪中國，當時周總理已經逝世，但人們還是把他當做周總理的貴賓對待。）
久保田博二的中國影像，以一個外國人和東方日本人的視角，和瑪格南式的攝影風格對變革中的中國進行了比較全方位的觀看。他雖然不可能全面細緻的審視中國發生的一切，但他的眼光由於距離的設定，還是非常敏銳和獨特的。久保田博二的技術純熟，所用膠片長期堅持是柯達克羅姆，曝光色彩控制極佳。他的照片承載著一種耐人尋味的東方美學和現實情懷，有一直以來對世界樸實、敏感而詩意的一面。他能夠比較準確地抓取中國社會的變化，和變化之中的中國人，而且其態度和立場非常友好，這點是非常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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