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枝裕和電影的生活化傾向，淡化戲劇性的敘事風格
是枝裕和的電影與純粹的商業片之間最大的區別就是他的創作貼近真實的生活，更關注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導演在進行創作時並不用極強的戲劇性來豐富自己的故事，反而是迴歸到生活中最自然真實的一面去進行講述。因此不論是題材還是內容，是枝裕和都在強調“生活化”。
是枝裕和導演在九十年代初期開始製作紀錄片，一直到 1995 年才拍攝了故事片處女作《幻之光》。但是在導演的作品中我們一直能看到之前拍攝紀錄片的經驗對於他的深遠影響。在紀錄片的拍攝中，是枝裕和選擇題材時就會更多地關注社會上的重要新聞以及普通人的生活環境。
比如 1991 年導演的紀錄片《另一種教育》，拍攝的對象就是普通的小孩子。是枝裕和用了三年時間去和這些孩子朝夕相處，從點滴的細節之處記錄了孩子們的成長。在這部影片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臺詞，出自其中一個孩童之口：“我恨死亡，恨到想殺死它。”從這部片子中就能部分地看出日後是枝裕和所擅長題材的雛形，即關於孩子的成長、對於死亡的態度等等。
2001 年上映的《距離》和 2014 年的《無人知曉》兩部影片都是取材自日本的真實新聞報道。1995 年日本的邪教組織奧姆真理教在東京地鐵施放沙林毒氣，導致 12 人死亡，5000 多人受傷。這是日本歷史上邪教組織製造的最為駭人聽聞的殺人事件。根據這一新聞事件，是枝裕和拍攝了影片《距離》。電影劇本對於當初的真實事件進行了改編。講述當年邪教組織在水源地投毒致百人死亡，投毒的部分主犯被殺害。
其中 4 名當年案犯的親屬在三年後再次聚到一起，祭奠曾經執行過恐怖事件但同時也是邪教組織受害者的親人們。然而在路上他們的汽車被盜，困在山中。又遇到了當年投毒案臨時逃脫了的主犯之一坂田。在死者曾經住過的地方，這些人開始回憶往事。在回憶之中讓觀眾和那些前來祭奠的親屬們一起去了解這些人曾經的生活狀態。從而得知他們在生活中和在那個邪教組織中竟然有完全不同的表現。
原來即使是親人之間，對彼此的瞭解也是如此寥寥可憐。是枝裕和用最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去呈現了他一直感興趣的家庭關係和死亡這兩個話題。即使是在一個穩定的家庭關係中，每個人也都是一個單獨的個體，人們也會因為各自的忙碌而忽略了關心身邊的人。這部電影通過對於邪教組織團體成員的精神軌跡變化的描繪，讓觀眾看清人們心靈的脆弱和無助。它提醒我們關注這些細小問題所引發的廣大深層的社會問題。
同樣根據真實社會事件改編的《無人知曉》是一個更加殘酷的故事。四個因為被母親拋棄而要獨自生活的孩子，要面臨經濟的窘迫和無法避免的生離死別。只是在是枝裕和的鏡頭下，他並不去刻意放大這樣的悲劇，而是更加關心生者的生存狀態。這樣的殘酷題材仍然被是枝裕和拍出了平靜從容的氣質。
但正是這種平靜之下的絕望更能引起觀眾的反思，對於親眼所見的這個社會的冷漠是否能喚起人們內心的責任感，這都值得觀眾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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