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汉族中国王朝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在历史中早已崩溃
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指出，经过唐代9至10世纪的衰落，“宋代虽然出现了统一国家，但是，燕云十六州被契丹占有，西北方的西夏建国与宋对抗，契丹与西夏都对等地与宋同称皇帝，而且宋王朝对辽每岁纳币，与西夏保持战争状态，这时候，东亚的国际关系，已经与唐代只称君主、册封周边诸国成为藩国的时代不一样了，从这一状况来看，东亚从此开始了不承认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的确如此，从东亚国际政治秩序的历史发展来看，真正以仰慕华夏文明和崇尚中国文化的朝贡体系在唐朝衰落以后的历史已经终结。
二、北宋时期，所谓的天朝礼治体系已经变质
北宋初期，王朝积弱，为了保持王朝的安全性，在对辽战争占有优势的情况下，宋真宗不惜与辽国订立“澶渊之盟”，反而向辽国称臣纳贡，朝贡体系中的中心国和朝贡国的关系完全逆转。而西夏虽然向北宋朝贡，也受到北宋的册封，但是其主要目的在于贪图北宋赏赐的经济利益和让北宋对其放松警惕。
高丽虽然臣服北宋，但是却也先后臣服辽国和金国，向它们朝贡，与此同时，北宋却不是以保护国的身份来对待高丽，反而想借助高丽联合抗辽，朝贡体系中以汉族王朝国家为中心的华夏中心主义转变成欲向朝贡国借兵的联盟主义，此时的朝贡体系恐怕现实主义的务实外交更加浓厚，而所谓的天朝礼治体系已经变质。
正如葛兆光所说：“在北宋一切都变化了，民族和国家有了明确的边界，天下缩小成中国，而四夷却成了敌手。宋辽间的南北朝称呼，使得中国第一次有了对等外交的意识，漫无边界的天下幻影散去后，边界的划分、贡品的数量、贸易的等价、使节的礼仪等等，都开始告诉人们它者的存在。积弱的现实和自大的意识，事实上对等的外交和仍然使用的天朝辞令，如此反差巨大，使得这些怀抱华夏文明的自豪感的士人颇为尴尬，这在唐以前的中国史几乎没有的。”
南宋王朝国家实力更为衰弱，甚至把朝贡国高丽也视为重大威胁，其对高丽的戒备和恐惧之心越来越严重，甚至认为高丽使者是金国的间谍，如《宋史》中记载“高丽持牒官金稚圭至明州，赐金帛遣之，俱其为金间也”。
三、元朝时期，朝贡体系完全异化为对外扩张的工具
在元朝统治时期，曾先后数次用兵征服高丽，两次东征日本，南下攻打安南、占城、缅甸、爪哇等南海国家。此时，高丽是出于在元朝的武力和和亲结盟的军事政治双重压力下而被迫臣服，而日本和南海诸国成功抵御了元朝大军的数次进攻，不仅民族意识的优越感大增，而且也完全从政治依附和心理归顺层面脱离了元朝“中国”的朝贡体系。
从北宋到元朝灭亡（960—1368年）的四百年东亚历史中，东亚的国际政治秩序早已经不是以华夏中心主义为主导的朝贡体系政治格局，而更像是强国和弱国之间的以战争、结盟、征服为主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霸权殖民”体系。
四、明王朝面临的“难题”
明王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应运而生，在面对东亚世界失序四百年的情况下，其汉族王朝国家的优越感从何而来？在面临异族统治华夏两百年的帝国疆域的压力下，北元政权割据北方疆域，明王朝却只占得一半江山，其统治者的王朝优越感又从何而来呢？
更重要的是，北元政权作为元朝统治在“中国”的延续对明王朝的优越性和合法性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政治难题。这个政治难题不是所谓的朝贡体系所能够包纳和解决的。所以，明王朝才在建国初期频繁的向北元政权及其残余势力发动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难题，因为只有通过对蒙古的战争才能保证和维护明朝政权的安全性，有了安全性，其优越感的丧失才能在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下得到弥补。
但是，相对于发动战争的军事成本和难度而言，通过与外邦蛮夷建立朝贡体系，得到“他者”对明王朝政权的外部认同，这种获得优越感、合法性的外交途径更为容易和轻松。而这种频繁的与外邦蛮夷小国建立朝贡关系以求得合法性和优越感的心理动机不是恰恰再次折射了明王朝统治者优越感的缺失吗？
五、朝贡国优越感的强化及其对明王朝优越感的弱化
明王朝优越感的脆弱性特质不仅是由其主体内在性因素所决定的，而且也是其客体即周边国家在经历13、14世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逐渐发展的民族主义中心意识所反衬凸显的。
这些国家在经过元朝蒙古的武力征伐之后，外在侵略的冲击下刺激了本土王朝国家的自我民族主义中心意识的进一步萌发。尤其是当它们成功的抵御了蒙古骑兵的进犯之后，这种优越感就会更加明显。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它们即使与明王朝建立朝贡关系，也只是出于追逐经济利益，或者想借助明王朝这一强大的外在性力量来达到各个国家的政治性目的。
因此，明朝朝贡体系内部的行为体在明王朝时期已经具有“民族主义”的优越感观念，而正是由于在朝贡体系中，客体在历史中不断增强的民族优越感导致了作为主体的明王朝优越感必然削弱的事实。
六、朝鲜、安南以及日本等属国的“民族主义意识”被激发出来
从传统意义上而言，朝鲜、安南以及日本都曾属于中国世界秩序的汉字圈的对外关系交往国家之中。但是，这些国家在经历了元朝统治中国之后，在面临蒙古帝国激烈的对外武力扩张浪潮的冲击之下，其封闭的王朝国家民族主义意识被激发出来。尤其是当蒙古骑兵由于征伐战线过长以及不适应不同的地域自然环境而导致征战失败时，这些原本被征伐的弱小国家的优越感心理就会在历史的瞬间慢慢滋生和蔓延。
经过长时期国内王朝政权的统一和重组，优越感最终发酵成为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这不仅对它们主体民族国家的建构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于它们如何看待以华夏中心主义为特色的等级制朝贡体系东亚秩序也同样意义深远。
例如：在元朝忽必烈时期，蒙古先后在于1274年与1281年东征日本，但是日本成功地抵御了蒙古的进攻。此后，日本的“神国意识”萌发，其民族优越感和独立意识越来越强烈，自我民族主义的优越感不断强化，以至于在明太祖派遣使者让日本入华朝贡时，日本方面（南朝的怀良亲王）甚至扣杀了明朝使者，其原因就在于这位亲王对明太祖诏谕中的自大和威胁非常不满。
当明太祖后来知道日本国内南北朝分裂的情况后，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再次向日本发出诏谕，言辞中再次以武力威慑日本，而日本的怀良亲王面对这份诏谕，对明太祖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作出了强有力的辩护和回应，其回函中说道：
“臣闻之，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这份文书只是由日本南朝亲王对明朝皇帝作出的回函，但是其言辞中反映的日本自我中心意识的增强由此可见一斑，其中折射的民族优越感强烈的挑战了明王朝唯我独尊的“天朝上国”中心主义意识。《明史》中记载明太祖在看到此回函后，“终鉴蒙古之辙，不加兵也”，可见明朝统治者对日本公开宣扬的彼此平等、不愿臣服的国家心态是默许而无奈的，这句话显然也透露了明朝统治者在外邦民族优越感强化的前提之下，其自我主体的传统优越感有弱化的倾向。
又如：安南在经历与元朝一个世纪的微妙关系之后，它在独立及自尊问题上非常敏感。
在元朝统治中国时期，忽必烈曾派兵于1284与1286年先后两次攻打安南，但是当时的安南陈氏王朝却成功的抵御了蒙古的强悍骑兵。
因此，虽然安南在对蒙战争之后积极称臣纳贡，表示甘为元朝属国，但是此时的安南如同日本一样，其民族优越感在安南王朝国家战胜代表中国正统的元朝蒙古的过程中逐渐萌发。以至于在元朝末年，安南表面臣服中国，暗地里却数次进犯中国的西南边境地区。
尤其是在洪武年间，当明王朝与安南建立朝贡关系后，陈叔明篡位夺权，安南开始实行一套浓厚的民族独立意识的内政外交政策。
在此期间，安南国内发生频繁的隐瞒明朝的废君自立事件，一方面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折射了此时的安南具有独立自主统治其国内政权的意识，而这必然导致它对明王朝权威地位和朝贡体系中臣属关系的轻视。
因此，在经过元朝统治中国之后，传统中国的朝贡国在蒙古的征伐下，或以战败国姿态（如高丽），或以战胜国心理（如安南、日本）臣服中国的朝贡关系是极其脆弱的。
这些朝贡国反而由于外来的军事征伐萌发了本国的民族主义意识，一些王朝国家的民族中心主义意识也越来越明显。不得不说蒙古元朝在这个崩溃的过程中扮演了对朝贡体系重要的消解作用，正是这个潜在的消解作用使得这些周边国家以自我王朝为中心的优越感的发展在精神层面已经脱离朝贡体系的臣属关系，而以不同的政治或经济等现实主义的外交目的加入到象征性的朝贡体系之中。
明王朝虽然深愔此中道理，但在面临这种优越感丧失的局面之下，出于汉族王朝国家维护政权优越感的惯性和传统，通过积极招揽外邦朝贡，重新确立汉族王朝在四夷心目中的“天下共主”地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途径，因此，建立朝贡体系便成为获得优越感观念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陈志刚《论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的军事防御性——以地缘政治、军事关系为中心的探讨》
陈威《明朝建立朝贡体系的动机分析——以优越感、合法性和安全性为工具》
陈尚胜主编《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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