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舉國震驚，何以堂堂“天朝上國”竟敗於區區“蕞爾島夷”？國人開始以日本為參照，反思中國失敗的緣由。一時間談“洋務”、論“西學”蔚然成風，正如有文獻所記述的那樣，“中日有事之後，海內士大夫奮然而起，研求當務之急，以圖自強，風氣為之一變”，“棄其帖括詞章，而從事於西學、洋務者日見其多，於是洋務西學之書，日新月異，層見疊出。”中國學習西方科學技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連當時《萬國公報》刊登的外國人文章也在為科學吶喊助威，認為：“夫格致之學之益民，殊非淺鮮，縱使萬語千言，尚難備舉，而可以一言括之曰‘格致興國。’蓋諸國之由貧弱而致富強，罔不從格致來也。”中日戰爭的衝擊波震醒了沉睡的國人，也推動了中國人對科技的重新認識。
甲午戰爭之後，洋務運動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戰前洋務派的首要人物李鴻章因與戰爭失敗有直接的關聯而成為眾矢之的，他和前妻的洋務事業一起成為人們抨擊的對象，特別是遭到頑固派的攻訐，已經黯然失色。後起的張之洞獨領風騷，他和其他的一些洋務派人物，如新疆巡撫陶模、廣西臬司胡燏棻、盛宣懷等紛紛上奏，從各個方面對戰前的洋務事業進行檢討和反思，同時也在原有的基礎上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1898年張之洞的《勸學篇》可以說是這些主張的概括和總結，標誌著洋務派的認識也有了很大的進步。洋務運動進入了新的時期，也可稱之為後期洋務運動。後期洋務運動的綱領集中體現在《勸學篇》中。
張之洞在《勸學篇》中具體發展科技的主張和康、梁的主張很相似，如果僅僅對比維新派和洋務派的許多具體科技主張，是很難分辨出孰優孰劣，甚至在學習西方科學技術方面的某些具體細節上，《勸學篇》更顯得周詳細緻。因此，後期洋務運動的科學思想也是戊戌科學思潮的一個組成部分。
首先，洋務派在反思前期洋務運動的基礎上，對科學技術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認識。康有為說，甲午戰爭失敗後，國人“漸知泰西所以富強，在於有學，於是議臣始言學。當今直省督撫，亦紛紛漸知立學堂矣。”這說明當時講求西學，改革教育的呼聲很高，不僅有維新派，還有左右輿論的“議臣”和當政的“督撫”。事實正是這樣，這其中尤以後期洋務派引人注目。
其次，他們走出前期洋務運動狹窄的人才培養模式，把發展科技作為開“民智”的手段。張之洞的《勸學篇》外篇第一篇即是“益智”，開頭一句話即是：“自強生於力，力生於智，智生於學。”張之洞此處的“學”就是他理解的“西學”，其中主要是指科技方面的知識。他認為歐洲之所以強盛就在於其民智，而民智則與科學技術的發展大有關係。
甲午戰爭後，後期洋務派提出的發展科技的新政策，一方面是他們因戰爭失敗對前期洋務科技政策失誤的反思，更主要的是受到維新派科學思潮的推動，當時，對科學技術傾慕的絕不是個別現象，我們不妨從下面的事例中看看當時人們思想認識的轉變。
戊戌維新時期的守舊派所表現出的特徵也與洋務時期的頑固派有所不同。守舊派所攻擊的主要目標是維新派宣傳的“民權”“平等”等政治主張，極力維護的是封建的綱常倫理。他們對學習西方科技採取比較寬容的態度，甚至還是學習西方科技活動的積極參與者。洋務時期倭仁、劉錫鴻之流頑固抵拒西方科技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倭仁曾經反對國人學習的西方科技，現時被越來越多的人認同了，他們知道這是中國發展經濟的必由之路。劉錫鴻曾極力攻擊在中國修造的鐵路，現在已經成為朝野的共識，他們認為這是中國的當務之急。時代已經變了，變得那麼快。此時固守倭仁、劉錫鴻觀點的雖仍有其人，但已經沒有多大的市場了。誰要是喋喋不休重複這樣的老調，真是不識時務，即使是守舊的官僚也不敢對科學技術有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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