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大野》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年3月
《人民文學》2018年第10期卷首語
給這個年代的長篇小說提供諸種新的特質，是非常困難的，但本期發出的《大野》，肯定是值得注意的一部。
人物與話語方式的高度協調似乎談不上什麼特別——雖然這方面普遍表現出無能存於現狀——但兩個女主人公就是經由各自不同的話語方式，建起了一部作品的新而不怪的架構，容納了四十年人間的心神。
我們的現當代文學史已經適應了現代性的反叛出走或各種不合流的“個性”標舉，更習慣了現實性的往返於小城鄉大城市的“底層”敘事，而一個具有根源意義的本不該只是作為背景的存在——家鄉與外界——這個無時無刻不是並存於世的最本然的一對範疇，已經被忽視了太久了。《平凡的世界》裡的孫少安與孫少平兄弟以經濟生活和精神自尊為底色講出了故事的最初段落，而《大野》中，今寶和在桃這對精神姐妹則用能夠包含個性、底層、生計、尊嚴還有親情、願望、自視、歉疚和擔負（這後幾項實在不好編故事，或者是我們對此幾乎喪失了文學能力，不然大家怎麼都回避到了似乎忘掉了的程度呢）等等，不以警句高論也不以朗誦抒情的原態，在南方，把這四十年的整個情狀化在了作品裡。
小說講家鄉的今寶，今寶讀外界的在桃，一個陷在現實的原地心事浩茫，另一個藏身書信的他鄉慾念搖滾，兩人的遇見，不算倉皇倒也倉促，卻是一次精神的合體和文本的成全。
傾訴遍地生長，對話空谷足音，大野擴容之；幽暗的無名小城，清晰的世界地理，時代與心中視線開放曲折而又不可阻擋地延伸，大野寬容之；草民百姓從卑微起身，有成抑或遭殃，大野收容之。
實實在在的時代變遷在不幸亡故者與有幸共存者每一個都不可能單調單薄的生命上寫著，大致是兩代人，每個人的路儘管有交叉重疊處，但匯成了人間與歷史的經緯，像一塊繪滿歡樂憂傷的扯地連天的雲錦。對人、對家鄉、對經年人生的理解，其中必然包容著巨大的困境與深切的痛感，更重要的是，不僅僅再是有疑有怨有憾甚至有恨的“殘缺趣味”、“破碎美學”，而是並不刻意地還原出有信、有親、有恩當然也會相應有所擔負的更厚誠的那些層面。
文學的常溫，提取於向著精神整全而生的人的心靈。
——著名文學評論家、《人民文學》主編
施戰軍
搶眼的孤獨與豐饒的曠野
——談李鳳群《大野》
1
寫一對女人的故事，逼出她們體內的淚和倔，大抵算不上頂難的事情。但若以長篇的規模，浩浩蕩蕩地將一對女人寫得獨樹一幟又萬物交通，這又是另一碼子事，一碼子絕非一招半式的雜家拳腳可以糊弄過去的事。
這樣的小說的作者，須格外有勁兒，更懂得用勁兒，蠻力、苦力、巧勁、寸勁都使上， 才可捶打出如此體量和能量的傢伙。所以，《大野》是一部充滿力學之智與美的小說。牛頓第一定律教誨我們，任何物體都要保持勻速直線運動或靜止狀態，直到外力迫使它改變原有狀態。在小說裡，今寶更像那個渴望維持“靜止狀態”的人，她紮根故土，任勞任怨，從一而終；在桃可以歸為盼望“保持勻速直線運動” 的人，一路走來，她追隨過挎鬥摩托的速度與激情、追隨過南之翔逐夢的腳步，她苦苦追隨卻從未想過“超越”。這是理想的狀態。可惜現實並不夠理想。而這，正是小說得以成立並生猛發育的根本動力——動力即“外力”，即世界上無所不在的阻力。
我們都生活在一個充滿阻力的世界當中， 在因果律和可然律裡安之若素。通常，小說在設置阻力時，會讓它更為醒目、亮眼、戲劇。這本無可厚非。但若一位作者煞費苦心地為小說中的阻力灑下一些斑駁和暗影，讓它更為逼真、更具認知的難度，讓它晦澀如生活所是， 往往會令我們驚歎和譁然。這不只是情願與否的問題，更是一種賴於敏感體質的能力，小說在書寫者的操縱下，成為一場對情緒表達的續航能力要求非常嚴苛的幻術。
所幸《大野》不怕，因為它有“雙引擎”—— 第三人稱現身的今寶和在信件中以第一人稱亮相的在桃。今寶早年喪父，於她，還沒來得及好好體驗的“父親的力量”，似乎“掌控著整個世界的平衡”。她失衡了，一路失衡，直到遇見各項條件均及格以上的丁建新，於是兩人結合，如各方所願。於是接著失衡。今寶一直都在體驗著殘缺帶來的“漏風的幸福”。她想過反抗，在一番隔靴搔癢過後，她大夢初醒，原來她所踐行的是一種卡爾維諾所說的“艱難的英雄主義”。“我能想到的好東西都在街上，都在外面，我自己一無所有”，一無所有成了她揹負的十字架。於是，就像辛格筆下的傻瓜吉姆佩爾一樣（臺譯為“傻子金寶”），今寶只得順應別人的呼聲，在這個浮誇、笨拙的世界裡，做一個與之匹配的“傻子”。
《大野》插圖·陳新民
像是某種協調，在桃的癥結出自母親。母親棄她而去，蠻橫，冰冷如鐵，想到母親，在桃便感到一種鑽心的疼痛，母愛只能喚起她對光的奢望和眼底的黑。因此，她只能“把自己往謎裡活”，將沉默塑造為性格，逃成了不二法門，迷失以“彼岸”的形象粉墨登場。在桃之所以沉默，不是因為沒有表達的訴求，而是沒給機會。所以到嘴邊只剩了一句話，一句骯髒但威力十足的口頭禪：日你媽。甚至這也來自對母親的模仿。因模仿而記得，也避免真的變成母親。一個贗品剛剛好。殊不知，她是贗品的贗品。這位徹底改變了在桃人生的女人並非其生母，這個女人所有的難言之隱，為自己爭得了道德上的豁免權。可誰又來為在桃的不幸買單？茫茫曠野，靜寂無聲，沉默，不幸在非血親地傳播著。
蒙塔萊在《生活之惡》中寫道：我不曉得別的拯救/ 除去清醒的冷漠。這種冷漠發自肺腑，那裡本該是人體最溫熱的地帶。故而，那些決定性的外力，通常並非來自他者，恰恰是那個陰晴不定、冷熱交替、自相矛盾的“我”， 最終讓某種形象和特質“成為自己”。留守也好，出逃也罷，本質上都是一種歸返，回到曾隻身前往的夢境，那裡無憂、豐饒、我心永恆， 那裡有一個人幸福的模樣，孤獨被修正為獨立， 空虛被美化成自由。
2
有時我們談論長篇，就像在談論婚姻。日子長了，不免鬆垮懈弛，缺點逐漸暴露出來。但這並不影響一段婚姻的成敗，只要保住底線， 同時還能看到閃光點，我們就認定這是一段好姻緣，正如斷言這是一部好小說。不辜負，不覺間成了一條並不算低的準線。但總有一些完美主義者會問：你為什麼沒有當初剛在一起時那麼好？
《大野》的好，經得住這般挑剔的詰問。它毫不懈怠，像時刻妝發齊整、舉止得宜的女郎， 帶著主人公的疑問和階段性成果追寇入巢，甚至還有點意猶未盡。兩性、親情、時代與個人的關係，都是它的著力點和生長點。小說的觸角隨著故事時間的推移不斷開拓、延伸，它在一寸寸地迂迴、瀰漫、試探。主人公的慾念情思作為整部小說的毛細血管和神經末梢，在理所當然和始料未及之間跳動、縮張，細微而堅硬，透明又隱晦。孤獨及其變種霍亂一般蔓延的時候，救贖的機會同樣出現。錯位的情緒表達及其意外的收穫，讓我們隨主人公一起筋疲力竭、峰迴路轉、百感交集。
但它是有根有須的，小說與南方那片溫暖、潮溼、充滿機遇和挑戰的土地緊緊連在一起，不浮、不玄、不躁，帶著泥土的氣味和質感。它時而如滑入泥淖，投射出生活本身的邋遢、粗鄙、黏糊，時而又如鑽進泥浴，讓人療愈、釋放、新鮮。就像南之翔之於在桃那樣， 小說一再激活我們“內心沉睡的區域”，使我們迷惑，也令我們沉迷。它首先是南方溫潤的土壤里長出的果實。同樣是探尋人的命運或宿命，石一楓的《借命而生》寫青天白日下的苟且偷生和法網恢恢，是正邪、黑白、善惡的雜糅與對沖，鐫刻著北方的粗獷和雄性的調笑；《大野》則是日光流年裡掰開揉碎的人性底色， 它審慎、析毫剖釐，對內，是主人公自虐般的折騰，對外，是極為剋制的放肆，近乎天然地披覆著南方的靈動和柔性的自矜。
環視婚後風調雨順的生活，今寶真心覺得無可指摘，但她依然感到一種虛妄和不滿，她最後發出這樣的感嘆：“我只是對所有這一切都有點失望。”這句話點出了整部小說的精髓。我們太容易忽略生活中那些一點點、一定程度、一些些，我們以為我們可以將就，以為可以視而不見、籠而統之。但就是這些不決然、不完美的罅隙，孕育著生活的風暴。《大野》轟轟烈烈地寫出了這些罅隙裡的風暴。風暴過後，到處都殘留著聰敏的女人對這個笨拙的男權世界的無奈和嘆息。她們是見證者，也是親歷者， 更是反思者。她們與時代對視，和時代平行奔跑，也與時代一同省思。正是在這一點上，《大野》所承載的情感能量和精神深度，遠遠超出局囿於姐妹悲歡情愁的《七月與安生》。
在桃那些洋洋灑灑的書信，感人至深，但對小說的構建卻形成了不小的挑戰。人物形象與身份定位是否貼合，小說語言、書信語言與人物自身的腔調、話語體系是否衝撞，書寫內容、篇幅與書寫對象之間是否已建立起必要的信賴與足夠的耐性等等，都是橫亙於筆端的難題。顧此失彼的情況在所難免，但這恰恰又是小說這門藝術的魅力所在。它完全可以燃燒掉一些“真實”，去點亮“真誠”這把絢爛的篝火。這種文學的溫度和光輝讓我們意識到，在我們心靈內部和看似熟稔的生活之中，依然存在許多晦暗的地方等待被溫暖和照亮，而我們， 同樣值得成為一個善於發光與燭照的人。這種值得，是一種更高向度的“真”。
3
死生乃人世間大事。《大野》開篇今寶爺爺在今寶父親臨終前的狀態，讓我想到盛可以在《喜盈門》裡所描寫的一家老小對曾祖父遲遲未斷的最後一口氣的態度。死亡的無常，增添了生者的成本。在死者與生者之間，不是太匆匆，就是等不及。某種程度上，我們都是一群沒有學會如何告別的人。哭作為一種強烈的形式，成了我們面對生離死別時不言自明的默契和規約。哭的背後，除了不捨，恐怕還有懺悔甚或是畏懼。歇斯底里的哭，是國人在天人永隔之際的普適性通則。這種不懂，最終在生活中演變成不能和不敢，牽制著我們的悲喜、誠偽。今寶沒有哭，她成了破戒者。
那個年幼的今寶對我們的無聲質問是，不哭就意味著無情嗎？顯然不是。她是在尋找一條獨屬於父與女的心靈通道，她試圖跳過形式， 憑藉自己的記憶和感受，扼住那個棒喝似的、灰白的、無情又多情的死亡瞬間。對於挽留的無效的自責，最終被篡改成經由他人譴責而引發的悔過，成了對今寶的“欲加之罪”。今寶負罪，她痛苦，因為多情總被無情擾。卻也因此，記憶抵擋住了遺忘的侵襲，精神的父親得以永垂不朽。
告別的難堪在在桃那裡並沒有得到任何的改觀。小諸葛、南之翔、胡幹事、陳志高， 這些在在桃生命中留下重要劃痕的男人，他們的離去，無一不是愕然、唐突、魯鈍的，是彼此情感的休克和猝亡。在這層意義上，《大野》是要帶我們重新認清時間，它不僅是要喚起我們對“時間到了”的關注，更是讓我們莊嚴地去思考，我們如何度過那些正在經歷的時光。
《大野》插圖·陳新民
定格是一種辦法。小說留給我們很多特寫，在特寫面前，無論善惡美醜，一切細節無處逃遁。我們可以稱其為時代的見證、歷史的力量，又或者，不妨徑直稱為人生。這是今寶和在桃的人生，一代人的人生，它一幀幀地跳過，顛沛、侷限，卻又滾燙、永不言棄。不管是一個人的生命，還是一群人的命運，小說為我們奉上了一種叫時間感的東西。它在小說裡是看得見的，甚至摸得著。它從過去，伴著年輪般的新聞旁白、歌聲舞步、影視劇目、穿戴風尚而來，走到我們的眼皮底下，隨而遠去， 那麼淡定又行色匆匆。它很像今寶母親那件外套，“雖然沒穿過幾回，但已經舊了，放著放著就舊了，變成一種沒有辦法說得清的顏色”。越是說不清，越是要說，這就是時間對一個特寫愛好者的誘惑。時間無痕，但時間感卻實實在在，它在我們的心裡作祟，揮之不散，它是我們來過的見證，唯一的見證。於此，小說的視野被不斷撬開。
娜拉出走之後，離家的女性究竟往何處去，並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解決。一旦涉及每個具體的人，或許永遠都無法發放統一的標準答案。很多女性以歸來的方式默認妥協的事實。在桃幾乎無可倖免。就個體來說，任何規避問題的空間逃離和往事隨風都與超脫無關。遊外以冥內，無心以順有，只有過盡千帆依然飽滿、豁達的生命，才能實現真正的逍遙。在桃似乎意識到了，所以她最後選擇回到普濟圩農場， 她先要安頓、濟助自己的人生。
今寶和在桃四十年的人生歷程就像一枚透鏡之兩面，它最終對準的是茫茫的人海，那裡是我們偶一失望的來源。但正所謂禮失求諸野，也依然是那茫茫的一片人海，寄存著我們所有的善念和希望。《大野》以其南方的靈動和柔性的自矜，向我們娓娓述說：曠野之大，不在其幅員和氣派，而在包容、自由與當中所有生動的堅持。
原載《長篇小說選刊》2019年第1期
梁豪，1992年生，現居北京。北師大文學碩士。小說見《人民文學》《山花》《天涯》《江南》《青年文學》《西湖》《雨花》等雜誌。有小說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長江文藝·好小說》轉載。另有詩歌和評論文章見《詩刊》《小說評論》《當代作家評論》《文藝報》《今日中國文學》（美國）等報刊。現供職於人民文學雜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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