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如何把書讀“活”?——讀書時一當“聯繫員”,二當“評論員”

品读|毛泽东如何把书读“活”?——读书时一当“联系员”,二当“评论员”

品读|毛泽东如何把书读“活”?——读书时一当“联系员”,二当“评论员”

毛澤東之所以比同時代許多人都站得高些,看得遠些,從閱讀角度講,是因為他同時具備三個條件:一是擁有淵博的學問知識,二是注重閱讀“社會”這本更大更厚的“無字之書”,三是能夠把這兩方面所學融會貫通。融會貫通,就是把書讀“活”。

同一部兵書,馬謖的用法是背本本,諸葛亮的用法就不是。王明和毛澤東都讀馬列著作,王明讀的甚至更多,但他是教條主義,毛澤東不是。可見,讀書效果的好壞,關鍵在於讀法和用法,在於是不是擁有從書本到實踐、從主觀到客觀進出自如和出神入化的本事。毛澤東有這種本事。這來自他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來自他反對本本主義的照搬照套的讀法和用法。特別是閱讀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方著述,毛澤東尤其強調結合中國的實際來讀。怎樣才能聯繫實際,把“本本”讀“活”呢?毛澤東把他的方法概括為兩條,即讀書的時候一當“聯繫員”,二當“評論員”。這是他1958年11月同陶魯笳等人談話時提出來的。

品读|毛泽东如何把书读“活”?——读书时一当“联系员”,二当“评论员”

所謂“聯繫員”,有兩層含義。

一是把書中寫到的觀點主張、人物事件,同與這些觀點主張、人物事件有關的或對立的另一個側面聯繫起來思考和理解。

例如,毛澤東讀《史記·高祖本紀》,不僅關注劉邦的內容,還聯繫書中有關劉邦的對立面項羽的描寫來做比較,進而加深理解,由此得出“項王非政治家,漢王則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的結論。

再如,讀日本學者坂田昌一談基本粒子還可以再往下分的《關於新基本粒子觀的對話》,毛澤東就聯繫《莊子》裡說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的觀點來理解,認為坂田昌一說的“是對的”。

“聯繫員”的第二層含義,就是善於跳出書本,聯繫現實來理解和發揮。

毛澤東1958年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批語中,表達出這種讀法的好處,他說把書中的“‘我國’(指蘇聯)兩字改為‘中國’來讀,就十分有味道”。

他針對現實工作中存在分散主義、本位主義和有禁不止的情況,要求黨的領導幹部讀《史記》時,要體會秦始皇在統一六國的戰爭中,善於調動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來的領導方法。

讀蘇聯的《簡明哲學辭典》,毛澤東就抓住其“同一性”條目只強調矛盾的對立、否定矛盾轉化這個形而上學觀點,把它同斯大林時期蘇聯不善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做敵我矛盾轉化的情況聯繫起來理解,進而認為,這個條目反映了斯大林晚年政治上犯錯誤在思想方法上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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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評論員”,就是對書中內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所評論,不是跟在書本後面亦步亦趨,而是從自己的知識背景和實踐需要出發,對書本知識進行創造性的發揮和運用。

毛澤東的讀書筆記和談話,常常體現出政治家的敏銳和見識。

例如,他讀《徐霞客遊記》和酈道元的《水經注》,關注的是兩位作者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才能寫出有所發現的“科學作品”;讀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也說蒲松齡“很注意調查研究”,否則他哪有那麼多稀奇古怪的故事。這樣的評論,顯然已經離開書本的主題,借書論事,強調只有調查研究才能寫出有水平的東西。

再如,《通鑑紀事本末·石勒寇河朔》敘述石勒拿不定主意是否攻取幽州,問計於謀士張賓,張賓詳細分析了王浚、劉琨和烏桓幾方面的情況,幫助他下決心攻取幽州,毛澤東從中讀到的是“分析方法是極重要的”。

此外,毛澤東讀《漢書·趙充國傳》,認為趙充國建議漢宣帝實行屯田的奏摺,由於分析得當,才取得了對公卿們“說服力強之效”;讀《老子》,說其中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一句是告誡人們分析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讀《不怕鬼的故事》,認為《宋定伯捉鬼》一篇對“新鬼大,舊鬼小”的描述,說明對具體事物“要具體分析”。從這些評論,可以看出毛澤東是如何注重並善於從書本中讀出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的方法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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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評論員”的閱讀方法,使毛澤東常常在書中見識到一般讀書人所難見到的精妙,發一般讀書人所難發的評論。

他認為過去被看作荒淫無度的商紂王,其實是一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用辯證法,歌頌了一個模範丈夫;枚乘的大賦《七發》,是批判保守主義的;賈誼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論;《水滸傳》裡的“三打祝家莊”,反映了搞統一戰線的重要性;《紅樓夢》寫的是社會歷史等。

這些評論,往往成為前人和今人所未曾言到的一家之言。

當“聯繫員”和“評論員”的攻讀之法,彰顯了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反映了毛澤東的讀書活動同客觀實踐的深刻關聯。這種關聯,激活了書本,讓一些“閒書”有用,“死書”變活;也激活了毛澤東的思考,使他常有新的思想收穫,進而在實踐中有新的運用和發揮。

比如,他細讀蘇聯威廉斯的《土壤學》,與他提出“農業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管、工),不能說沒有關聯。毛澤東1964年讀了竺可楨的論文《論我國氣候的幾個特點及其與糧食作物生產的關係》後,又有新的收穫,當面對竺可楨說:你的文章寫得好,“農業八字憲法”尚有缺點,還應該加上光和氣(日光和氣候),“農業八字憲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

(摘自《公務員文萃》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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