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濟、冒廣生、胡樸安、徐森玉、呂思勉、任鴻雋、郭沫若、顧頡剛、郭紹虞、傅雷、錢鍾書……文匯報記者走訪這些學人曾經居住的地方，帶你看一看它們現在的樣子。
張元濟故居
淮海中路1285弄上方花園24號
張元濟（1867-1959），號菊生，近代著名學者、出版家。清末中進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後在總理事務衙門任章京。1902年，張元濟進入商務印書館歷任編譯所所長、經理、監理、董事長等職。解放後，擔任上海文史館館長，繼任商務印書館董事長。著有《校史隨筆》等。
1932年1月29日早上8點多鐘，日軍的飛機轟炸了商務印書館總廠及附屬的東方圖書館。東方圖書館的46萬冊藏書，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種35000多冊，悉數被毀，價值連城的善本孤本圖書從此絕跡人寰。大半生的心血化為灰燼，唯留下了張元濟“廿年心血成銖寸，一霎書林換劫灰”的哀嘆。
誓不願與滬西的極司菲爾路76號（今萬航渡路435號）漢奸特務大本營為鄰，張元濟賣掉了居住近30年的同條馬路40號別墅。後經好友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葉景葵介紹，從張姓買辦手中租下了霞飛路（今淮海中路1285弄）沙發花園24號。上世紀50年代沙發花園改名為上方花園，由張元濟題名書寫。24號為新式三層里弄房子，磚木結構，每層朝南兩大間，旁邊一小間，朝北一個亭子間。底樓西面為客廳，當年常有穿長袍的老先生在此出入，商務印書館的數次董事會就是在這裡舉行的。旁邊一個小的會客室裡，兩個大櫃子裝的是線裝《百衲本二十四史》。東面為餐廳，餐廳的幾個大櫃子裡則裝滿了張元濟主持編印的古籍叢書——線裝本的《四部叢刊》。此外，廚房、汽車間同樣位於底層。事實上，自入住沙發花園起，張家經濟狀況已無法負擔小汽車的消費。所以，汽車間就變作胡亂堆些雜物的所在。張元濟住在二樓西面朝南的一大間，既是臥室，又做工作室用。屋內一張4尺寬的床，一張紅木方桌，這裡的書櫃中存放的則是海鹽張家傳下來的書籍。兒子、兒媳攜一雙兒女住在三樓。
直到1958年張元濟病逝於此，他在沙發花園生活了20年。前10年張元濟身體硬朗，堅持每日工作。每天早上8點鐘，商務印書館的通訊員汪師傅騎著自行車，送來一大疊文件請董事長審閱，若有緊急之事待張元濟批閱，汪師傅就會等在家裡，待批示完畢帶回印書館。其他不是很急的文件就會留下來。除去中飯和小憩的時間，每天張元濟大概總要忙到下午4點左右。
張元濟工作時，允許他最疼愛的小孫子拿個小椅子坐在旁邊讀自己的書，但是條件是不許喧譁。張元濟房間裡有一本大的分省地圖冊，小孩子剛剛認字時，便拿來翻翻。後來，有朋友從甘肅平涼給張元濟送了包土特產，他想在地圖上看看平涼的所在，沒有找到，卻被旁邊的小孫子給指了出來。做爺爺的很開心，甚至比自己“發現新大陸”還要歡喜。後來，張元濟陸續給孫子買了好幾種地圖。地圖上週邊鄰國都標註為白色，中國各省則為彩色。日本人統治期間，臺灣同樣顯示為白色。抗戰勝利後，臺灣迴歸祖國，商務印書館出了一版大的掛圖，臺灣終於可以作為中國的一個省，同樣塗上了顏色。於是，張元濟特意請通訊員汪師傅從商務印書館買了一張。那天地圖送來時天已經晚了，張元濟在房間燈下，把地圖鋪了開，用手指堅定地指著臺灣給孫兒看，“臺灣也有顏色了，還標註了詳細的地名、鐵路線”。雖然，當年的小孫子張人鳳如今也已是年逾七旬的長者，但是回想起爺爺那刻的神情，一個不拘言笑老人的欣慰之情溢於言表。
1992年，淮海中路1285弄24號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列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掛上了“張元濟故居”的牌子。但是，如今建築內外已面目全非，由多戶人家共同居住，院落不免顯得雜亂，半空中無章地糾結著電線。
張元濟故居現在已是個大雜院。（攝影/範柏文）
如今建築內外已面目全非，由多戶人家共同居住。（攝影/範柏文）
張元濟與哲孫張人鳳沙發花園寓所合影，攝於1945年深秋。
冒廣生故居
延安中路877弄22號
冒廣生（1873-1959），字鶴亭，曾列名“公車上書”，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著名學者，代表作品有《冒鶴亭詞曲論集》《後山詩注補箋》《永嘉詩人祠堂叢刻》等。一生跌宕起伏，歷經晚清、民國、新中國三個不同歷史時期。
1931年，冒廣生跟家人搬進了位於上海福煦路的模範村（今為延安中路877弄）22號，潛心於著述研究。1950年7月，當陳毅市長得知老先生生活困窘，專程赴模範村慰問。樓梯年久失修，陳毅上樓時咯吱作響，這讓冒廣生頗為尷尬。陳毅說：“知道您現在很清苦，我先給您一些錢。”囑託先生保重身體，安心讀書寫作，並表示生活問題一定能夠妥善解決。在市長的安排下，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很快就送來聘書，聘請冒廣生為特約顧問。
據上海住宅建設志《新式里弄住宅》記載，模範村於民國17年（即1928年）由中南銀行投資建造，磚混結構，3層樓，13排，77個單元。一份新的統計數據顯示，模範村的常住人口為792人。作為曾經的住戶之一，冒廣生在模範村生活了28年，直至1959年去世。這裡也就留下了不少名人的足跡。徐悲鴻攜夫人蔣碧薇來拜訪，還求了一幅楹聯；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齊燕銘曾代周總理來探望生病的冒廣生；梅蘭芳喜歡邀請老先生指導新劇目的排練，後來每次路過上海，總會來模範村報個到。
旁邊的四明村住過徐志摩和陸小曼，模範村的故事顯然沒有這麼浪漫，但是相比已經消失的徐陸二人的故居（因為是挨著馬路的第一排樓，當年建造延安高架時拆除），冒家的22號寓所至少在外觀上還保持著原樣——鵝黃色的牆面、暗紅色的屋頂。據說冒廣生的故居最多時住過20幾人，他的十幾個孫輩都在這裡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代，有的甚至長成青年後才離開。一個大家族在一起生活，彼此相處和睦融洽，未曾有過爭吵。每年除夕，晚輩都會向冒廣生磕頭，然後就能拿到壓歲錢。模範村的住戶以商人居多，也有教師、高級職員、醫生與文藝人士。男的西裝革履，女的要麼旗袍、要麼裙子，打扮得都很時髦，進出一般坐著黃包車和三輪車。冒廣生的孫女冒懷科在《祖父在模範村的日子》一文中描述了舊時的生活片段：“童年的我，常與33號的小友唐琦和同年的雙胞胎堂弟懷灃、懷澧在屋頂上玩捉人遊戲；我們坐在斜坡的瓦頂，眺望遠近的景觀，憧憬著未來。……弄堂裡常常聚集著一群孩子，打彈子，踢鍵子，跳繩，鬥蟋蟀，大人有時也會助興湊熱鬧。”而冒廣生全然不受外界干擾，在故紙堆中自得其樂，“常看到他整天手不釋卷，從早到晚伏案點校書稿。寒冬時節抱著暖爐禦寒，右手拿著毛筆，嘴上叼著自做的香菸，鼻尖下流淌著清水鼻涕。”
至上世紀90年代，冒家後人一直生活於此。2008年底，模範村的弄堂門口掛上了“冒廣生舊居”的銘牌，提醒人們，那個蓄著山羊鬍須的清瘦老叟曾在這裡住過。
冒廣生在模範村22號生活了28年（攝影/範柏文）
胡樸安故居
康定路947號
胡樸安（1878-1947）是近現代著名文字訓詁學家、語言文字學家、南社詩人。30歲時，在滬經商，後加入國學保存會而脫離商界，擔任《國粹學報》編輯。抗戰後，曾任上海通志館館長。
康定路947號被胡樸安命名為“安居”，1936年至1947年，他在這裡度過了人生的最後一段歲月。晚年患腦溢血，半身不遂，只能居家著述立說，自稱“半邊翁”。個人藏書頗豐，後來全部捐贈給合眾圖書館。
胡樸安的故居佔地約400平方米，分為兩棟平行排列的三層樓房，一南一北，磚木結構，中間的空地是一個花園。房屋內部的結構、佈局及樓梯走向等大致相當。南樓略小，曾是胡樸安的藏書樓和工作室，北樓略大，作為家庭居所。如今，南側的樓房住著12戶居民，北側的樓房被靜安區市場監督管理局用來辦公，隔壁是一家24小時營業的拉麵館。
就在半年前，住在這裡的居民曾向媒體反映，胡樸安故居成了危房，從幾年前開始嚴重傾斜，牆壁磚頭鬆脫，可能有倒塌的危險，一些住戶只能暫居他處。在一樓的一戶人家，屋裡有兩根不鏽鋼管貫穿房間，支撐住東邊搖搖欲墜的分割牆，地面明顯隆起，門框下有兩三米的裂縫。《房屋質量檢測報告》的結論是“綜合評定為嚴重損壞房，局部存在危險點。應及時採取有效措施防止房屋發生危險”，物業公司表態會解決，但後續進展未見公開報道。
重訪胡樸安故居，進門處是一排垃圾桶，生活垃圾散落一地，西側的牆上則貼滿了廣告海報，這樣的雜亂場景很難與一個民國學人的故居相聯繫。而掛牌短短三四年時間，牆上的“胡樸安舊居”銘牌表面受到人為破壞，文字介紹已經殘缺不全。
掛牌短短三四年時間，牆上的“胡樸安舊居”銘牌表面受到人為破壞，文字介紹已經殘缺不全。（攝影/張挺）
已經掛牌的胡樸安故居一度成為危房（攝影/張挺）
徐森玉故居
淮海中路1202號淮海公寓二樓
徐森玉（1881-1971），名鴻寶，字森玉，以字行。中國著名文物鑑定家、金石學家、版本學家、目錄學家、文獻學家。
1959年，建國十週年之際，組織上安排徐森玉一家搬進了淮海中路1202號的淮海公寓。20世紀20年代起，隨著上海人口增長，地價飆升，高層公寓開始興起，淮海公寓也建造於這一時期。公寓總共13層，一至六層房屋面積比較小，七至十三層大一些。由於當時徐家人口比較少，加之全家“體量最大”的書籍多寄存於公家的倉庫之中，故徐森玉認為沒有必要佔用很大的房子，一家人就住進了二樓的一套三居室。雖然只有60多平方米，但是室內有獨立衛浴及廚房設備，所以一家人住得也較舒坦。淮海公寓曾是上海有名的高檔公寓，建成之初多為外僑租住。徐家入住淮海公寓後與歷史學家周谷城、著名眼科專家周誠滸為鄰。
據徐森玉的哲嗣徐文堪回憶，搬入淮海公寓之時，徐森玉已年近八旬，多數時間他只是一個人在家裡靜靜地讀書，甚至難得讀專業書籍，更多時間則是賞讀古詩詞等文學作品。徐森玉一生交遊廣闊，接觸的人物眾多，對於政界及學術界的掌故知道得甚為豐富。可是到了晚年，由於精力大不如前，加之大環境影響，徐森玉很少與友人走動、聯繫，缺少了朋友間的關懷與慰藉，多了分寂寥。
十年動亂一開始，90高齡的徐森玉成了上海博物館的“頭號反動學術權威”。抄家時，徐森玉珍愛的書籍自然無法倖免，所幸一家人還得以生活在淮海公寓之中。版本學家黃裳在一篇紀念文章中記述了徐森玉在批鬥大會上的情景：“多年前的一天，要開大會批鬥徐森玉。大會即將開始，會場裡擠滿了人。只聽得兩位老人在高聲爭論，爭論的雙方就是徐森玉和陪鬥者尹石公。爭論的是有關一首古詩的解釋和評論。真是旁若無人，狂言驚座。他們是剛剛從‘牛棚’裡牽出的老傢伙，在這樣的場合，以這樣的身份，進行這樣一場目空一切的討論，不禁使所有在場的人吃驚了。這討論一直持續到大會開始，他倆被拉到臺上示眾才結束。有人說‘徐森玉大概是老糊塗了’。”
1971年5月，徐森玉去世。徐家人也搬離了淮海公寓。
目前淮海公寓仍為住宅，並於1994年被列為第二批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築。
徐森玉在淮海公寓度過了生命中最後十多年（攝影/範柏文）
呂思勉故居
山陰路165弄66號
呂思勉（1884-1957），字誠之，筆名駑牛、程芸、芸等。中國近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
呂思勉晚年患有嚴重的支氣管炎、肺氣腫和心臟病，每每上堂講課，難掩疲憊之色。有時多說了話，聲帶便發不出聲音。1954年，呂先生為畢業班的學生開設“中國史籍讀法”課，原計劃分幾次講演，但開學不久，便患病不能繼續，只好回老家常州養病，出發前把華師大一村的宿舍歸還學校。1955年，由於三叉神經生了毛病，不得不回滬就醫。於是，住進了山陰路165弄66號，女兒呂翼仁向親戚租借的里弄房子裡。呂家住在三樓，有一南一北兩間，朝南的臥室旁邊有一個狹小的廚房。樓上有閣樓一間，做儲物用，並有一個天台，可以侍弄些花花草草。雖然聽起來只是三層樓高，但是木質樓梯陡且臺階狹小，年過七旬且長久受病痛折磨的呂老先生由此出出進進，往返醫院就醫，可以想見其中的不便與不易。
1926年8月，經童斐（伯章）介紹，呂思勉來到上海私立光華大學國文系任教。1952年院系調整光華併入華東師範大學，呂思勉繼續執教鞭於華師大，最終於1955年由於病痛不得不走下講臺。除了做學問、傳道授業，呂思勉似乎完全沒有把心思用在自己的生活上。30年光景，以校為家，睡的是學生一樣的鐵皮床，甚至搬出宿舍時無傢俱一件。以至，搬進山陰路居住時，女兒呂翼仁不得不用自己的一筆翻譯稿費買了兩個布沙發，算是家裡的“奢華物件”。
雖然光陰過去了60年，記者如今在故居看到的依舊是老先生當年生活在這裡的情形。據呂思勉的學生李永圻向記者介紹，除了當年呂翼仁“新”購入的沙發，其餘物件各有各的“來頭”：四組三層木製書櫃是上世紀20年代呂思勉先生自行設計的作品，後由常州呂家老宅搬至上海，算得上是“鎮宅之寶”；餐桌是先前住在這裡的親戚留下來的；一個推拉門木質大衣櫃則是抗戰時期居住於此的日本人離開時棄用的；餘下的藤椅、邊幾之類的則多為常州老宅隨遷而來。“只顧埋頭做學問，哪管陋室幾片瓦。”一位國學大師的晚年歸宿竟是這樣七拼八湊得來，慨嘆之餘更令人欽佩。
呂思勉去世後，女兒呂翼仁一直住在這裡。如今，由學生李永圻居住著。
“只顧埋頭做學問，哪管陋室幾片瓦。”（攝影/祝梨娟 陳龍）
呂思勉故居室內依舊是老先生當年生活在這裡的情形（攝影/祝梨娟 陳龍）
任鴻雋故居
太原路63弄6號
任鴻雋（1886-1961），字叔永，中國近代科學的奠基人，創辦了中國科學社與《科學》月刊，其論文、專著和譯著成果頗豐，涉及化學、物理、教育、科學思想、科學組織管理和科學技術史等諸多方面。任鴻雋的妻子陳衡哲（1890-1976）是我國新文化運動中最早的女學者、女作家，她是中國第一位公派女留學生、中國第一位女教授。
1956年，在政府的安排下，任鴻雋與陳衡哲搬到了位於太原路63弄6號的一棟別墅。兩人去世前，一直居住在這裡。
據公開的文獻記載，1930年，法商中國建業地產公司在太原路25弄到83弄交接地塊，建造花園小區建築群。早期的居民主要是法國僑民，另有少數英、美等國僑民以及兩戶華人。昔日的“外國弄堂”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再趾高氣揚，外國僑民紛紛回國，一些官員、銀行職員與企業老闆成為租客。等到解放後，太原路的房屋被接管為公有房屋。
一晃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太原路63弄6號已非當年的模樣，若是任家和陳家的後人故地重遊，能夠打消他們心中疑慮的只有那個熟悉的門牌號。原本鵝黃色的牆面被刷成了白色，與周圍的建築放在一起顯得相當突兀。門外風格古樸的屋簷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兩根白色的歐式圓柱。推門而入，右手邊的實木扶梯挨著牆壁通往二樓，年代久遠，結構依舊紮實穩當，由於覆蓋了一層地毯，踩在上面會發出噗嗤的響聲。
一樓主要的格局是客廳、陽臺與花園，還有儲藏室和廚房，目前被一家英式咖啡館承包經營。據任鴻雋的侄孫任爾寧回憶，在三爺爺生前，客廳裡掛著兩幅畫，其中一幅叫《任公豆》，由“中國近代植物分類學奠基人”陳煥鏞命名、“中國植物學之父”胡先驌作詩、“中國生物科學畫創始人”馮澄如繪畫。這幅珍貴的畫作後來在抄家時遺失，現在被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收藏。
在“文革”開始後，組織上強制安排了兩戶人家住進來，其中一家姓李，直到2013年才搬走。二樓的樓梯間曾經擺放著任鴻雋的書櫃。在任鴻雋去世後，陳衡哲的生活起居基本上都在左邊的臥室，扯了一塊布圍在床的四周，似乎為了與外界的是非隔絕起來。大女兒任以都回上海一般住外面的錦江飯店，而小兒子任以安回來的話，就在隔壁的房間角落打地鋪。二樓還有一架鋼琴，二女兒任以書喜歡一個人靜靜地彈琴。如今，暫時處於閒置狀態的二樓空空蕩蕩，少人打擾。
在1956年前，任鴻雋一家住在高安路14號內2號，即阿麥侖公寓。這裡已經掛牌“優秀歷史建築”，樓道里的燈泡忽明忽暗，一排信箱鏽跡斑斑。經過提醒，看管大門的阿婆依稀想起曾有一位很有名氣的任先生住在樓上。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任鴻雋是陳毅市長登門拜訪的第一個科學家，地點就在高安路的這處住宅。
任鴻雋故居的底樓現在是一家英式咖啡館（攝影/祝梨娟 陳龍）
郭沫若故居
多倫路201弄89號
郭沫若（1892-1978）是現代文學家、歷史學家、新文化運動的一面旗幟。
根據去年出版的《上海百處名人故居品鑑》，他在上海有兩處故居，分別是多倫路201弄89號（1927年至1928年）與溧陽路1269號（1946年至1947年），前者為坐東朝西的里弄房子，只有區區62平方米，後者為坐北朝南、建築面積多達406平方米的花園洋房。事實上，郭沫若在上海時還住過幾處地方，南昌路178弄7號也住過，隔壁就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舊址。而在南昌路留下生活痕跡的還有傅雷、巴金、錢君匋、徐志摩、林風眠等故人。
1926年3月，郭沫若赴廣州就任廣東大學文科學長，後參加了北伐戰爭。其間，他的日本太太安娜（佐藤富子）帶著4個孩子住進了多倫路201弄89號，當時的居住條件不好。1927年底，經歷了起義失敗的郭沫若從廣州輾轉回到上海，與家人團聚，在這裡翻譯了《浮士德》第一部。為了慶祝丈夫的譯作出版，安娜出去買了一大盤壽司，當晚家裡歡聲笑語，還引來了竊賊，偷走了郭沫若當初為去蘇聯而準備的外套與皮靴。
由於遭到國民黨通緝，次年2月，他和妻兒坐上不同的船，同日離開上海，開始了長達10年的日本流亡生涯。抗戰勝利後，郭沫若一家又乘飛機回到上海，起先住在山陰路恆豐裡77號的群益出版社，後來搬到了溧陽路1269號，此地隨之成為國共兩黨進步人士經常碰頭的地方。鄧穎超喜歡在這裡招待各界朋友，郭沫若則完成了《浮士德》第二部的翻譯。
溧陽路有魯迅存書室、曹聚仁舊居、金仲華舊居，可謂是名人故居聚集地。多倫路更是名氣響噹噹的文化名人街，不只是郭沫若，上世紀，魯迅、茅盾、葉聖陶、丁玲等人也都工作和生活於此。其貌不揚的201弄臥虎藏龍，既有左聯遺址紀念館，又有中華藝術大學校址，繼續往裡走，就能看到郭沫若的故居。前些年經過整修，牆面煥然一新。現在，這裡是一處普通的民居。
多倫路201弄89號為坐東朝西的里弄房子（攝影/張挺）
郭沫若在這個門牌號裡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的翻譯（攝影/張挺）
顧頡剛故居
武康路280弄9號
顧頡剛（1893-1980）是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民俗學家，古史辨學派創始人，現代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拓者、奠基人。上海解放前，擔任大中國圖書局總編輯，創辦《民眾週刊》，撰寫《當代中國史學》等著作；解放後又任上海市文管會委員、上海圖書館籌備委員、中國史學會上海分會常務理事。
顧頡剛一家最初住在虹口區山陰路興業坊35號3樓，1949年，一位袁姓律師去了臺灣，其位於武康路280弄9號的一棟洋房經人介紹借給了顧頡剛。“予能住此，則離合眾圖書館較近，有參考之便，又附近無兵營，使人安心，而庭院頗大，潮兒可以活動，均為優點。惟離大中國較遠，往返費時耳。”（《顧頡剛日記·卷六》）當年3月1日搬家時，動用了大卡車、小汽車、塌車和人力車，花費64200元，“今合大學教授三年薪水，可駭！”（同上）
洋房共有三層，據顧頡剛女兒顧潮講述，她們家住在一樓。西邊那間是客廳加餐廳，又用書櫃隔出了一塊地方給父親做書房用；中間是臥室，一家六口擠在一起。東邊的客房住著一幫子親戚，幫著帶孩子、做家務。二樓的張姓人家是給房東看房子的，男主人在“文革”中因為挨鬥而開煤氣自殺。三樓的一間屋子也屬於顧家，光線很暗，放著顧頡剛的藏書，以及先輩的牌位。
關於山陰路，顧潮因為年幼已經完全沒有印象，不過武康路的生活場景，她在多年後依然清晰地記著。每天早上，顧頡剛通常坐三輪車上班，他會讓顧潮蹲在腳邊，先去南洋幼兒園，送完女兒上學再去自己的單位。
在顧潮的記憶中，東邊一家姓朱，除了兩家的小孩子湊在一起玩耍，大人之間幾乎沒有往來，其他的鄰居更是不認得。1954年，顧頡剛的工作調動到中科院歷史研究所，妻子帶著四個子女以及一車廂的行李在7月11日先行去了北京，留下他一個人住在搬空的房間，往返於滬蘇兩地以及家和單位，忙著處理善後工作，至8月20日坐火車北上。
1973年，顧潮曾去武康路拜訪過，曾經有兩個進口的漂亮花園已經面目全非，“文革”期間還被街道蓋了工廠。究竟是怎樣的一個花園？顧潮說，樓前有一塊開闊的草地，四周種著雪松，東側是一個小土坡，長著色彩豔麗的山茶花，一面籬笆牆將他們與東邊的朱家隔開。花園的其中一個門就在武康路上，進去就可以看到玻璃花房和一口水井。每年夏天，家裡人都把西瓜吊在井裡，以起冰箱之效用。在水井的背後，還有一片青翠的竹林。但這些畫面統統定格於過去的時光中。
去年，顧潮又回家了，跟著送快遞的人一起進了屋子。開門的是以前二樓張家的女婿，帶著她上上下下、裡裡外外看了一遍。房間的格局基本沒有變化，但是搬進了很多陌生的租戶。花園裡唯一留下的舊物是一棵梧桐樹，年紀大了，也長歪了。
1949年，一位袁姓律師去了臺灣，其位於武康路280弄9號的一棟洋房經人介紹借給了顧頡剛。（攝影/範柏文）
1952年4月，顧頡剛與親屬攝於武康路寓所花園裡。
郭紹虞舊居
奉賢路148弄4號202室
郭紹虞（1893-1984），原名希汾，字紹虞。中國語言學家、文學家、文學批評史家。
1962年，組織體恤年近七旬的郭紹虞要時常從復旦出發，辛苦趕路參加政協、人大、作協等會議，就把郭紹虞夫婦安置到南京西路866弄6號（現奉賢路148弄）的大華公寓內。南京西路866弄為鋼筋混凝土結構，上下四層，屬現代派建築風格。郭紹虞一家住在二樓，這是一套兩房兩廳的公寓。一進門是個不大的會客廳，二十幾年來，錢偉長、王元化、顧廷龍、葉聖陶等好友常常是這裡的座上客。葉聖陶還曾帶著孫兒一同到訪，恰好郭紹虞的孫兒與祖父母同住，兩個小朋友便成了玩伴。由於晚年聽力不佳，每每有客人造訪，夫人張方行勢必坐於近前。這時，她是他的耳。
70年代起，年過八旬的郭紹虞漸鮮提筆。但逢人上門來求墨寶，老先生卻也不愛拒絕。拾筆手抖，習慣於在臥室窗口的寫字檯前揮毫潑墨的老人有些力不從心，於是兒子就在窗簷齊高的位置架了根竹竿，線的一端系在竹竿上，另一端則系在老先生的手肘處。這樣就在相當程度上，通過竹竿和線的牽引，克服了老人手勁不足的問題。郭紹虞生性達觀風趣，生活偶有不便，他卻刻了一方“七十年代，八十老翁”的閒章送給自己。隨著年事漸高，老先生的鋼筆字也是越寫越小，越寫越草，大概70年代起，郭紹虞給出去的手稿皆為夫人謄抄的版本。這時，她是他的手。
1979年，郭紹虞的《漢語語法修辭新探》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交稿前，郭紹虞將手稿交由女婿夏禹龍校驗，女婿將意見寫在書籤上夾在手稿中相應位置，老先生再一一核實校正。今天，筆者翻開這本已泛黃的《漢語語法修辭新探》，看到年近九旬的老先生在書中用紅筆寫滿了密密麻麻的批註。
郭紹虞晚年生活十分規律，每日6點前起床，然後一個人出去溜彎。用好夫人準備的早飯，便來到書房窗口的寫字檯前，伏案寫作。一個人靜靜地寫東西，是老先生最喜歡做的事情。郭紹虞筆耕不輟，直至1984年病逝。如今，郭紹虞的後人依舊居住在該寓所內。
南京西路866弄為鋼筋混凝土結構，上下四層，屬現代派建築風格。（攝影/張挺）
郭紹虞晚年一直住在這棟公寓的二樓（攝影/張挺）
如今，郭紹虞的後人依舊居住在該寓所內。（攝影/張挺）
傅雷故居
江蘇路284弄5號
傅雷（1908-1966）字怒安，著名翻譯家，文藝評論家，譯有《約翰·克里斯多夫》《高老頭》等三十餘部作品，著有《傅雷家書》。
在上海，傅雷的故居有好幾處，比如位於浦東航頭鎮下沙王樓村5組的老宅，這是他的出生地，4歲喪父後離開。再比如位於浦東周浦鎮東大街48號的江南傳統民居，原名曹家廳，見證了傅雷從4歲長到12歲。此外還有南昌路136弄39號的花園別墅，這座磚木結構的三層樓房建於1924年，現為居民住宅，登記不可移動文物。不過真正讓人懷念的傅雷故居乃江蘇路284弄5號的“疾風迅雨樓”，1966年9月2日，傅雷夫婦二人在這裡雙雙自盡。
“疾風迅雨樓”坐落在安定坊，不遠處就是地鐵11號線江蘇路站。門外的牆上掛著一塊“優秀歷史建築”的牌子，向人們介紹自己的身世：“磚木結構，1936年建，聯排式住宅。”這是一座三層小樓，擁有獨立的庭院，褐牆紅瓦，十餘棵水杉隔著圍牆靜靜矗立著。路邊停著一排豪華汽車，樓裡的整體格局沒有太大改變，進門有些壓抑，樓梯靠著牆壁，四五級為一個整體，曲折地通向三層的閣樓。
1949年12月，傅雷一家搬到這裡居住，據說當年的一樓為客廳、餐廳，也是兒子傅聰每天練琴的地方；二樓為傅雷夫婦的臥室、書房；三樓是兩個孩子與保姆的臥室，後來又作為傅雷的工作間。院子裡種了不少玫瑰和月季，每到花開時節，花香四溢，“文革”抄家時被紅衛兵破壞殆盡，如今只剩下蕭瑟和冷清。
從1949年到1966年，江蘇路284弄5號是傅雷居住時間最久的地方。其間除了翻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多夫》、巴爾扎克的《高老頭》《歐也妮·葛朗臺》等多部世界文學經典，還用毛筆寫成了幾十萬字的《傅雷家書》，待到日後結集出版，同樣成為一部經典作品。1958年，傅雷被劃為“右派”，稿酬停發，日子艱難，他仍然堅持工作，還與妻子在自家花園裡種玫瑰、喝咖啡、彈鋼琴，過著屬於自己的優雅生活。在政治運動的不斷打擊下，精神壓力與日俱增，他越來越感到力不從心。有一次，老友周煦良來看望，傅雷告訴他：“如果再來一次1957年那樣的情況，我是不準備再活的。”
一語成讖。熬過了四天三夜的連續批鬥後，1966年9月2日深夜，遭受屈辱的傅雷義無反顧地寫好了遺書，從債務到房租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在信封裡，他給保姆周菊娣準備了生活費，還給自己預留了火葬費，然後與妻子朱梅馥一起告別了這個世界。令人唏噓的是，傅雷在上吊自盡前還不忘將被子鋪在地上，以免踢倒凳子時驚擾了鄰居。被人發現時已是次日上午，一切已經為時晚矣。
相比浦東兩處大肆宣傳的傅雷故居，“疾風迅雨樓”的存在意義深刻而鮮明，追憶傅雷的那些人們，永遠都不會忘記發生在這裡的風雨往事。
從1949年到1966年，江蘇路284弄5號是傅雷居住時間最久的地方。（攝影/範柏文）
現在的傅雷故居里既有民居也有公司。（攝影/範柏文）
1966年9月2日，傅雷夫婦二人在“疾風迅雨樓”雙雙自盡。（攝影/範柏文）
錢鍾書故居
復興中路573號
錢鍾書（1910-1998），字默存，號槐聚，中國現代作家、文學研究家。著有《圍城》《管錐編》《談藝錄》等。夫人楊絳，本名楊季康，是中國著名的作家、戲劇家、翻譯家。
抗戰期間，錢鍾書一家蟄居上海“孤島”，住的辣斐德路609號（現復興中路573號）是一所臨街的三層樓弄堂房子。這是當年錢鍾書的叔叔花了大價錢“頂”來的。錢鍾書叔叔一家住三層大房間及三層與二層之間的亭子間。二層及二層與底層之間的亭子間則由錢鍾書父母兄弟居住。底層客堂兩家共用。
1941年，錢鍾書從湖南國立師院辭職回滬，由於家裡人口眾多，夜裡只得和妻女擠於底樓客堂的帷幔之後。後來，家人漸漸離滬，錢鍾書攜妻女便住進了三層與二層之間的亭子間，一住就是8年。楊絳在《聽楊絳談往事》（吳學昭著）中回憶：屋子很小，除去一張大床，只容得下一個櫃子和一張小書桌。不過無論如何，夫妻二人終於有了讀書寫作、同友人交流的空間。錢鍾書“銷愁舒憤，述往思來”的“憂患之書”《談藝錄》後半部，楊絳的幾個劇本都是在這間小屋完成的。也正是在辣斐德路亭子間裡的困頓之中，錢鍾書“錙銖積累”孕育了那本著名得不能再著名的《圍城》。
1949年初，錢家人又陸續回滬居住，生活上有諸多不便，楊絳決定另外覓房。正好有朋友介紹了蒲石路蒲園的房子，楊絳就從姐妹處借了必要的傢俱，一家三口搬了去。數月後，錢鍾書夫婦帶著女兒登上了北上的列車，回到了北京母校清華大學。
如今，錢家後人仍居住於復興中路573號的二三兩層，底樓已改為家居店鋪。
辣斐德路609號（現復興中路573號）是一所臨街的三層樓弄堂房子。（攝影/張挺）
錢鍾書故居的底樓現在是一家家居店鋪（攝影/張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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