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十月，周恩來與周秉華（左起）、周秉和、周秉建、周秉宜、周秉德在西花廳院內。
一九五二年夏，周恩來、鄧穎超與周秉德、周秉宜、周秉鈞在頤和園內的諧趣園。
1970年9月，周秉建與伯伯、七媽在一起。
建國初期，周恩來胞弟周恩壽的孩子周秉德、周秉鈞和周秉宜因家中房小住不開，曾跟著周恩來、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生活了十幾年。周恩壽的其他幾個年紀較小的孩子，周秉華、周秉和、周秉建也曾在西花廳見證過許多親情軼事。作為與周恩來夫婦關係最為密切的晚輩，周家的第二代人都認為伯父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沒有任何特權想法。
又是一年清明時節，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離開我們已經多年了。周秉德、周秉鈞、周秉宜、周秉華、周秉和、周秉建兄弟姊妹六人以不同的方式緬懷伯父周恩來，言及在伯父身邊生活的點滴，感悟多多，娓娓道來，周恩來那讓人敬佩的大公無私的高尚品德、總理後人們平凡純粹的布衣情愫清晰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什麼時候全中國的老百姓都能上北戴河避暑了，你們才可以去”
1949年6月，一位12歲的小女孩來到了北京，住進了中南海。在這裡，她第一次見到了伯父周恩來。
這個小女孩就是周恩來三弟周恩壽的大女兒周秉德。
周家過去是個大家庭。按照周家的老規矩，如果一個兄弟沒有後代，那麼其他的兄弟就應該過繼給他一個，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續香火”。周秉宜說，伯伯沒有孩子，二伯那邊只有一個兒子，我爸當時卻有我們好幾個孩子，於是我爸對伯伯說要過繼一個給他。“我爸也沒有那麼封建，說男孩女孩都可以，只是希望伯伯身邊不要太寂寞，但是伯伯拒絕了。伯伯說：‘我要是要了一個孩子，那麼這個孩子就會覺得自己很特殊，而其他的孩子就會認為我這個做伯伯的不公平。現在這樣不是很好嗎？你的孩子我都會當做自己的孩子來看待的。’事實上伯伯也是這麼做的。他拿出自己的工資供我們上學，他關心我們的成長和進步，他是我們這個家的大家長。當然他對我們的關心和愛護又是非常的與眾不同，自有他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個老共產主義戰士的角度和方式方法。”
周秉宜來到北京時才5歲。當年，中央領導人並沒有什麼更多的特殊待遇，無非是週末中南海的禮堂放映一場內部電影，或者首長們暑假期間去北戴河開會時可以把家屬子女順便也帶去避暑等。然而，“伯父堅持不允許我們沾邊，堅持我們和老百姓的生活保持一致，他從不允許我們去看那些內部電影。至於暑假去北戴河，七媽曾對我們說：‘你伯伯說了，什麼時候全中國的老百姓都能上北戴河避暑了，你們才可以去。’”周秉宜說，自己第一次去北戴河則是2001年的夏天。
周秉德說，在生活上，伯伯對我們一家，都要求極為嚴格，而生活上的關照又極為深切。“伯伯對我父親周恩壽工作的安排，一開始就指示父親的領導說：‘給他的工作安排，職務要儘量低、薪水要儘量少。’他說因為他是國務院總理，對自己的弟弟就應嚴格對待。我全家來到北京安家是在東城區遂安伯衚衕的兩間小屋，而我們兄弟姐妹六人根本住不下，伯伯就讓我們已經上了學的三個大孩子住到他的家———中南海里的西花廳，而在西花廳，我們也是三個孩子住一間屋裡。父母的收入又很低，孩子多，經濟上有困難，伯伯就用自己的工資來補助我們，直到孩子們陸續參加了工作為止。直到伯伯、七媽去世後，從他們衛士的回憶中，我才知道，他們對我們家的經濟補助佔到了伯伯工資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佔了二分之一！他們對我們一家，恩重如山！其實，伯伯在世時，我看他著裝總是整潔、筆挺，哪知他的內衣、睡衣是補了又補啊！作為紀念，我分到了這樣的衣服，我拿在手裡，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撼！”
“伯伯對待至親的六個侄兒侄女，都像自己孩子一樣，要求非常嚴格。”周秉建回憶說，上學時他們在學校填表格，都不會把伯父的名字寫上。哥哥姐姐在郊區上學，都是公交車往返，從來沒有派車接送過。“伯伯在長期的戰爭生活中養成了簡樸的生活習慣，一件襯衫總是補了又補，日常飲食從不搞特殊化，即便條件好了，也只是吃一些粗茶淡飯。伯伯不僅對自己嚴格要求，對待家人也十分嚴格，他要求家人凡事要考慮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決不允許家人以權謀私搞特殊，他也從不給家人提供特殊化的條件。”在周恩來的教誨和影響下，周家後人從來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特別，始終把自己看作普通人。
一定要買門票
由於長期的艱苦鬥爭和緊張工作，鄧穎超曾患過不少慢性病。1952年夏天，鄧穎超生病了，身體十分虛弱，住在頤和園聽鸝館後面的一個院落裡養病。周秉德在晚年還記得，那會兒伯伯很忙，但也常常忙裡偷閒，抽空去看七媽。“去時，他也常常帶我們三個孩子，顯然是想給七媽添點天倫之樂。當然，這一回回的探望，也得益於伯伯身邊工作的叔叔們的催促和安排。在湖邊綠蔭中走走，坐船在湖上蕩蕩，這不正是給整天忙碌的伯伯一個最好的、也是難得的休息嘛。”
周秉鈞也有相似的記憶：“解放前幾十年的艱苦戰爭年代，七媽患了多種疾病。解放初期，醫生一方面為她治療，一方面安排她到清靜、空氣新鮮的頤和園去療養。伯伯帶我們去頤和園看七媽時，在園內走路，常與老百姓擦肩而過。那時人少，遠處的遊人看到，認出了就招招手，近處的就跑過來握握手，說說話，非常自然，非常親切。”
周秉德等跟在伯伯身後走進頤和園，進門前周恩來總不忘提醒工作人員：一定要買門票。一進院子，孩子們“七媽好”的問候聲立即給聽鸝館後面的那個安靜小院平添了家的溫馨。周恩來在鄧穎超屋裡坐會兒還沒說兩句話，鄧穎超便笑著提出：“既然到了頤和園，就別悶坐屋裡，辜負了大好的湖光山色，走，一塊兒到外面轉轉。”有時她也說：“我天天到湖邊散步，今天就不陪你們。恩來，你帶孩子們一塊兒去劃劃船吧。”長大了，周秉德才體會出當時是病人的七媽的良苦用心：她體質很弱，照理希望丈夫在屋裡陪她坐坐，她出去陪著走那麼多路，其實是辛苦的；可是，她更心疼丈夫太忙太累，她寧可自己累點兒，也要陪丈夫在湖邊走走，自己實在吃不消時，寧可丈夫少陪自己一會兒，也要讓丈夫在大自然裡活動活動，換換腦子。周秉德每每回憶起伯伯和七媽的這些往事，就能品味到“相濡以沫”的滋味。
諧趣園位於頤和園的東北角，由於它小巧玲瓏，在頤和園中自成一局，故有“園中之園”之稱。周秉德記得，每次去頤和園看七媽，伯伯都一定要去諧趣園走一走。“伯伯、七媽領著我們漫步其間，彷彿置身於一幅精美的山水畫中。一次伯伯招呼七媽和我們：來來來，就在這裡拍張照片吧！”
直到37年後的1988年，當週秉德第一次踏上淮安故土時，許多往事才找到答案。走進了家鄉的勺湖公園和又一勺公園，周秉德立刻覺得那樣親切、眼熟，陡然記起諧趣園，怪不得伯伯對諧趣園那麼情有獨鍾！當年伯伯沿著諧趣園的曲徑行走欣賞風景，是不是也在寬慰自己平時無暇念及的思鄉之情？這時，周秉德才真正理解伯伯內心深處的那片真情。
“在我看來，伯伯跟家鄉的聯繫，更多體現在口音、飲食習慣等方面。比如，他喜歡吃家鄉的淮揚菜，自己還會做。”周秉德記得，1952年8月，伯伯按照蘇北老家的規矩，特意安排時間並邀集弟弟周恩壽及在京侄兒、侄女們一起到西花廳為六伯父80大壽祝壽。當時，總理很高興，不僅帶頭敬酒，還親自下廚做了淮安清蒸獅子頭等六伯父喜歡吃的家鄉菜。
“向工農兵看齊”
周秉宜自小喜歡美術，中學上的是中央美術學院附中。1965年夏，周秉宜即將從中央美術學院附中畢業，準備報考大學。她說，那時咱們國家正處於革命熱情高漲的年代，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學生”“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和勞動生產相結合”“青年學生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等一系列的政治學習和思想教育活動此起彼伏,紅紅火火。不知道是不是和黨在這一時期的大政方針有關，老師告訴我們全國幾所主要的美術學院最初都停止招生，有招生任務的只有中央工藝美術學院。老師說，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是全國唯一的培養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需要的實用美術設計人員的大學。實用美術設計範圍十分廣泛，在人們的社會生活中，上至國家慶典，下至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離不開美術設計。
但是，多少年來，工藝美院始終未受到附中學子的青睞，大家總有一種觀念，認為搞美術設計不如美術創作。所以報考的表格發下來，聽老師告訴大家：文化部最後決定，保留一個美術學院的招生指標，即浙江美術學院，大家也可以去報考浙美的消息時，許多同學的志願都填寫浙美。
這時，周秉宜認為作為有8億人口的大國，僅僅只有一所工藝美院顯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國家真的急需大批為社會為群眾生產服務的一線美術設計人員，自己決心報考工藝美院的決心已定，就不想再改變了。不過看到同學們的志願，多少有一絲疑惑，想到考大學對於自己無疑是人生的一個關鍵時刻，便想到應該去向伯父請教，相信他一定會給自己一個最好的指導。
“伯伯，我們畢業馬上就要報考志願了。這次我們附中同學可以報考的大學有浙江美院、戲劇學院舞美系和工藝美院，我決定報考工藝美院，可我還是想聽聽您的意見。”剛剛20歲的周秉宜在西花廳向飯後只有五分鐘休息時間的伯伯簡述自己的想法。
周恩來聽後隨之問起工藝美術學院有哪些專業。周秉宜說，有染織、陶瓷、建築室內裝飾，還有工業設計，自己想學染織。周恩來沒有直接表態，卻認真地對她說：“工藝美院學的這些專業，都和人民群眾的生活有密切的聯繫，都可以直接為工農兵服務的。現在我們國家的出口商品包裝設計粗糙，在國際市場上我們的商品價格就是上不去，影響了我們國家的換匯率，我們還需要在包裝設計上下很大功夫才行。”一聽，周秉宜心裡有了底，就不再多問什麼，只點點頭“嗯”了一聲。
幾天以後，浙江美術學院先於工藝美院來到附中進行招生考試。幾乎座無虛席，只有周秉宜獨自一人留在空蕩蕩的宿舍裡埋頭看書，因為她的高考報名表上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染織系。
1965年五一節，周秉華去西花廳看望伯伯。周恩來得知周秉華即將高中畢業，馬上問他畢業後有什麼打算。周秉華說還是去年那個想法沒有變，準備和班上幾個同學一起去山西插隊落戶。周恩來對這個回答顯然很滿意，他說：“我支持你去農村插隊落戶，做一個農民。”不過周恩來似乎還有一點兒不放心，又追問了一句，“你敢向我保證嗎？”周秉華說：“當然敢，我保證畢業以後去農村。”
周秉華滿懷信心地開始進行去農村插隊的準備，卻不料隨後的一次全市徵兵任務把他的計劃打亂了。凡應屆初、高中畢業生，無論你是什麼志向，是考大學還是去農村都得先去參加體檢。周秉華也去參加了體檢。他從小在八一學校練出來的那副好身板一下子就被西城區武裝部相中了，不多久，一份入伍通知書就直接寄來了，於是去向伯伯、七媽告別。周恩來第一句話就問：“秉華，原來你跟我說要去插隊當農民，我是很支持你的。現在又要去入伍，這個情況是怎麼回事？”
周秉華把畢業生去向的原則簡單介紹了一下，周恩來聽後想了一下，說：“我知道了。既然組織有這麼個要求，你還是要服從組織分配。不過，你想當農民，將來從部隊復員以後還可以去農村，實現你的理想。當兵是很艱苦的事，特別是到陝西。今天我和你七媽請你吃二米飯，是大米加小米的二米飯。你到了陝西，那裡沒有那麼多細糧，你可能一開始不適應，你得慢慢適應起來。”周秉華表示自己能適應，並請兩位老人放心。
告別時，周恩來拿出一套毛選甲種本（上下冊）送給周秉華，說：“現在全國都在學習毛主席著作。我和你七媽送你一套書，毛選甲種本。你到部隊以後一定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爭取做個五好戰士。”如今，周秉華回憶起這件事情時說他感覺伯伯對他沒有能去成農村，很有點不甘心的意思。後來，周秉華說，他自己特別能理解伯伯對六妹秉建去內蒙古插隊寄予了那麼大的希望。
“志在延安”
1969年初，周秉和作為北京知青（67屆初中畢業）到陝北延安農村插隊落戶，當時剛過17歲。
插隊的第二年，新疆軍區到陝北招兵，棗園村只有周秉和是唯一體檢合格的人，於是他滿懷豪情身著軍裝踏上了新的征程。
1971年初，到了新疆南疆軍分區目的地，周秉和趕忙給伯伯、七媽寫信匯報，首先報告二老一個好消息：我參軍了，我將在解放軍這座革命大熔爐裡煉顆紅心，為保衛祖國站好崗放好哨，等等。另外提請七媽不要再向陝北農村匯生活費了，隨信還寄去了自己的戎裝照片。由於郵程遠和其他原因，周秉和收到七媽的回信時已離三個月新兵連訓練結束期不遠了。
這是一封猶如巨雷轟頂的回信，鄧穎超在信中說：秉和，接到你的來信得知你已經參加解放軍，我們當然很高興，但是你伯伯專門查閱了國家徵兵的有關政策，按政策凡父母正在受審查的子女，不可參軍。你父親現正接受審查（注：周秉和的父親周同宇受“四人幫”迫害從1968年到1975年被關押7年，1979年平反），所以你的情況屬於不符合入伍政策，既然違反了政策就應改正。你伯伯已經向送你參軍的陝西省和軍區領導交代了，讓他們派人去接你，還與新疆軍區領導聯繫了，讓他們放你回，你要做好思想準備，脫去軍裝復員，繼續回陝北插隊當農民……
周秉和說，伯伯、七媽肯定知道我剛剛當了三個月的兵，好好的又送回農村插隊對我是多麼大的打擊，“讓我回農村當時真是難以接受。所以七媽說：秉和，你要堅強，想開些，還有那麼多的知青不是都在農村當農民嗎，對你的困難伯伯和我仍會繼續幫助解決，但違反政策的事一定要改正，這是我和你伯伯對你最起碼的要求……”周秉和說，自己當時必須得想得開，伯伯和七媽對他們的嚴格要求從小就習慣了，那時又是非常時期，伯伯的日子很不好過，文化大革命將他置於極其艱難的處境，更有人在他背後搗鬼，整他的黑材料。“我很難，伯伯比我更難。我很慶幸最終戰勝自我，按照伯伯的要求，回到陝北繼續插隊。”
1971年4月，當週秉和按照伯伯的要求和安排重回延安後，很多人也就知道了周秉和與周恩來的這層關係，知道總理有個侄子曾在延安插隊後當兵現又被送回來了。上級領導為使周秉和繼續安心插隊不受干擾，防止周秉和與總理的親屬關係被周圍的人們知道後會影響他的正常插隊生活，因此將周秉和調到了延安縣的另一個公社———河莊坪公社落戶。為了保密，還建議周秉和另起一個名字，於是周秉和就給自己另起了一個聽起來很革命、叫起來很響亮的名字———周志延，意為“志在延安”。
由於剛剛從環境比較優越的部隊回到條件艱苦的陝北農村，伙食相差很遠，農活消耗體力很大，周秉和的身體一時適應不了這些巨大變化，加上心情不順，剛剛下農田幹了三天的農活兒就累病了，連續發高燒做噩夢吐鮮血，後來還昏迷了，幸虧新落戶（石窯村）的知青同學們和老鄉發現後將他用驢車連夜送到延安城裡的醫院，住院打針吃藥治療很多天才好———醫生說是大葉性肺炎，如治療不及時再晚點兒送來會有生命危險。“病好回村後，隊裡給我分配了一個輕體力活的工作———在電磨房裡磨面碾米，這還是原先幹這活的一個女知青同學主動給我讓出來的，她自己則去田裡幹累活去了，這件事我至今都很感激她。於是，我的身體慢慢恢復過來。”周秉和在幾十年後回顧這段往事，仍然歷歷在目。
在醫院治療期間，周秉和給伯伯和七媽寫信匯報：“我又回陝北農村落戶了，換了個村，改了個名，就是身體不濟生了病，但現在已稍好，請二老放心。”周秉和說，但二老看來是見到自己的來信並不放心，他們肯定是從來信中察覺到了自己的情緒不太好，從部隊回農村對自己的打擊不會很快恢復過來，自己的病情也讓二老惦念，於是七媽親自操筆給他回信，她在信中說：“伯伯和我覺得能有你這樣的侄兒和小六侄女而非常高興！不知你是否病好？病後身體怎樣？我們都在惦著。希望你接信後先來一信告知，以慰我念……”當年，周秉和手捧這封特別的家書，淚流滿面。
1972年，全國範圍開始大規模招收工農兵學員上大學，周秉和聽說招生政策裡有規定“可教育好的子女”（即父母正接受審查，或出身不好但本人表現較好的孩子）也允許上大學。經過報名申請，貧下中農推薦，領導批准，周秉和於當年4月進入清華大學，學習自動化專業。
5月的一個星期天，周秉和時隔三年又在西花廳見到了日夜思念的伯伯和七媽。伯伯顯得更老了，更瘦了，但精神還是那麼好，眼睛總是那麼有神。周恩來問：“秉和，你這次上大學在家庭出身上雖然符合政策，但是有沒有走什麼門路呢？”聽到周秉和說是貧下中農推薦、招生單位審核批准、正規錄取上的大學沒有走門路的回答後，周恩來放心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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