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对一个读书人或者说知识分子的最高评价，不是做到了什么官位，而是被评价具有“士人风骨”。士人风骨指的是一个人拥有家国天下的情怀，具有吾道一以贯之的精神，秉持九死其尤未悔的信念，有纵死骨留香的坚持。
这种精神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即使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也常常闪现着光芒。最近读通鉴，看到的两个人的事迹，典型地反映出了士人风骨。一位是豫让，另一位是贯高。两个人的故事，不仅展现了士人风骨，而且对其有很好的诠释。
资治通鉴
豫让可能更有名一点，他是春秋时期晋国国君智伯之臣。在春秋时期，出现了许多游士，到处游说各国国君，希望可以采纳自己的治国之策。如果不被采纳，则立刻远走他国，继续游说。孟子就是一例。此时，臣子对君主的绝对忠诚还没有成为金科玉律。但如果人人对君主都没有忠诚之心，只为个人私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不利于天下的稳定。而豫让，就是把忠诚放在第一位的典型例子。
首先要说明的是，豫让忠诚的对象——智伯，并不是什么明主，反而是骄傲自负、贪得无厌的一个人。春秋晚期，晋国六卿专权，分别为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赵氏、魏氏。后范氏、中行氏被赵氏击败，剩余四家瓜分了晋国土地。智氏国君为智襄子，即智伯，韩氏为韩康子，赵氏为赵襄子，魏氏为魏桓子。智伯屡次在宴会欺辱其他国君或其相，身边的人屡次劝谏而不听。后竟发展为直接索要土地。韩康子、魏桓子的大臣都认为不宜直接对抗，给智伯土地，反而可以助长他的嚣张气焰，让他对两家毫无防备。但赵襄子很强硬，坚决不给。于是智伯带领着智、韩、魏三家的军队去讨伐赵襄子。赵襄子到了晋阳固守，智伯引水淹晋阳，围困了赵襄子，并感叹：没想到水也能灭一国。韩康子、魏桓子一听不由得心里一惊，因为二者的封地附近都有大河。同时，赵襄子派人与韩康子、魏桓子联络，共击智伯。于是三人引水淹智伯军队，同时一起猛攻智伯，智伯败亡，头颅也被做成了饮酒器。可见，豫让对这样一个人的忠诚，并不是出于维护明主的心理。
智伯被杀后，豫让便下决心刺杀赵襄子。一次，豫让化妆潜入赵襄子宫中修整厕所，准备在赵襄子上厕所时刺杀，但被发现了。赵襄子认为豫让“真义士也”，于是放了他。豫让又把自己全身涂漆，吞炭为哑，他的妻子都没有认出来。这次藏在桥下准备刺杀，但又被发现。于是被杀。在死之前，豫让的朋友曾经劝说他，你现在这样刺杀很难成功，何必把自己搞得这么惨。不如趁赵襄子赞赏你，你先假意敷衍他，向他求职，他必然把你当做近臣，到时想杀他就很容易了。豫让说出了自己的道理：我为智伯报仇，就是出于忠诚。如果我已经是赵襄子的下属，那么杀他就是有二心。和我本意相违背。我知道自己做的事很难，但我这样做——“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二心者也”——就是让那些以后作别人臣子还怀有二心的人想到我就感到惭愧。豫让是为天下臣子树立了忠诚的标准。臣子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君主，但如果一旦选择了，就要忠诚。豫让的刺杀，基本与智伯无关，关系的是家国天下的道德准则。
如果说豫让的事迹还容易理解，至少出发点是有的，作为臣子为君主报仇。贯高的事迹理解起来可能就有点小问题。
说到这里，大家第一个问题可能是：贯高是谁？贯高是刘邦建国后分封的异姓诸侯王张耳的门客，后来辅佐张耳的儿子，赵王张敖。张敖还是刘邦的女婿，娶了鲁元公主。刘邦在一次经过赵国停留休息时，张敖尽心尽力的伺候着，但刘邦老毛病又犯了，坐没有坐样，张着腿，不断用脏话骂张敖。张敖受得了，但贯高他们一班老臣可受不了。贯高与赵午说，我们之前的主上（指张耳）与刘邦一起打天下，都是平起平坐，现在我们主上（张敖）这么谦恭，居然还被骂！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一定要宰了他！张敖一听，自己咬破手指，流着血（古人发誓的一种形式，表示坚决）说：“你们怎么能这样说！我的先人失去了国土，没有今上哪有我的今天。我和后世子孙的荣华富贵都是当今皇帝给的，你们千万别再提这回事了。”贯高他们于是商量自己行动，事成，好处归赵王，事不成，自己承担后果。
这里是不是很怪。赵王张敖都坚决不抗争了，贯高他们依然决定要杀刘邦。这是因为有独立的士人风骨在。士人以辅佐君主为己任，但为的是家国天下，并不是为了某个人、某个家族。士人有自己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在汉代立国初期，春秋战国时期的士的遗风尚在。为了忠义，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因此，自己辅佐的人受到侮辱，就是自己受到了侮辱，自己的封国受到了侮辱，必须反击！但这件事被贯高的一个仇家知道了，于是立刻上报。刘邦本来对异姓诸侯王就心有所不安，一听居然有人想刺杀自己，勃然大怒，要求立刻将赵王张敖及其臣下全部抓起来受审。赵午他们一听说，全部争着自杀，但贯高没有，并且骂他们说，你们倒是一死了之了，人都死了，谁为我们赵王分辩这件事与他无关？于是贯高被抓到了长安，受到严刑拷打，追问他赵王是否参与。贯高被打得体无完肤，“身无可击者”，依然坚持此事与赵王无关，都是自己的策划。刘邦于是派去了贯高的老乡泄公，去套一套真话，赵王是否真的没有参与。贯高说，我这是谋反大罪，要杀我三族的，我难道爱护赵王还胜过我自己的家人吗？的确只是我个人计划。泄公于是上报了刘邦。刘邦感念他的忠心，于是赦免了张敖，并释放贯高。贯高和泄公说，我不死，是因为要替赵王辩白。如今赵王已获释，我这个背负着弑君之名的人，即使当今皇帝不杀我，我能无愧于心吗？于是，割断自己脖子死了。
豫让为智伯报仇，贯高为张敖出头，都不是出于个人私欲。否则，一位君主已死，一位君主都不愿抗争，他们都有不采取报复手段，而且可获得荣华富贵的机会。但他们毅然选择了抗争。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是非善恶不容紊，忠义是值得牺牲生命去维护的价值。这与谁当君主无关，与士人的价值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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