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位于祖国西北部、甘肃省西部，在自然地理上一般指祁连山脉与走廊北山（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之间的呈东南—西北走向的狭长地带，总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含黑河下游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这条走廊地处黄河上游的东亚与中亚的接合部，自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及欧洲等国交往的大门，同时，也通过他的外交实践，第一次张扬起国与国之间平等、诚信交往的外交理念，构建了汉与西方国家友好交往的桥梁，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经济的交流和发展，为中国汉代昌盛和后世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整个世界的文明与进步注入了新的活力。史学家司马迁称赞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河西走廊有过辉煌的历史，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地位。
但说到河西走廊，我们不由得想出到了长歌当哭的西路军，想出到了凶残至极的马家军……
河西走廊——通往文明与繁荣的“民族走廊”
在河西这个民族活动的历史大舞台上，汉族以及东方来的党项族、满族等，北方蒙古高原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蒙古等族，南方青藏高原来的羌、吐谷浑、吐蕃等族，西方来的昭武九姓和其他胡人、回族、哈萨克族等，以及从这里西出的乌孙、月氏等族，东去的沙陀等族都曾同台或轮番演出过一幕幕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远的暂且不论，自汉武帝开拓河西以来的两千多年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少数民族在河西历史舞台上担任主角。多民族的共同开发建设，赋予河西历史文化多元互嵌共生的内涵和民族浑融的斑斓色彩，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融合发展的民族命运共同体。
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民族走廊”这一概念，位处丝路主干道的河西走廊正是我国一条路线最长、历时最久、规模最宏大、文化积淀最丰厚的民族走廊。河西走廊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公元1247年，代表西藏僧俗各界的政教领袖萨班与蒙古汗国皇子阔端，在凉州（今武威市）就西藏的归属问题举行了著名的“凉州会谈”。会谈的成功使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的版图，成为祖国神圣领土永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永远不可或缺的成员。河西走廊为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建树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勋。
河西走廊不仅仅是国内许多民族交往共生的走廊，从更广阔的视域上来看，还是贯穿亚欧大陆的国内外不少民族友好交往交流的历史走廊和重要过渡地带。
早自西汉张骞“凿空”不久，粟特等中亚﹑西亚民族就大量涌入河西，及至唐五代时期达到高潮，粟特等民族胡文化亦随之传入，遂为河西当地的社会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和营养，使这里的文化面貌呈现出新气象。如当时敦煌辖有13乡，其中从化乡为粟特人的聚居之区，散居他乡的胡人亦不少，敦煌当地的民风习俗诸如赛祆﹑婚丧﹑服饰﹑饮食﹑乐舞﹑体育等，无不受其浸染。又如隋唐时期的九部乐中，西凉乐、龟兹乐、天竺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都是经由河西传入中原而盛行于宫廷的。至于西域百戏、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也是在河西流行并风靡于内地的。
河西走廊对于我国和世界历史的作用及贡献还不仅仅体现在“通道”上，河西走廊还是中西文化交流、整合、交融及其创生衍化和发展嬗变的加工场、孵化器和大舞台，是文化创新的高地。
作为丝绸路上的“黄金路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内地后，大多首先要通过河西走廊进行中国本土化的过程，或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交流、整合后再继续东传。同样中原文化向西传播亦是经过河西发生文化的交流交融。河西走廊在整合文化资源、创新文化智慧方面有着独具特色的优势。
佛教文化与西方歌舞艺术的传播就是如此。作为外来宗教，佛教欲在中华故土上传播发展，欲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必须要适应中国原有的文化氛围，适应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与审美意识，运用中国的话语表达方式，这就首先需要进行一番“中国化”的改造与更新过程。史实表明，河西作为佛教进入我国内地的第一站，率先在敦煌、凉州形成了佛经翻译、传播中心，率先成为佛教“中国化”的创新之地。据《高僧传》卷一记载，被誉为“敦煌菩萨”的月氏高僧竺法护，率领一批弟子率先在敦煌组织了译场，“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法经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功也。”竺法护被认为是当时最博学的佛教学者，是佛教东渐时期伟大的佛经翻译家，开创了大乘佛教中国化的新局面，奠定了汉传佛教信仰的基本特色。正是由于竺法护开创性的贡献，使敦煌实际上成为大乘佛教的发祥地。
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其艺术形象源自印度，是佛教天国中的香神和音神，即专司香花和音乐的佛教专职神灵，莫高窟中的飞天多达6000余身。飞天形象传入敦煌后，经不断地交融发展、艺术创新，完全摆脱了印度石雕飞天原有的样式，以全新面貌展现于世人面前，美不胜收，与印度的石雕飞天已非同日而语。
长歌当哭——血染祁连山
1936年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向西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河东敌情变化，计划终止执行。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令过河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占领宁夏、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络，随即颁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该纲领规定，四方面军主力南进西兰通道地区，以3个军的兵力渡黄河攻占宁夏，但由于敌情变化，军委命令屡有变更，致使四方面军主力张国焘所属司令部未能全部渡过黄河。
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电令渡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
西路军下辖三个军：红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红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全军计21800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占40%左右。
古浪战役纪念馆。
古浪战役纪念碑。
1936年11月在古浪一役中，虽然歼敌5000余人，但自身伤亡2000余人，9军参谋长陈伯稚、一个师长、一个师政委以及大部分排以上干部牺牲。军长孙玉清被撤职，由一方面军将领李聚奎接任。由此，西路军就在该地点进行大规模的惨烈战斗，部队严重损耗，由21000余人锐减至15000余人，渐渐陷入绝境。
1937年1月高台战役，红5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及以下官兵2000多人，除少数突围外，其余均壮烈牺牲。
3月12日西路军九军和妇女抗日先锋团二营，为掩护总部和三十军进山，在梨园口南侧的山头进行阻击。血战中，九军损失两个团，军政委陈海松等10多名团以上干部及妇女抗日先锋团40余名战士英勇牺牲。总部指挥余部向祁连山康隆寺撤退。3月18日，红9军原军长孙玉清被俘。5月下旬，将孙玉清残忍杀害。孙玉清牺牲时年仅28岁 。
2-3月间，马步芳、韩起功勾结甘州地方民团，将西路军被俘人员中老弱病伤残或反抗者2000余人，先后惨杀活埋。同一时期，马步芳将河西解往西宁的红军被俘人员6000人中，除编入"补充团"者外，有2000余人被杀害。
在没有救兵、没有供给，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导致西路军全军覆亡。西路军战死者7000多人，被俘1200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6000多人，回到家乡者3000多人，经过营救回到延安者45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1000多人。 仅余400多人的西路军指战员溃至新疆。
1937年12月14日西路军的一批领导干部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明、曾传六等离新疆开迪化（乌鲁木齐）去延安，其他人员除留少数继续学习外，大部分于1940年2月5日回到延安。
西路军2.18万人全军覆没，军级将领董振堂、孙玉清、陈海松、陈伯稚、杨克明等长眠于此。李特、黄超进入新疆后于1938年国途经新疆的王明以托派分子名义杀害。王树声、李先念、李卓然，曾传六、程世才等军级以上领导人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延安，他们和徐向前、陈昌浩等人一大批红四方面军干部被划归张国焘路线，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是中共历史上一段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话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17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就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发出通报。通报称，长期以来，祁连山局部生态破坏问题十分突出。在中央有关部门督促下，甘肃省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情况没有明显改善。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督查情况汇报，对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刻剖析，责成甘肃省委和省政府向党中央作出深刻检查，由中央纪委监察部按相关程序对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8名责任人进行严肃问责。
通报要求，要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抓紧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要组织开展经常性的环境污染问题排查、检查、督察，加大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力度，形成强大震慑，倒逼责任落实。要加强生态环境执法，严格事前事中事后监管，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要抓住破坏生态环境的典型案例不放，严肃查处、公开曝光，让破坏生态环境者付出代价。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何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发展绿色经济，用经济发展的成果反哺生态保护，这是陇原儿女必须沉思一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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